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作家刘慈欣：科幻写作正把科技妖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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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是当代中国最红的科幻作家，也是以写“硬科幻”著称的作家，在他看来，科幻最本质、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与科学技术有关的创意。

令他担忧的是，现在的科幻写作与他所认为的科幻精神——天真的思维方式、大无畏的童心、开拓进取的精神、对科学的积极态度渐行渐远，而是在向把科学技术妖魔化、把未来黑暗化的方向发展。

科幻的骨子里是天真

记者（以下简称记）：今年7月，你的作品《三体》获得第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因为科幻文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被归为儿童文学门类，承担着引发孩子科学兴趣的责任。对科幻的这种功能你怎么看？

刘慈欣（以下简称刘）：以前的科幻作品确实能够产生这种效果，能够激发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好奇心，开拓视野，包括凡尔纳，还有“科幻三巨头”海因莱因、阿西莫夫、克拉克的一些作品都有很明显的少儿文学倾向。

明末清初，中国科幻一诞生就承担着使命。后来，不管是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还是鲁迅先生翻译的凡尔纳小说，都是为了传播科学，开启民智，有着很明确的使命感。到了上世纪50年代，受苏联影响科幻发展到了极致，就是为了普及科学。这导致那时的科幻小说在文学上很简单，里面的人物塑造，文学手段，都被当成普及科学的工具。那时的科幻是百分之百的儿童文学，里面常有一个白胡子的科学家为大家解答问题。许多中国人心中的科学家形象就是在那个时候形成的。当然也有例外，比如郑文光的有些作品。

记：科幻文学似乎总是更受充满好奇心的年轻人欢迎。这是为什么？

刘：这是很自然的现象。科幻文学，至少是我写的这些，骨子里就有很天真的东西，这和孩子的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了童心，那科幻文学对他也就没有吸引力了。

我受克拉克的影响很深。他的墓碑上有他的一句话：“我从来没有长大过，但是从来没有停止成长。”这是科幻文学的一个很本质的东西，科幻文学从来没有长大过，但也没有停止成长，它总有一个天真的核心在里面。黄金时代“三巨头”的作品，特别是克拉克的，都有很天真的东西。既然我们在幻想未来，那就证明我们身上还有没有老去的东西。

记：你所说的这种天真的内涵是什么，对孩子能有什么样的影响？

刘：天真不等于浅薄和幼稚，这里的天真是一种信念，一种思维方式：坚信人类可以了解宇宙，通过科学可以创造出种种奇迹，开拓美好的未来；坚信人在宇宙中可以生存下去，可以看到宇宙中最精彩的奥秘，能航行到宇宙的边界。

你说这个东西天真不天真？现在的科学技术能为我们揭示的人所能达到的能力，是远远低于科幻小说中所描写的能力的。你要是没有大无畏的童心，肯定不会往这方面想。

所以在本质上，科幻文学和儿童文学的思维方式有相通之处，科幻的这种天真，也能够吸引孩子对科学的兴趣，对探索宇宙奥秘的兴趣。

当然，这是科幻文学中的一类，像反乌托邦文学《1984》天真吗？肯定不天真。但我所喜欢的科幻文学是天真的。

我不赞同现在的科幻把科学技术妖魔化

记：现在像上世纪80年代及以前那样的科普型科幻似乎已经销声匿迹了。而相对于描写未来科学带来的奇迹，很多科幻作品似乎更致力于描述科学技术带来的负面效应，展现出黑暗的人类、地球和宇宙的未来。你对科学的态度是什么样的？

刘：现在的科幻已经很复杂了，开始面向成人了。整体的科幻发展趋势都是在把科学和技术妖魔化，它们描写的未来很黑暗，认为这个黑暗是由科学导致的。

我是一个对科学持正面评价的人。科幻一方面可以展示科学的神奇，另一方面还可以把不同的未来世界摆在我们面前，使我们的思维更开阔，哪怕是黑暗的，也至少给你一种可能性。

科学技术本身没有好坏，关键看我们怎么应用。但是不发展技术的危险更大，人类一个星期之内就会崩溃。举个例子，粮食不能吃太多，吃太多会“三高”，但这不能影响我们对粮食的尊重，没有粮食，我们活不下去。科学和粮食的地位是一样的，尽管有各种负面作用，但没有它不行。要尊重它，不能把它妖魔化、黑暗化。

所以我是不赞同现在科幻小说的趋势的。

记：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是科幻作为一种儿童文学形式达到巅峰的时代，为什么科幻会一下子由儿童文学变成“黑暗文学”？

刘：上世纪80年代后，科幻作家就有一些反动的趋势，像是要摆脱儿童文学这个名声的枷锁，以至于科幻界产生了“儿童文学恐惧症”，生怕和儿童文学沾边。科幻界也开始挣脱科普的镣铐，结果到现在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科普型的科幻完全看不到了。

这是整体的大趋势，不光是科幻，还有其他的文学，现代派文学和后现代派文学等，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本身充满死亡的、坟墓的气息，很少见到乐观的、阳光的东西。科幻属于文学的一种，所以这种大环境它也逃脱不了，甚至表现手法各异。特别是新浪潮运动后，科幻要向主流文学靠拢，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这方面的影响，所以你写光明的、乐观的未来，就变成了浅薄、幼稚。

记：按照你的说法，整个人类社会都得了抑郁症，科幻文学也得了抑郁症，偏离了传统科幻的轨道。

刘：早期的科幻文学有进取精神，就像《天渊》最后的那句话一样：我们学习、再学习，飞得更高、更快、更远。也像《星际迷航》的最后一句话：宇宙就是我们最后的边疆，我们要探索无穷的未知世界。整个是一个很进取的心态，一种人类没有抑郁症的那个时代的心态。就像大航海时代，我管他航海为了什么，目的未必崇高，可能也是为了赚钱，把香料弄回来卖，但是很开拓、很进取，会给人带来积极的影响。

现在的这个人类社会渐渐地变得内向了，我们已经不再向外进取了。前段时间，美国一个宇航局的负责人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上世纪70年代我们登月，我还是宇航局的一个年轻工程师，那时问我周围的人，90%都认为我们20年之内要登上火星，而现在，90%的人认为我们20年之内连月球也去不了。就这么个差别，进取心没有了。

不止科幻，整个西方的航天事业都非常没有进取心。航天事业就是人类现在的精神状态的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南针。现在航天的发展变得越来越实用了，以前的目标在天上，在宇宙中，现在的目标在地上，我往上飞，是为了下面的人过得更舒服。这个心态会影响到科幻小说，使得科幻小说的那种向更高、更远的边疆开拓的心态完全消磨掉了。

科幻文学正因“去天真化”而衰落

记：对于这种黑暗化的倾向，除了大时代的影响，还有科幻文学自身的原因吗？

刘：阿西莫夫在自传里对这个现象说过一句话：“美国的科幻文学发展起来以后，外面很多人都看到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一个能赚钱的地方，所以很多从事其他文学的人都纷纷涌入这个领域。这些人对科学没有同情心。”

国外和咱们中国一样，社会科学领域、文学领域的人对科学的态度，和理工界对科幻的态度是完全相反的。这两者是泾渭分明的两大阵营，一边是科学主义，一边是反科学主义。所以很多对方阵营的、反科学的人都进入了这个领域，而这些人就像阿西莫夫说的一样，他们对科学没有同情心，对未来没有乐观心态的人。

当然，导致科幻文学成现在这个状况的原因很复杂，和社会大环境也有关系，和科学技术目前的发展状况也有关系。但是总的来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说，现在的科幻文学，用它启发孩子对科学的热爱真的是很难，至少目前是这样，国内国外都一样。

记：科幻新浪潮运动以后，一些科幻作家的描写侧重点由科技和宇宙变成了社会和人性，之后美国的科幻文学却反而走向了衰落。在你看来，这种衰落是否与“去天真化”有关？

刘：美国科幻文学的衰落就是因为抛弃了当中很天真的东西，科幻文学主动地做出努力，向文学靠拢，最后也不成功。这个过程就是把天真的东西抛弃的过程，也是它一步步走向衰落的过程。它在失去一些东西，一些很核心的东西。这让年轻的读者远离科幻。

相反，美国科幻电影之所以现在兴盛起来，也恰恰是因为把握住了这种天真的东西。美国的科幻电影和科幻文学差别很大，现在的科幻电影风格为什么取得这么大的成功，除了制造奇观，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就是好莱坞出产的科幻的核心文化确实是很天真的思维方式，很像是上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科幻黄金时代的风格，《星球大战》电影里核心的东西就是很天真的。

当然，美国科幻衰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动漫、新媒体把青少年都吸引过去了。有次在美国一个城市开世界科幻大会，里面的读者年纪都很大，但是就在距它不远的另一个城市在开幻想文学的大会，包括奇幻、游戏，那里面全是年轻人。

记：你反对科幻的黑暗化，但在很多人看来，《三体》中描写的未来也是黑暗的，因此有人不赞成它获得儿童文学奖。你觉得你的《三体》适合中小学生看吗？

刘：现在的中小学生阅读状况我不太了解，我女儿就不太看得了这个，总的来说，我的书面向的是年龄更大的读者，初中生应该可以，小学生不好说。初中生现在的阅读水平很高，思想已经很复杂了，见过很多东西。你看看现在作协评出来的给初中生看的小说，也是相当深刻。

我描写黑暗，是因为黑暗的故事更好写、更刺激，黑暗的未来更容易使矛盾冲突更吸引人，而且把人物放在黑暗之中，更有张力。其实我说的有进取心的科幻，并不是和谐的、一片光明的科幻，而是说作品是有进取精神的，人物是在奋斗之中的，而不是屈服于黑暗，很绝望、麻木的一种状态。

要把科幻作为一种带有使命感的、给青少年看的读物，这种黑暗化的影响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比如现在广为流传的，有人把丑小鸭的故事改成了黑暗童话，这样的科幻文学对孩子的影响很复杂。（本报记者 陈竹 实习生 宋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