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痛批“文化产业化”:观念绝对错误 扭曲价值观
谈商业开发文化产业观念是绝对错误的
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费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
新京报:当我们谈论民间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把它作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在看待,而不是觉得它是自身发展或者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正常现象?
冯骥才:对,民间文化本来是生生灭灭的,人们不再认同,就会放弃它,这是很自然的。有些东西,人们不喜欢它,它会消失,谁也没有力量挽留,这可以称为“正常消亡”。我认为,这是事情的一面,但是有另外一个问题:我们这个社会不是一个线性的发展,从“文革”进入改革,从计划经济一下进入了市场经济,又一下子城镇化了。这样的“急转弯”,有些东西消失得太快,你都来不及思考。特别是进入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对物质的要求很高,轻视精神的价值。
还有,这些年的社会变化,使得我们缺乏历史情感、文化情怀。我们对我们的文化不太在乎,这跟西方不一样。几年就把所有城市都变成了一个样,这在其他国家没有发生过。这个时候,我们要特别提出文化保护,在一个非正常的转型时期,不能完全让民间文化正常消亡。
新京报:说到市场经济,在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如何面对消费主义的侵袭?如果我想做民间文化保护的志愿者,这可能是要首先面对的问题。
冯骥才:这个问题挺麻烦。我曾强调,要和文化产业死拼,文化产业的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也说过,中国有三个产业化让我们积重难返,一个是教育产业化,一个是医疗产业化,还有一个是文化产业化。这样一来,教育、医疗、文化都向钱看,那这个民族坏了,我们没有长远的追求,特别是没有纯精神的追求,没有精神绿地了。文化产业化扭曲了很多人的价值观,认为文化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赚钱,所以很多愿意保护文化遗产的人,他们看到当地人赚钱了,甚至觉得是做了一件好事,他们对文化本身的价值并没有足够的认识。这一点,需要苦口婆心,反复不断地讲,要重视文化价值。
新京报:我注意到文化遗产保护遇到的一个难题:保护会引发关注,关注有时会不可避免地被商业利用,即使没有旅游开发,也可能由于过度的关注,人来到现场观摩,而有所破坏。你怎么看待这一问题,如何解决?
冯骥才:曾经有朋友告诉我,冯骥才你知道吗?你是好心干了坏事。他的理由是,你看到一个好东西,四处喊,喊了以后,谁都想伸手拿到家里去。但是我觉得,好肯定是要说的,不能让它自然消失。从西方来说,你比如,大家都说卢浮宫好,世界上每天有很多赞美卢浮宫的文章,但卢浮宫并没有因为这些赞美而消亡。关键之处,还在卢浮宫的管理。
我举一个另外的例子。我去凡尔赛宫的时候,有人请我看一间60平米大小的屋子,这是以前皇室人员去大厅在这里短暂休息的地方。这屋子曾经漏雨,损坏很严重,后来开始修缮,我去的时候刚修好,在里面却不觉得是刚修的。我一问,才知道这屋子修了16年。60平米,修了16年!屋子里椅子的垫布都拿出来研究,什么材料,什么方法织的,都有专门研究。这样对待文化的态度,你说敬畏,什么是敬畏啊?我们什么地方敬畏,嘴里敬畏啊。我们应该反思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真正地热爱我们的文化,是不是真的热爱?
我也在反思:国家到底把文化放在一个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必须反省,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做,也不太能解决问题。实际上,我和你说的这些话,如果不是我说,换一个高级别的领导人来说,那个作用比我大得多。我说的话,只不过比一般老百姓的声音大一点而已。另外,我们知识分子有什么样的文化责任感,也需要反思。全球消费化的时代,知识分子都到哪里去了?公民也需要反省,最需要反省的是,我们有没有公共意识?我们说的这些话题,都跟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而是与公共空间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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