刘长乐：世界潮流中的中国信仰

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这是对中国文化不了解的误读。

世界对于中国，究竟有多少了解？

中国电视台对欧洲、美洲、亚洲三十多个中文台台长和播音员作了一次调查，调查题目有两个：一个是：“孔子、苏东坡、鲁迅、李小龙，你认为谁是中国的名人？”答案几乎都选的是李小龙，只有一位韩国人认为是孔子，因为韩国认为自己是儒教国家。另一个题目列出四位美女，问：“西施、杨贵妃、林黛玉、巩俐，谁的知名度最高”？答案清一色全都是巩俐。

这个小调查的结果说明，许多人连中国文化的基本常识都没有。可是他们在追随西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看到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带给中国的乱象之后，就盲目认定了一个谬论：中国人没有信仰。

新自由主义大潮退去，丛林法则已成落日余辉，真的金子这才显现出来，那是中国人所拥有的把持千年的精神信仰。中国人的信仰，能够给今日世界提供借鉴。

中国的贵族精神，在于真“士”的信仰。

一个有信仰的人，行为必定与其信仰相符合。有信仰的人才会有所敬畏，认认真真地凭籍良知做人做事。

士，大约成型于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孕育出的独特群体。尽管其中一部分人也走上沽名钓誉、谋求功利之路，但也有一部分人能抱守价值信约，恪守人格价值。汉代以后，科举制度兴起，“士”风日下，士转为仕的方便之门打开，原有信仰几近崩溃。然而“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仍旧是中国文学中理想的士文化的道统。这种信仰，是中国的贵族精神所在。

贵族精神，是教养和责任，而并不只是一个阶段。不仅要对自己负责，还要有担当，承担起公共责任。孔门弟子子路与人作战，宁可被打死，也要先把帽子扶正再说，那是贵族对于荣誉感最后的守候。此外，战斗中还有许多规矩，像“不杀二毛”（既不伤害头发花白的人），在今日看来也颇为不可思议。你尽可以笑他们痴傻，但你不能不承认，那是一个充满信仰魅力的时代。

梁启超先生1922年曾说：“信仰是神圣的，信仰在一个人为一个人的元气，再一个社会为一个社会的元气。”如梁启超先生，便是近代以来把持中国真“士”信仰的人，他并非一定“学而优则仕”，但是他进可为官、指点江山，退可归田园，激扬文字。他以自我的信仰书写自己的人生与壮志凌云的抱负，却能够不急、不慢、不骄、不躁、不卑、不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认真做事，干净做人，这样一种真“士”的信仰，正是中国的贵族精神。

中国为商的道德，在于“儒”商的信仰。

商业必然导致贫富有差距。孙中山先生关注贫富差距时说：“近世的资本发展，诚如佐治亨利之《进步与贫乏》一书所云：现代之文明进步，仿如一尖锥从社会上下阶级之间，突然插进。其在尖锥之上者，即资本家极少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上升。其在尖锥之下者，即劳动者大多数人，则由尖锥推之下降。此所以有富者愈富，贫者愈穷也。”

由于商业造成阶级分化的定数，就要求商人必须具备精神信仰。儒商鼻祖是孔子的弟子子贡。在中国古代，当社会迅速商业化和道德沦落时，人们呼吁建立以儒学价值观为基础的商业伦理与道德规范，目的是促进商业和社会的良性发展。

今天，面对经济衰退与金融危机中的信仰沦落，已经有人在研究、复苏中国儒商文化，儒家意义的商人，提示我们，在世界范围的一切经济活动中，操盘者如没有文化信仰，商业都会变成吃人的行业。儒商，就是要求商人无论从事什么行当，都要优先考虑它的人文含义，而非仅以盈利为唯一目的。

中国人的和谐之道，应当成为世界的信仰。

今天，世界文化在加剧。我们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平等、和谐的世界。在当代人类历史上，还未曾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如此需要中国的信仰来引领世界迷途知返。

和谐是《易经》的关键词。《易经》以“人文化成天下”而建“文明”。中国人有和谐的信仰。中国文化是和谐的文化。中国人熟谙和谐智慧。比较中西文化时，梁漱溟先生曾得到一个简单结论：西方文化是“意欲向前为其根本精神”，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为其根本精神。

2009年10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认可他为世界哲学和社会政治思想做出的巨大贡献。决议称孔子理念体现“最高境界的道德质量”和“促进人类和谐”。

2013年9月21日，世界和平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会堂，以中国儒家文学为素材、融合西方表达的大型交响乐《人文颂》响彻巴黎。

21世纪，和谐公正，应当是世界信仰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智慧，正在真正走向世界信仰的核心。

前车之鉴：固守信仰的堤坝

苏联解体，首先是原有信仰的崩溃。当年信仰的崩溃，是内外合力的作用下所致。

美国中情局原局长艾伦·杜勒斯在美国国际关系委员会上发表的演讲中有这样一段话：“人的脑子，人的意识，是会改变的。只要把脑子弄乱，我们就不知不觉改变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并迫使他们相信一种偷换的价值观念。用什么办法来做？我们一定要在俄罗斯内部找到同意我们思想意识的人，找到我们的同盟军……我们将不知不觉地，但积极地和经常不断地促进官员的恣意妄为，让他们贪贿无度，丧失原则。官僚主义和拖沓推诿将被视为善举，而诚信和正派将被人耻笑，变成人人所不齿和不合时宜的东西。”

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坚持自己的价值体系，固守自己的信仰，是大国崛起中面临的极大考验。

1916年9月15日阴历八月十八观潮节，孙中山先生第四次到浙江，面对钱塘大潮、心怀中国革命洪流，有感而发，写下了值得后世时刻警惕的千古名句：“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治则昌，逆之则亡。”

而在其为中国大国崛起撰写的巨著《建国方略》中，他这样阐释了这句话蕴含的真谛：“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心。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此原则行之于人类当数十万年矣。”

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文化大师费孝通指出：“现在世界正在进入一个全球性的战国时代，是一个更大规模的战国时代，这个时代在呼唤着新的孔子，一个比孔子心怀更开阔的大手笔……”

这是一个充满忧患而需要大智慧的时代，需要各种不同文明通过积极对话，各美其美、各长其长、互美互长、和平共处。

世界信仰之花，在不同文明的融合中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