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贾平凹《废都》完全是性幻想 像看三级片

与杨小凯和易中天的交往

1982年，邓晓芒从武汉大学哲学系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刘道玉在1981年至1988年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倡导学术自由开放的风气。当年经济非常贫乏，但邓晓芒觉得大家心情都特别舒畅，有紧迫感，要抓紧时间干出点大事来。当时武汉大学的年轻教师住在集体宿舍，所谓的“筒子楼”，每一家门口都有一个蜂窝煤炉，一炒菜，房子里乌烟瘴气。小孩子还在中间跑，有的还骑辆三轮车在中间拐来拐去。

邓晓芒和杨小凯都住在筒子楼，有时在路上碰到，顺便聊一聊，偶尔来一个客人，就坐在一起谈谈，正式聊天并不多，但是彼此都知道对方在干什么。邓晓芒回忆：“杨小凯当时醉心于数量经济学，他数学学得很好，在牢里面跟一些数学家、科学家关在一起，又跟他们学英语，英语也不错。他的眼光就要比我们的开放得多了，美国的现代经济学家他都熟悉。我跟他讨论过一次，关于马克思经济学到底过时了没有，他认为是完全过时了，在凯恩斯以后就过时了。我觉得好像还不能那么说。因为隔了行，他学经济，我搞哲学，有时对不上话，但目标是共通的，就是要把我们国家各方面都补起来。我们欠下的太多，在思想文化方面，拼命在自己的道路上努力。后来邹至庄教授来武汉，华中工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的一个经济学教授推荐了杨小凯。邹至庄非常欣赏他，就把他搞到普林斯顿去读博士。后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过杨小凯，可惜他早走了，不然的话完全有可能得奖。”

易中天也是邓晓芒的“筒子楼友”，家里曾发生过煤气中毒。邓晓芒说：“冬天冷，室内烧煤取暖，窗子都闭着，第二天大家就头疼。我们都发生过，没有那么严重，就觉得头疼，晚上窗子关紧了，要留一点缝。有时候不行了就要送医院。如果完全中毒的话，就必死了。”邓晓芒的父亲有一个老同事在厦门大学当教授，想调他过去当助手。邓晓芒也对厦门大学的海边风景充满了向往，易中天知道他想去厦大，也起了心，说：我们俩一起去。刘道玉校长得知消息后，亲自到邓晓芒家里做工作：厦门大学哪能跟武汉大学相比啊。结果，邓晓芒和易中天都没走成。到了（上世纪）90年代，易中天的夫人不适应武汉的气候，决心转去厦门大学，而那时的武汉大学校长已不是刘道玉了。

多年来，邓晓芒专攻德国哲学，也研究美学、文化心理学、中西文化比较等，致力学术批评和文化批判，介入当代中国思想进程和精神建构。面对当下学界的后现代趋势，邓晓芒说：“后现代对中国的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可以说后现代让中国那些不愿意思考的学者们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我不用看康德，也不用看黑格尔，我只要看后现代就够了。他们身上的担子就轻了，这是很不应该的。人家是那样过来的，你那个教育都没受过，连小学都没读，就去发明永动机，那怎么可能呢？现在这些人就是在发明永动机，以为后现代就是永动机。”

“用闻所未闻的东西来吸引眼球，这就没意思了”

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软肋

时代周报：晚清民初，西方哲学通过翻译等各种渠道进入中国，对中国原来的哲学体系产生了很大的冲击？

邓晓芒：肯定，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体系。这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光有差异，而且整个是颠倒的。所以我认为中西两大文化在目前这个地球上是互为倒影的。西方从希腊开始，到今天的美国一脉相承。中国从三皇五帝到如今，一直没变，包括“文革”，乃至于今天改革开放，都没变。闹得轰轰烈烈，好像也天翻地覆了，其实还没有。西方发展出语言、语法、逻辑、社会制度、体制、思维方式、规范化，朝这个方向发展。中国发展了一下，又退回去了，我们最好是不要语言，回到天、回到自然。所以整个中国文化是在语言的基础上面往回走的，西方的方向是往前走的，是把它形成制度。

到今天，西方的制度好，是因为西方重视语言，重视语法。中国人不重视，觉得语言之前的东西像内心的体验、感觉、情感最重要，那些东西是不可言说的。西方哲学家当然也有这种倾向，认为不可言说的东西是很重要的，但他们毕竟把可以言说的东西规范化了。这是走了两条相反的路。

时代周报：我们追溯百年来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是不是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邓晓芒：胡适的作用主要是打开眼界。原来中国式学问的做法是三皇五帝，盘古开天地到如今一步步讲过来，胡适是有原则的，凡是传说、神话这些不可信的东西一概不取。他截断中流，从有文字记载的正史、信史开始，强调有一种客观性，不要动不动就是道统，从三皇五帝讲起，那就不是学问，那是意识形态，中国传统的意识形态讲道统。

时代周报：中国的道统里好像有一个“帝王师”的情结，像冯友兰的经历就反映了一代读书人典型的心路历程。

邓晓芒：典型的，很值得研究。冯友兰、郭沫若这些人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当时显得多么的激进、多么的革命、多么的坚强、多么的独立，骨子里都有软肋。要把这个东西分析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有价值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反思，很少能反思到这个层面，唯独一个例外就是鲁迅。那些人在狂热的时候，鲁迅非常冷静看出来这些人一旦掌了权，我们都没法活了。当然也可能还有其他的人，像储安平就看出来。鲁迅是最早看出来的：别看他们现在反专制、反迫害、反独裁，反得多么厉害，他们一旦上台，照样如此。

时代周报：在西方哲学里，像康德、黑格尔，他们比较专心做学问，好像没有做“帝王师”的想法？

邓晓芒：对，这是他们的传统。像亚里士多德是“太傅”，是亚历山大的老师，从他13岁就教他，一直到成年。亚历山大征服世界，亚里士多德不去，他不是诸葛亮，他从来不去辅佐帝王干什么。他反过来要帝王为他服务：你打到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的奇珍异兽、植物标本给我带来做研究。亚历山大老老实实地派人千里迢迢从印度、波斯把那些没见过的植物和动物标本送到雅典来，给他的老师做研究。他比亚历山大高多了，他是跟神打交道，你一个帝王算什么。康德、黑格尔也是在跟神打交道，才不管现在流行什么样的政策了。

黑格尔后来是普鲁士专制政府的辩护士，他要论证普鲁士政府是上帝绝对精神的实现。当然黑格尔有一点帝王师的想法，但他的前提是，整个理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发展出来的。他理想中的是立宪君主制，而不是专制君主制。所以他也不是完全无条件地为现行政治辩护，他提出现行政治的一个模式，要照这个模式去做就符合绝对精神。

时代周报：是不是经济独立或者生活比较宽裕，哲学家就会从容一点？

邓晓芒：他们也不宽裕，像康德成天上那么多课，他每上一次课学生就交给他一点学费。康德长期没有工资，他是编外讲师，有学生来听就有收入，没人来听就没有收入，所以康德一辈子连婚都没有结。人家问他为什么不结婚，他说没条件。等到他有条件了，他又不想结婚，老了。这完全是一种观念、思维模式的问题：作为一个学者，这一生应该怎么样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