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少华批“舌尖”：国人拿不到诺贝尔因吃心太重

《舌尖上的中国》。我虽不看电视，但也晓得央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当下搅得举国谈舌尖——我仿佛看见13亿人正飞快掀动着13亿枚鲜红亮丽的舌尖大谈舌尖。刹那间我甚至产生一种恐慌感，觉得自己正在被无数舌尖包围和淹没……常言道哪壶不开提哪壶，还没等我回过神来，忽然接得媒体电话，一位漂亮的女编辑轻摇舌尖，要我以“舌尖上的……”为主题写篇文章。我郑重地谢绝：“我是舌尖反对派，写来岂不扫人雅兴？何况所有市民正在兴头尖上……”

是的，我是舌尖反对派。之所以反对，是缘于我根深蒂固的美食偏见或饮食观念——如果不能称之为信念、理念——我认为国人自古以来就对吃太看重了、太执著了。诸如“民以食为天”、“食不厌精”、“食色性也”等说法简直数不胜数。总之在吃字上面投入的精力和时间过多，远远超出维持自身生命的需要。值得么？

说句未必纯属笑话的话吧，中国人之所以总是眼巴巴看着别人一个又一个捧走诺贝尔奖，原因除了以前我说过的学英语耗掉过多脑细胞之外，此刻我还想加上两条：机心、吃心。国人机心太重，几乎个个老谋深算以至老奸巨猾。官场、职场自不用说，甚至学府之人亦城府极深。如果说西方人富于野心，总想称王称霸；日本人富于匠心，多有能工巧匠；那么国人则富于机心，为此活得焦头烂额纠结万分，哪有多少心机干正经事？此外就是舌尖过于敏感，吃心太重。要么“机心”，要么“吃心”。众所周知，西餐就那么几个菜式，往往一个汉堡包就把肚皮打发了；至于 “日本料理”，常规性的也不外乎那么几样，即使市县长官或企业老总，中午也常常吃完酸梅干盒饭就一抹嘴干活去了。餐馆菜单也足够简单且长年不变。哪里像吾国这边不断花样翻新，一个星期不去就发现已然“莫名其妙”了。说得夸张些，看菜谱活像看学术专著，边看边猜，边猜边看，光点菜就耗掉半个小时，整个吃完不耗掉小半天或小半夜才怪。啧啧！

所谓“舌尖上的中国”，换成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厨房。若让我“翻译”一下，中国是个超大的饭局。无论达官贵人还是警察老板抑或学者教授，无不是这个厨房这个大饭局的食客。既是饭局，那么必有局外工夫——心尖与舌尖的完美结合，机心与吃心的高度和谐！于是乎，官员忘了公务，警察不抓小偷，学者无暇著书。恕我偏激，当下中国社会种种弊端，恐怕舌尖难辞其咎。

也许你说文化名人中不是也是有看重舌尖感受的吗？如梁实秋、汪曾祺、王世襄等人都好像专门写过谈吃的文章。但相比之下，对吃不那么津津乐道的人绝对是大多数。鲁迅连喝咖啡的时间都用来写作了。胡适为人相对随和，时而出席饭局。可你知道他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吗？一次他在日记中写道：“席上一班都是俗不可耐的人。吃了饭，他们便大赌，推三百元的牌九。一刻钟之内，输赢几百……和一班人作无谓的应酬，远不如听两个妓女唱小调子。”无须说，较之舌尖感受，适之先生看重的更是耳膜感受，哪怕震动耳膜的是妓女小调——那也不至于“俗不可耐”。孔老夫子虽大约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首倡者，但也显然更欣赏作用于耳膜的音乐，在齐国听了《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对弟子颜回的箪食瓢饮也极为欣赏，并且断然表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而如今饭局上的衮衮诸公，“义而富且贵”者能有几何？

其实，纵使对健康来说，舌尖太挑剔也没什么益处。前总理朱镕基就很赞同台湾王永庆的养生之道：吃得简单，越复杂越活不长。“王永庆从不吃山珍海味，而是以小菜为主，有时候吃一个鱼头，几片藕，一碗稀饭。”结果，同是巨富，王永庆仙风道骨，自有一种清癯、清虚、清高之美。而大陆巨富哪个不油光满面肥头大耳？

当然，我不反对美食本身，更不反对富有人文情趣的美食、民间美食。我只是不赞成过度追求舌尖感受以及由此衍生的种种社会弊端。为今之计，敝人斗胆建议，较之“舌尖上的中国”，莫如来个“笔尖上的中国”——人人妙笔生花，“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或者来个“脑尖上的中国”——削尖脑袋钻进诺贝尔奖获得者行列。果真如此，何其快哉！没准全国人民为之“三月不知肉味”！

一句话，中国何必在舌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