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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慈欣:从科幻迷到最畅销科幻作家

2013年09月09日 06:10
来源:中国青年报

读科幻、写科幻都是对平淡生活的补偿

本报记者 陈竹 实习生 宋雅 《 中国青年报 》( 2013年09月09日 12 版)

“我不是故意在边远地区生活的,尽管人们都这么想。”刘慈欣说。

这名目前中国最畅销的科幻著作《三体》的作者,大学毕业近30年来都没有换过单位,一直在山西阳泉的一个发电厂做工程师。与大家的猜测不同,刘慈欣不发微博,不装微信,不是因为低调,只是因为“没有时间,没有精力”。至于为什么要待在偏僻的阳泉,“我也想来北京,但北京的房子买不起啊。而且总要有工作才能来吧,我们体制内的工作,调动不容易。”

他所说的“没有时间”,并不是因为参加社会活动。在电力系统工作必须要朝九晚五地上班,下班则要接女儿、回家做饭;作为工程师,他还要不断学习和更新专业知识。

他的手机功能除了打电话就是发短信,或者记下一些吉光片羽的灵感——打开老式的电阻屏手机,刘慈欣给中国青年报记者看里面存的100多个文档,都是由质子、空间这样的词语组成的零散片段。

在他看来,读科幻、写科幻,从一个科幻迷成长为科幻作家,其实都是出于对平淡生活的补偿心理。

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我的个人经历真的没什么好说的,很平凡,也很平淡。”刘慈欣反复强调。

在他的记忆里,中学时,文理科成绩都是中等偏上水平,不好也不坏;虽然一直在重点中学,但从小到大和老师的关系都比较疏远,不积极参加活动,不是“受关注的学生”。高考时,能选的学校和专业就那么几个,学水力发电是因为好分配工作。大学时,有过当科学家的想法,但要当科学家就得读研究生,他没有考,“考了也考不上,我们班没有一个人考上,只有一个保送的。”

然而从小时候开始,他就渐渐发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其他小伙伴不太一样,就是“别人的形象化思维有一个尺度,但对我来说,多大的宏观,我都能把它形象化。”

他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看到“光年”的概念时,就马上开始想象:光1秒钟能绕地球7圈半,这么快的东西走一年,能走多远啊!“我只要一想到在黑暗的太空中,光走了一年那种无穷无尽的距离,就特别有画面感,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很震撼。但其他的小伙伴就不觉得有多远、多震撼。”

由于原本在北京工作的父亲被下放到山西阳泉,小学二年级时,刘慈欣转到阳泉读书。跟着父亲回山西的还有一大箱书,都是文革时的禁书,被父亲藏在床底下,刘慈欣便偷偷拿出来,一本一本地看。其中的莎士比亚著作、苏联小说,他读完都没有太大兴趣,直到三年级时,读到凡尔纳的《地心游记》,“出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就像是寻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了,感觉这本书就是为我这样的人写的。”

现在,刘慈欣把这种感觉描述为“我生下来就是看科幻的”。

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科幻”这个词,当刘慈欣拿着《地心游记》问父亲这是什么书时,父亲告诉他,这是科学幻想小说。当时,他身边也没有人知道科学幻想是什么东西。在“文化生活的贫乏是无法想象的”时代,刘慈欣只能一遍遍地读箱子里的那几本科幻小说和《十万个为什么》等科普书籍。与科普书籍相比,他觉得凡尔纳的书“更浪漫,读的时候觉得离科学很近”。

那时,刘慈欣只在一个地方能看到与科幻有关的信息,就是父亲办公室里的《参考消息》。他还记得初中时第一次在报纸上看见有关科幻的新闻,说的是电影《星球大战》在美国上映,引起轰动。但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每年只有几部样板戏可看,一直到10余年后,他才看到了这部电影的剧照,而《星球大战》正式在中国上映,是22年以后。

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我全都看过

尽管报纸上已经不断提到世界上有《星球大战》、《第三类接触》这样的好电影,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慈欣也只能看到一些“三流”的科幻电影。

他看到的第一部科幻电影是《未来世界》,1979年中美正式建交之后被引进的几部美国电影之一。他还记得当时电影院的盛况,连夜排队都不一定能买到一张电影票,放映时,连影厅的过道都站满了人。之后,广播里还会播这部电影,并附上解说员的解说,他又听了很多遍。当时,刘慈欣还不知道这是一部续集,20年后才看到它的前传《雪洗乐园》。

刘慈欣上初一时,文革结束。也是在那一年,中国科幻进入黄金时代,叶永烈的《小灵通漫游未来》、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等书出版,引起轰动,他喜欢的凡尔纳作品系列也相继出版,“就好像在一个黑屋子里,被一下子打开了窗户。”

那时的科幻市场尽管繁荣,但书的总量仍然有限,“全国就那么几家科普杂志、几个出版社在出长篇小说,每出一部你到书店都能看见,所以每年出版的科幻小说我全都看过。”刘慈欣说。

但好景不长,1983年他读大学时,科幻被作为“精神污染”加以清除。在他的印象中,那时的科幻作品“一夜之间就没有了”,他也感到“非常恐慌”。如果想找科幻书,只能去北京的外文书店,但都是几十块钱一本,根本买不起,他只能带一本英汉词典过去站着看。那时候的书店不让随便看书,看的时间长了,就会被店员赶走。

到1980年代末,一些科幻作品才开始披着别的文学的外衣被陆续引进,比如罗杰·泽拉兹尼的《科魔大战》。“我眼睛很尖,一看就知道哪些是科幻。”刘慈欣说。

写科幻是对平淡生活的补偿

在阳泉,刘慈欣曾经工作过的娘子关发电厂里很少有人知道,“刘工”业余是个科幻作家。他读初二的女儿也并不觉得爸爸是个多了不起的人,因为虽然会看到爸爸经常接电话、发邮件,但从没有人会来家里拜访。

除了工作,在晚上的闲暇时间里,他会看电影《冰河时代》、《疯狂原始人》,宫崎骏的动漫,也会去豆瓣网上看读者对《三体》的评论。在《三体》中,他最得意的一个创意就是质子的低维展开,在上面刻电路,“但不知道为什么,读者却反响平平。”

这个曾经的游戏迷已经没有时间玩游戏了,尽管他很想玩。在刚刚有电脑的时候,他就曾没日没夜地在DOS系统里玩游戏;互联网刚兴起时,他也天天泡在聊天室、论坛上玩。

在科幻圈,刘慈欣的交际并不广。“我和其他科幻作者、出版方、读者的联系都很少。”刘慈欣说,这么多年来,他几乎没有与任何一个读者保持过长期的联系,也很少有人会给他写邮件。每次来北京,他也不一定会见科幻圈的人。

“我没有怎么融入科幻界群体里,感觉就是一个人在写,旁边没有谁可以交流。写作本来就是孤独的、幕后的事情,不能离人群太近。你让读者见到的是你的作品,不是你本人,你是通过作品和读者交流的。”刘慈欣说。他也庆幸自己没有居住在大城市,融入到科幻圈中去,这样会被经常性的活动分散精力。

很多大学请他去做讲座,他从来不去。“去了说什么?我又没有新的作品、新的想法。这些都说了100遍,别人耳朵都磨出茧子了。”

“也许写科幻跟看科幻一样,很多时候都是出于一种补偿心理,因为自己的生活太平淡,我就是这样。”刘慈欣说。

对于刘慈欣来说,目前最大的困扰是对高科技发展的恐慌。指着桌上的录音笔、电脑和手机,刘慈欣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你这里摆的三样东西,就已经完全超出科幻小说的预测了。科学的神奇感消失了,这极其致命,尤其对我写的、喜欢的这种——描述未来科技的科幻。”

这种恐慌从十几年前他第一次接触互联网,登陆到白宫网站上留言的时候就开始了:“感到很绝望,因为这已经是科幻了。”

他也经常在晚上突然醒来,对自己的想法和故事失去信心,“感觉很糟糕”。“危机感就在眼前,《三体》第三部出来都快3年了,写不出来了。这不仅是一种危机感,而且是末日感,是一种很致命的感觉。未来紧跟在屁股后面,摆脱都摆脱不了,你还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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