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把诺贝尔文学奖看得比天还高有点变态

（三）

第三件事就是要说一下，莫言得奖是一件好事。莫言得奖，因为直到得奖以前都有很好的评论家、文学家、教授在那声言：“十年之内，二十年之内中国的任何作家都不可能获诺贝尔文学奖，如果莫言得了奖，我从此戒饭！”不是戒烟、戒酒，是戒饭。撂过这种狠话！我们经常得到的一些说法就是，“中国当代文学是没有希望的！”有一次在清华大学，余华先生去讲话，有学生就说五四时期的作家怎么好怎么好，你们现在怎么糟怎么糟！余华这次真急了，他说：五四时期的作家好？他就提了几个名字（是前辈，我这就不提名字了），他们的作品现在高中学生都作得出来！你看我写的小说，比他们写的不知道好多少！唯一的缺点就是我还没有死，等我死了之后，你就知道我的价值了！所以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得了以后，起码戒饭的先生他可以少说一点话，少说一些贬低当代文学作家的话。

当然，有些人很注意提醒，说这个得奖啊，就是奖莫言个人，和你中国没有关系，和中国的当代文学也没有关系，不是中国当代文学奖。这个说法也是似是而非，因为任何一个作家、任何一个文学现象和他的人文环境实际上分不开的。当我们说到莫言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中国还有一批年龄跟莫言也差得不是太多，写作也和莫言有相互影响的一批优秀的作家，比如说韩少功，比如说张炜，比如说王安忆，比如说张抗抗，比如说铁凝，比如说余华，比如说刘震云、迟子建、毕飞宇、阎连科、张承志等等。文学，这毕竟是一个社会的现象，也是一个时代的现象。

在莫言得奖之后，有人问刘震云，刘震云也谈得非常的好，他说：记者追着我问我的感想。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好比我的哥哥新婚进了洞房，我的哥哥进了洞房问我的感觉？我有什么感觉呢？我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觉！但是我要说莫言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很应该的，类似莫言的至少我还可以说出10个来。这也是一种说法，作家的说法都很有趣。

反过来说呢，对莫言得奖也有一种攻击的声音，就说我的好朋友、德国的“顾大炮”叫顾彬，就说莫言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高行健的写作有什么缺点什么缺点。他说这些人的缺点只要一多说了，你们就会发现中国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只不过都是穿着新衣的皇帝罢了！这个说法也听着过瘾，尤其是没有得奖的人，一想得奖的都是皇帝的新衣，马上让人扒下来了，我们虽然没有得奖，至少暂时没有人非要扒我的衣裳，觉得很舒服。但是这个话呢，我要说，我告诉你，世界上一切的权威，一切的伟大，一切的幸运的名与利都可能有它的破绽的一面，都有它的弱的一面，都有一个即使不是皇帝的新衣，也还像是有一个皇帝的围脖、皇帝的领带或者皇帝的裤衩的这一面。如果你要这样扒的话，你慢慢扒吧，有你扒的！

岂止是莫言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诺贝尔文学奖每年发一个奖，发到现在已经67、68个人了，请咱们在座的学文学的人给我说出10个人来，你们谁能说出10个人来？有外国文学的专家在哪里？你说不上啊。我知道的还多，因为我参加了一些文化活动，譬如说我在伦敦见过索因卡。索因卡一个黑人作家，又年轻又可爱又帅——靓仔！但是我没有读过他的作品。埃及的作家纳吉布·马哈富兹，爱尔兰的作家希尼，美国的作家布罗茨基——他波兰人。一大堆人啊，谁看过他的作品啊？在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啊？所以说他们的这个……顾彬说莫言的作品活活烦死人，烦死人这个词其实俄罗斯的作家就这么说过，陀斯妥耶夫斯基最烦的两个人一个是屠格涅夫，一个是别林斯基。托尔斯泰最烦的是莎士比亚，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是皇帝的新衣，如果扯下莎士比亚的新衣来，他也是一个光屁股的皇帝。所以作家之间说的这是一种感情用事之论！不用管他！

莫言他写得非常好，他好的特点一个是他特别善于写感觉。在80年代中期，我担任《人民文学》主编的时候，他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中篇小说叫《爆炸》，这个《爆炸》我现在别的已经全忘了，我就记得他是一个儿子，农村的一个儿子被他的老爸扇了一个耳光，他这一个耳光，他把他的感觉、听觉、嗅觉、触觉……他的各种印象写得那么淋漓尽致。1985年我是51岁，我为什么说我的年岁大，恰恰是我读了这个作品以后，我跟很多编辑说：“我只是在看完莫言的《爆炸》以后，我觉得我开始老了。”当时还没有预见到我都78岁了还有兴致到澳门大学来谈莫言，这个已经是很久远的事了。

第二，莫言的想象力很开放，当然他也受世界各国的影响，他受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影响。那个《红高粱》一上来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是在高粱地里面野合而生出来他的父亲，这个他其实是受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的影响，因为那个《铁皮鼓》一上来吸引人的就是德国的一个矮个子的士兵，为了躲避追捕，躲到一个妇女的裙子里面。然后在裙子里面跟掩护他的这个女人发生了性的关系，然后就产生了他的爸爸。这样写爸爸、爷爷，德国人肯定是第一个，但是莫言跟咱们抡到他爷爷、他爸爸上来说事了，就是他敢于突破中国人的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