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解读梁启超：我们应当理解他的“多变”

(记者张弘)“我们现在写梁启超，很难做到像他那样对中国古典学术有研究。因此，我们没办法完全把握住梁启超对中国问题，对中国学术的看法。梁启超最经典的两部作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清代学术概论》，里面问题非常多，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揭露。”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说。针对解玺璋新著《梁启超传》，钱理群、孙郁、马勇昨天下午在德胜门字里行间书店从不同的侧面解读了梁启超。

钱理群：从梁启超那里寻找精神资源

活动伊始，解玺璋介绍了自己收集资料30年，埋首四年创作《梁启超传》的经过，作为资深的媒体人，他说最早在学新闻的时候接触了作为媒体人的梁启超，随着收集资料的增多，更觉得以前对他的评论歪曲和贬低太多，于是决定写这样一本书为其正名。人大文学院院长孙郁有着十年的媒体人经历，他认为，“作为报人的梁启超创造了一种半文言半白话的文体，他的文论很有气势，汪洋恣肆，在公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这一点尤其值得我们今天的报纸学习。”

而北大教授钱理群则从思想史上解读了梁启超，他说，“我们今天遇到很多问题，梁启超等人都经历过，他们处理一些问题的方式对我们有价值。比如说，他青年和中年的时候倾向西方的价值观，到晚年更倾向中国的价值。过去我们以此批评梁启超，说他多变，但是今天我们以同情和理解看梁启超这样的变化，你可以发现当下中国很多学者经历类似的阶段，80年代大家认为向西方学习是最主要的，今天很多提倡儒家的人，当年他们是向西方学习，后来他们转向东方，这样的转变是怎么回事？这个转变的逻辑是什么？当中隐含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借鉴。”

马勇：要了解梁启超言论的背景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则从史学的角度做了发言，“梁启超太厉害了，他太会说了，太会表达了，所有的事情都讲得像真的一样，我们如果不去研究他背后材料的话，我们只能相信他，毫无办法。”

马勇举例说，按照梁启超的描述，1888年康有为上书，“我们一直讲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表达其维新变法思想，结果上书以后没人理，很失败。他回广东以后到了广州万木草堂培养这种维新人才，培养维新的力量。但是，我觉得这不可能，因为中国的维新思想要到1894年甲午战争马关条约签订前后才有。另外，万木草堂的真相是，康有为1888年是30岁，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拖家带口的大龄复读生，科举是几年考一次，于是他办了一个科举补习班，结果1895年他带着学生一起到北京，自己还是没考上。像这种例子可能在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身上都有，后人会附加一些东西。但是我们还得承认这些人不得了，他们推动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