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作家要坚持立场 在写作中要“无党无派”

莫言

在十月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奖即将拉开序幕之时，人们的关注点，再一次聚焦国际文化交流领域。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落下帷幕之时，近日来自中国和德国的大牌作家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柏林文学论坛等单位的邀约之下，来到北京，探讨全球化、信息化大时代下，之于文学、之于作家的责任以及他们面对新挑战时的思考。

参与论坛的名字可谓“星光灿烂”，中方作家，包括莫言、贾平凹、刘震云、李洱、方方、毕飞宇、苏童等；德方作家则有曾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奖的福尔克尔·布劳恩、德国图书奖得主乌尔苏拉·克雷歇尔等。在中国作家莫言去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在国际文化交流方面，中外视角也有了一些新的关注点。

长久以来，从欧洲角度来看，中国是异域和令人费解的化身和代表地——这一观念不仅与这个文化圈所处地理位置上的遥远和陌生有关，还与中国文字的不可阅读性相关。然而近来，随着对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越来越强烈的关注，这种疏离开始逐渐走向消解。

正如德国柏林文学会论坛主席乌尔里希·雅内茨基表示的，在德国公众中清晰可见的文化需求，即体验一个不再是政治层面的固定图像，而是从文化上被立体表现出的中国形象。德国人希望理解“真实的”中国，获得对中国人生存和生活状况“真实可靠的”写照。如何表现当前不断变迁的中国现状，成为许多中国作家的主题。那些知名作家以及“大作家们”所撰写的划时代长篇小说和“年轻作家们”在网络上产生的传记文本都在研究现实，护卫文化记忆，他们为展示和传播在中国当今个体的生活经历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彼地同此地，因为我们从译作中阅读到他们在作品中所塑造出的现实。

在论坛上，中德作家就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文学与传播，创作自由与社会，文学、性别、侨移等与当下全球化语境密切相关的话题进行了探讨。

名家观点

更加详尽尖锐地掌握所在的世界

德国著名剧作家、诗人福尔克尔·布劳恩认为，一个经济上迅猛增长的国家，能够和必须同时发展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并且以此为世界提供另类的生活方式树立榜样。文学领域亦是如此。文学如今在询问人类：文学“超越边界”，那些新的技术方法仅仅是交际的迅捷形式。决定性的是：文学愈加详尽、尖锐地掌握它所在的世界部分，就会对世界意识做出更多的贡献。

文学可以激活文化记忆

对于在全球化时代作家对本土文化特质的贡献，德国作家米夏埃尔·伦茨表示，最理想情况下，通过文学虚构——文献记录性的加工处理，作家能将不为人所注意的原始资料，重新提升到文化意识中，或者让它首次跃入到历史学家眼帘，受到关注。文学可以创造出自己的记忆系统，再次激活文化记忆中隐藏的内容或被摈弃的内容，让它重见天日。第二个回答是，语言反映各领域的统治现象。语言又反映了作家的自我理解。人们超越语言的界限，却几乎无法为普通语言所接纳。作家对语言的创新超越，也并非是什么特例。作家是代表，代表自己，也代表其国家的文化意识。

时代决定了创作的品种和命运

中国作家贾平凹表示：“每天的新闻包围着我，太多的冲突和动荡，太多的病疫和灾难，使我紧张而惶恐，面对着写作、茫然、挣扎，甚至常常怀疑到写作的意义。正如人人都知道人最后是要死的，却仍是先活着，几十年前我选择了写作，几十年后写作选择了我，那么，现在怎样去写作呢？我看到这样一句话：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我是认可它的判断。从世界看中国，从中国看世界，人类是出现了困境，如果说战争、动乱、猜忌、威胁，都是因经济衰退、环境污染、能源匮乏、价值观混乱造成的。而究其根本，文化的认同和对抗仍是主要的原因。人类困境的突围到了了解不同文化，包容不同文化的必经之路。这是当今政治家们的事，同样，也是文学艺术的事。文化越是需要认同，文学艺术越是需要表现自己文化的独特。文学艺术正是表现了自己文化的特性，混乱的价值观才能明晰走向，逐步共存或统一。”

他认为：“作家艺术家生存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决定了我们的品种和命运，只有去记录去表达这个时代。以我个人而言，我想，我虽能关注，观察这个身处的社会，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开不了药方，我难以成为英雄，我也写不出史诗，我仅能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晨报记者刘婷

论坛上，乌尔里希·雅内茨基认为，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德语作家们的地图，也同样改变了中文作家的地图。尽管不同国家间存在边界，幸而那些价值卓绝的翻译作品使作家们的文本流转于世界各地。中国作家们在欧洲的重新被发现正在进行，这一现象的推动力首先归功于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正如莫言所表示的，面对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点定力。

责任

历史一不遗忘，二要宽容

莫言以讲故事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表达。对于社会与历史的思考，他说道，共同遵守规定，全球才会有好天气。他回忆起他1987年第一次去德国访问的情景，一件事是在东柏林，那时柏林墙还高高耸立，他们感叹这个墙的坚固。过了几年，第二次去德国，柏林墙已经荡然无存，据说只在某个地方保留了很短的一部分。当年兴建时，唯恐它倒掉，但无论多坚固的墙，人想推倒也会推倒。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个老太太拿着雨伞在他前面，忽然她一转身雨伞一甩，雨伞锐利的尖头碰到他的眼角，眼泪和鲜血同时流下来。只见那位老太太满脸是汗，两眼流泪，浑身颤抖连声道歉。莫言要走了老太太还跟在后头道歉，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当时同行的人说可以起诉她，莫言却觉得，“伤害”了他的老太太内心的痛苦远比他眼角的痛苦要深。一个人无意中伤害到别人时，内心的痛苦不会亚于被伤害的人。“我们确实应该宽容无意中伤害别人的人。同行作家还开玩笑，幸亏你眼睛小。所以事物都有两面。”

莫言还说道：“还有一件事，当时德方请了好几个学中文的女孩子，其中一个叫汉娜，她带我们到汉堡的家里做客。她父亲是位白发老人，汉娜给我展示她父亲一个小小的铁皮鼓。我们知道了汉娜父亲是纳粹当年童子军一员。然而他看上去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在家做园丁、热情招待我们。慈祥的、勤劳的老人如何与纳粹铁皮鼓联系在一起呢？这就是历史。这让我们认识到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在特殊环境下，很多有严密思维、很高智商的人也未必不会随波逐流，未必不会干为后人所诟病的事。历史一不能遗忘，二应该宽容、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