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要坚持立场 在写作中要“无党无派”

责任

历史一不遗忘，二要宽容

莫言以讲故事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表达。对于社会与历史的思考，他说道，共同遵守规定，全球才会有好天气。他回忆起他1987年第一次去德国访问的情景，一件事是在东柏林，那时柏林墙还高高耸立，他们感叹这个墙的坚固。过了几年，第二次去德国，柏林墙已经荡然无存，据说只在某个地方保留了很短的一部分。当年兴建时，唯恐它倒掉，但无论多坚固的墙，人想推倒也会推倒。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个老太太拿着雨伞在他前面，忽然她一转身雨伞一甩，雨伞锐利的尖头碰到他的眼角，眼泪和鲜血同时流下来。只见那位老太太满脸是汗，两眼流泪，浑身颤抖连声道歉。莫言要走了老太太还跟在后头道歉，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当时同行的人说可以起诉她，莫言却觉得，“伤害”了他的老太太内心的痛苦远比他眼角的痛苦要深。一个人无意中伤害到别人时，内心的痛苦不会亚于被伤害的人。“我们确实应该宽容无意中伤害别人的人。同行作家还开玩笑，幸亏你眼睛小。所以事物都有两面。” 　

莫言还说道：“还有一件事，当时德方请了好几个学中文的女孩子，其中一个叫汉娜，她带我们到汉堡的家里做客。她父亲是位白发老人，汉娜给我展示她父亲一个小小的铁皮鼓。我们知道了汉娜父亲是纳粹当年童子军一员。然而他看上去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在家做园丁、热情招待我们。慈祥的、勤劳的老人如何与纳粹铁皮鼓联系在一起呢？这就是历史。这让我们认识到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在特殊环境下，很多有严密思维、很高智商的人也未必不会随波逐流，未必不会干为后人所诟病的事。历史一不能遗忘，二应该宽容、原谅。”

作家在写作中要“无党无派”

对于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莫言表示，许多事件在创作中奠定了一颗颗种子。全球化讲了很多年，它很像一种福音，人和人交流更便利。但似乎也是一种噩梦，很多东西变得统一、标准化。文学、艺术如果标准化很可怕，在这个时代，如何保持文学艺术语言独立的个性，是各国作家、学者、人们面临的课题。一方面我们欢呼全球化，一方面我们抵制全球化，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立场上。

无论什么时代，作家都要有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党有派”，但在写作中要做到无党无派。生活中的政治观点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你的小说里，其他的艺术作品里，写作要客观、有高度。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观点与你描写的人物观点不一致，就刻意贬低你的人物，伟大的作品不应该有这样的缺陷。

社会向上的力量作家不应忽视

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作家都应该是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者和黑暗人性的剖析者。但作家也应该是社会变革与进步、人性善良与美好的发现者。人类之所以能比较健康地延续，因为人群中、社会中有正常的积极向上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作家也不应该忽视。无论在什么时代，作家都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念头。应该与老百姓平起平坐，是其中一员。作家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群众的代言人，这样说可能太绝对，可能有作家有能力代表群众讲话。但如果作家自己的生活经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作家从自我出发的创作，也许会幸运地表达出群众共同的心声。

此外，莫言表示，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作家都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作家要做有心人，要站在人的角度，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进行观察和研究。生活中作家可以嫉恶如仇，但写作中即使书中描写的一个恶棍，也要对其有理解和同情。作家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实践者，每个人都是生活一分子，必须和社会产生千丝万缕联系，即便你十天半个月不出门，也不意味你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作家的职业要求不仅是亲身参与社会生活，也要站在更高角度上冷静思考。

态度

作家应该自我反省

莫言还谈道，写作是一种自我完善。作家应是自我批判者，有自我反省能力，在认识自我基础上，理解人性宽度深度。“这一点对我目前的写作至关重要，我写作中不乏对社会、别人的批评，但如果冷静分析，你对伤害你的人深恶痛绝，你也许在无意中也伤害过别人，别人对你也深恶痛绝。很多优秀的作家都看到这种反省。这种对个人的反省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民族、国家的反省。对矫正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也能产生巨大作用。”

在艺术的创新上，莫言表示，作家都应该对艺术创新有不断追求，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创作上作家应该有敢于失败的勇气，也许人们现在不理解，将来会理解，一部分人不理解，另一部分人会理解。作家应靠作品说话，一时的毁誉，甚至激烈批评，都会随时代洪流淘汰干净。把作品写好是最重要的。作家面对稿纸和屏幕要我行我素，不应该去迎合什么，乞求什么。就在这样一种自由的心态下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作家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过去我们常常指定作家应该怎么写，配合什么运动，这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作家还是应该想怎么写怎么写，写他最乐意写、最善于写的。

文学艺术核心“燕归来”

对于信息化时代文学面临的新挑战，莫言说道，文学目前的状况，不是一个新问题。十几年前他曾读过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读书时写的文章，当时也是对小说、文学前途深感忧虑，由于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几十年后，我们重复这样的话题，忧虑依然存在。

莫言引用一句诗，“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认为如果文学的衰退和被其他艺术形式代替是无可奈何，但下一句来了希望，即便是小说不行了，也许有别的形式代替小说，核心还是同样的艺术之神，还是对人的命运描写、抒发、思考，“燕”是一样的。似曾相识的燕子还是不断飞回来。微阅读时代的来临，但事情不能用绝对化去判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热情发展，也不排除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会受到关注。多种题材都会并存，会得到自己的读者。

商业化大潮中冷静书写

莫言对当下的语境也表示，面对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点定力。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也掀起一场商业化大潮，很多人下海，为的是赚钱。这时候，有一批人没有受到外界干扰，而是冷静地躲进书房，开始写作，比如陕军东征现象。当时陕西的作家，一下子推出了几部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那些下过海的作家有没有一些后悔？

莫言说道：“因为当时我也没经得住诱惑，跟几个朋友一起写电视剧去了。但我看到平凹他们的小说东征到北京了，我们赚了小钱人家干了大事。并且从赚钱角度，我们赚了电视剧的钱，但陈忠实《白鹿原》后来卖了几百万册，贾平凹的书没有盗版的话他会是中国最富有作家之一。有的人一辈子可以干很多事，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干好一件事。像我这样中等偏下的智力干一件事比较好。面对纷繁社会现象，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标准，作家要有自己的标准，任你千变万化，还是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