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曲天后”龚琳娜：我心是干净的 对艺术也是虔诚的

不想像木偶，到处假唱

新京报：你最早接触民族音乐是什么时候？

龚琳娜：我5岁上台唱歌，7岁在少年宫学各种民歌。我是汉族，但从小就唱苗族、布依族、侗族的歌。1983年我就坐飞机到北京演出，还去各地参加各种比赛。去上海演出，人家觉得贵州人是吃死老鼠肉的，但我们一唱就把大家都镇了。1988年我12岁，去法国演出了五十多天。我还见过波兰帅哥，他们穿着靴子，好帅啊。

老锣：12岁你就会看波兰的帅哥。

龚琳娜：每个国家都是演民族的节目，我看了非常多。所以从小的理想就非常清楚：我要做民族音乐，而且要国际化。我走这条路是自己选的。

新京报：2000年你在央视青歌赛获奖，某种程度上说，你已经成功了，后来为什么走了另一条路？

龚琳娜：那时起到2002年是我非常痛苦的时期，你发现你的目标实现了，但那不是你想要的，每天像一个木偶，到处去假唱，那个环境里大家都这样，我也不会想要去真唱。我知道再这样下去，我就跟音乐没什么关系了。那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办，知道要怎么办是2002年遇到他（老锣）。

新京报：你们第一次见面是怎么样的场景？

龚琳娜：2002年在三里屯，一个小型的世界音乐演出，我那时特别想了解新的音乐，就跟朋友去了。他跟其他几个音乐家一起演出，自己弹巴伐利亚琴唱了一首。我并不觉得那场演出多好，但我的画家朋友说了一句“那个老外挺不错”，我就注意到他。他知道我是搞音乐的，我们就留了电话。1993年他就在上海音乐学院学古琴、跟中国的民族音乐家合作，2002年他又来北京想重新寻找音乐家合作。

一个星期左右后，我们就一起做音乐。第一次两人即兴了三个多小时，那次对我影响特别大，让我觉得音乐不是为别人表演，以前都习惯要演给别人看。那次没有观众，我更多要聆听自己心里的声音，聆听他的乐器。那三个多小时把我全身唱通了，想怎么唱就怎么唱，没任何条条框框。

“对不起，好恶心”

新京报：你们的默契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龚琳娜：第一次合作我们没有说话，但音乐让我们毫无障碍。我找不到怎么唱的时候他的琴就会引领我，我们会很自然地在一个地方结束，在一个地方把它推到高潮。音乐上的契合我们是从头就有的。

老锣：我经历过这样的即兴，知道怎么把对方挖出来。遇到她，我就意识到找到了一个还没有挖出来的宝藏。她唱得很细腻，都是心里出来的声音，没有通过思想，很直接的，但在很高的水平上，世界上都没有很多这样的歌手。

龚琳娜：以前我一直不太自信，在学校，大家都喜欢声音比较宽的，而我嗓门比较小，大家说我乐感好、很努力，但声音条件不怎么样。第一次有人赞扬我的音色有张力又很细腻，他原话是“里面那个拐弯特别有魅力”，我记得我当时就摸着脖子说：“真的吗？”

老锣：后来去她家，她妈给我放她上电视晚会的VCD，我看了后跟她说：“对不起，好恶心。”

龚琳娜：我妈拿出VCD向他炫耀嘛。他说得很直，我妈就受不了了，但我心里觉得他是对的。其实我们内心都有一种声音，他是把我内心的声音搓出来了。

后来他邀请我去参加德国一个最大的世界音乐节，我的天窗一下就打开了。那些音乐家都特别快乐、自然，台下观众也很放松。我觉得民族音乐应该这样做，自由自在，千变万化。去年夏天我们带着大白嗓合唱团代表中国去演出，在城堡上最漂亮的舞台演了两个专场，这个梦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