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葛红兵：莫言得奖由于“一直坚持民间立场”

当年拍摄电影《红高粱》时，莫言（左二）与姜文、张艺谋光着膀子合影，左一为巩俐。

早报记者杜方舒

莫言获得诺贝尔奖后，很多文学界人士表示祝贺。祝贺之余，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是诺贝尔奖会选择莫言？

著名作家葛红兵昨晚告诉早报记者，莫言之所以获奖，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他对中国启蒙传统做了反悖，找到了民间和地方性；二是他擅长民间话语、方言等表达；三是他一直坚持民间立场。

民间立场和地方性

东方早报：诺贝尔文学奖给莫言的颁奖词是“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而其实莫言在后期似乎已经摈弃了魔幻现实主义的写法，更多地用朴素的民间叙述。评委会是不是“看偏了”？

葛红兵：魔幻现实主义不是严格的概念，对于莫言来说，魔幻是一直存在的风格，不管是《丰乳肥臀》，还是《檀香刑》。而他的“魔幻”，和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不一样，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和长期的殖民统治有关，它是当地语言同殖民地语言之间的互动关系。莫言只是反映了山东高密语言，那里的仪式、民间想象、对大自然万物的崇拜，而这些是被现代化所消解的，莫言唤起了我们的记忆。他那种超自然的想象，恰恰被西方人读懂了。这种超自然的想象，和我们的现实主义理解是不一样的。

西方人读懂了这一点，实际上和他们的人类学体系一样，葛尔兹人类学思想在西方崛起之后，“民族志”的书写方式兴起，人们开始用民族志的方式讨论人与人的生存关系，而在这之前，西方人都试图通过统一的东西去理解世界，而在这之后，他们知道文化需要以自身逻辑去理解。

莫言对胡适做了反悖，胡适那批人试图用西方解释中国，莫言恰恰相反，他找对了土壤，采用民间叙述的方式写作。这可以让他的作品达到价值和逻辑的平衡。

寻根潮哺育了莫言

东方早报：莫言的民间叙述和当年的寻根文化有何差异？

葛红兵：当年的寻根，说到底还是政治上的理解，没有走向深层的民族志书写。但是那个年代的寻根潮，哺育了莫言，让他在1990年代末期写出《檀香刑》。

东方早报： 曾看过你为苏童中篇小说集写的一篇后序，您对苏童的评价很高，在您看来，莫言和苏童，以及其他1980年代的那批作家有何不同？

葛红兵：苏童是个童话般的作家，非常优秀。但他是南方人，这意味着他和莫言相比缺少一个优势条件。因为当代汉语写作是以北方话为基础的，所以苏童在创作的时候需要先把吴语内译为普通话。在这个方面，苏童和贾平凹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贾平凹写《秦腔》时怕上海人看不懂。而莫言没有这种障碍，他可以放纵地操控自己的地方语言。

这种做法其实需要很大的勇气，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有作家开始采用自己的语言写作，比如南方作家的粤语创作等，成功的人并不多。包括莫言也不被很多批评家看好，很多人觉得他的语言很聒噪，但是他却坚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声音。莫言之后，韩少功、贾平凹等人逐渐摸索到了莫言之前的路子。

不过贾平凹的作品太难翻译，我曾经让我的一个英国留学生翻译贾平凹作品，他觉得难得不行。当代作家里，还有一个人分量很重，那就是阎连科，不过他的故事系统还没有被西方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