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语文学传媒大奖终评会议：强调文学本来的价值

评委徐敬亚表示，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完成了十年过程之后，应该大胆地表明立场，体现出自己的锐气。因此，他坚决把奖投给北岛。“提名评委在提名辞上说，‘任何时候把这个杰出作家奖给北岛都合适’，我很赞同。北岛是中国的第一根火柴，点亮了朦胧诗，点亮了中国的天空。”他还说，坐火车来参加评审会的时候，一路上都带着北岛获奖的那种欣喜，“年度杰出作家不给北岛我会非常遗憾。”但他也表示很喜欢翟永明的诗。

谢有顺对北岛也称赞有加，“如果没有这样的诗人在当年喊出这种声音，那个年代可能会黯淡很多。北岛是值得一个国家来感念的诗人。”但他也提到：“这个作品传播有限，并不是发表在公开出版物上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奖颁给他，读者们又读不到这首诗，不知道北岛写的是什么，技术上是一个缺憾。”他认为年度杰出作家颁给翟永明更合适，“《翟永明的诗》涵括了她三十年写作史的成就，编选得很精粹，把她这个人和她的诗歌成就表达得浑然一体。错过了这本诗集，估计很长时间都不会再读到她如此完整、如此高水准的诗集了。”

阿来把自己的选票投给刘震云，他表示：“《我不是潘金莲》一方面保持了他小说风格中那些让人喜欢的东西。同时和相对他一些篇幅更巨大的长篇，又避免了有时难免有些过度的饶舌———饶舌过度会使叙事或说理显得有夹缠。但这部小说我一口气就读完了。所描述的现实是复杂的，但叙述却清晰，明快。在我看来，明快不是简单，而是锋利。”

之后，七名终审评委们对年度杰出作家奖项进行投票，翟永明、刘震云进入下一轮，在随后进行的第二轮投票中，翟永明胜出。

金宇澄《繁花》获一致肯定

获年度小说家提名的有周大新(《安魂》)、金宇澄(《繁花》)、叶广芩(《状元媒》)、鲁敏(《六人晚餐》)、严歌苓(《补玉山居》)。金宇澄的《繁花》获得了多数评委的极力肯定。

麦家说，他先读了周大新的《安魂》，再也不想看别的小说了，“他的写作深深地打动了我，也博得了我的同情心。后来读完金宇澄的小说以后，这种同情心被金宇澄瓦解了。金宇澄的确实是写得好。”随后麦家说起了个小故事，金宇澄在《上海文学》担任编辑时麦家还给他投过稿，但金没理他，“以前看过他两个短篇，没有太引起我的关注，他这个小说让我眼前一亮。在当代的小说家当中，他的写作态度让人敬畏。如今的作家没这么大的耐心面对文字这么安静。同是吃文学饭的人，说到底真正能够征服我的还是文学本身，而不是苦难，也不是一种态度。我的票肯定是给了金宇澄的，态度很明确。”

程永新给金宇澄的小说打90分，其它小说70多分。“有一个批评家说，要追溯金宇澄的传统继承性，那往上是《海上花列传》，再往上可能就是《红楼梦》。金花了六、七年时间，改了十几遍，为读者提供上海几十年的故事，建立了一个人情世故的博物馆。”谢有顺认为，“人情世故的博物馆”一说特别准确，“《繁花》赓续了中国人情小说的传统，细密、绵实，叙事特色上鹤立鸡群，同时也为中国作家如何利用传统叙事资源开辟了一条道路”。

沈浩波获年度诗人

年度诗人奖项，徐敬亚推荐沈浩波。在他看来，华语文学传媒大奖过去毫不吝啬给了知识分子写作的诗人很多空间，比如曾颁诗人奖给臧棣、欧阳江河，“如果按照反对遮蔽，崇尚创造的宗旨，那我肯定是站在沈浩波这一边。”徐敬亚说，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第三代诗人打破了朦胧诗，大家不知道诗歌应该往什么方向走的时候，沈浩波提出了下本身写作，“从中国诗歌线性发展来看，沈浩波是一个引领潮流的诗人。第二，沈浩波诗歌内部的张力、诗歌的多向性、再生性，他展现了日常生活的图景，他的诗歌经验还是很值得期待的，他还没有，甚至他也没有完全定型。”

从个人趣味来讲，谢有顺说，他更喜欢黄礼孩与沈浩波的诗歌。“每次谈到黄礼孩，因为他对诗歌活动和诗歌现场的贡献显著，往往会忽略他作为一个诗人的角色。黄礼孩采用比较单纯、明亮的方式来写作，不深刻，不复杂，也因此可能缺乏冲击力，但你读多了那些复杂的诗，再读黄礼孩这种简单的诗，也是一种享受。”另外，他欣赏沈浩波身上那种直接、简单、同时又极具冲击力的诗歌。“沈浩波的意义不该被符号化，他这部诗集，有转变，也更见成熟。”

年度散文奖最激烈

今年在提名阶段竞争最激烈的是年度散文家奖项，在终审现场投票中得票数也非常接近。

在麦家眼里，散文奖很难抉择，因为作家们各有所长，各有特点。他采取了排除法，第一个剔除李娟。“我以前没看过她的作品，这次认真读了，有点失望。《羊道》、《冬牧场》，我觉得很多人都能写，甚至很多记者都能写。”

帅彦欣赏周成林的《考工记》。周成林是一个文体意识很强的作者，文字特别讲究，很简洁、准确，冷静，叙事方式拙，很平实，挑不出什么毛病。

阿来将选票投给梁鸿。“从取材与结构上讲，她的书好像是同时兼了前两者之长。中国的村庄，自己的村庄。初看也是写别人的命运与生活，但是那个村庄把作者和描写的对象联系在一起。于是，村人的悲欢就成了我的悲欢，村庄史也几乎就成了家族史。而背后那个‘中国’，使这本书在社会学与政治学的意义上，有了更深广的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