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批大学教育实用化 号召学子多读“无用”书

2012年08月10日 09:41
来源：新京报 作者：吴永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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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觅阅读的乐趣

新京报：你在书中提到你很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即“业余”的学问家，为什么？

陈平原：晚清西学东渐以后，我们整个教育制度都变了，世人对于“学问”的想象，也跟以前大不一样。过去说，读书人应博学深思，“一物不知，儒者之耻”。现在呢，专业分工这么细，人家问你什么问题，回答“不懂”，这很自然，也很正常。好处是大家都“术业有专攻”，任何一个稀奇古怪的问题，都能找到专家来解答。

可作为具体的“读书人”，你一辈子就从事一个小小的专业，就精神层面而言，未免有点可惜。追求人的全面发展，在高深的专业研究之外，保持对于宇宙、对于人生的广泛兴趣，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生活态度。过分学科化与专业化，导致知识之间的明显隔阂、人们对世界理解的不完整，以及日常生活和学术研究之间的巨大鸿沟。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

欣赏“爱美的”学问家，就是主张专业之外的读书。为专业而读书，这不必你强调，任何一个接受过学院训练的人都会这么做。缺的是专业以外的阅读。是的，从专业角度，天文我不懂，地理我不懂，考古我不懂，宗教我也不懂，可我有兴趣，会阅读我能找到感兴趣的相关书籍。

不满于封闭的专业小圈子，穿越各种学科的边界，不是希望从事“跨学科研究”，而纯粹是出于求知的欲望。前者如今成了另一门“学问”，而我想说的是个人的“修养”，一种无关学位与学历，不能拿来评职称、报课题的“阅读的乐趣”。

构建丰盈的精神生活

新京报：在今天学科分工化越来越细的条件下，尤其是你读到博士，以学术为业，好像路确实越走越窄。这好像是一种普遍的困境，很难打破。

陈平原：是困境，但不是不能打破。看老一辈学者的学养及趣味，就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他们小时候所受的教育决定的。走到今天这一步，跟最近二十年中国的教育体制有密切关系。中学文理分科，大学突出实用性，人文学日渐边缘化，这决定了一代人的学养及趣味。

人家问我，关于“读书”有什么建议，我常回答“读文学书”。为什么？因为“文学”没用。在一个以赚钱为第一要务的时代，连大学教授都以赚钱多少来决定认不认自己的学生，你还能说什么？如何赚大钱，不归人文学者教；编写“商战手册”或“股市指南”，那也不是大学教授的责任。我们能做的，是培养有文化、善交流、注重精神生活的读书人。

作为中文系教授，我谈《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或者撰写《“学堂不得废弃中国文辞”——关于重建“大一国文”的思考》(2012年5月9日《中华读书报》)，很容易被嘲笑为“自我保护”。可母语教育的滑落、人文修养的缺失，长远看，危及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个迫在眉睫的大问题。民众追求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利益”，这完全可以理解；可本该成为“精神圣地”、“指路明灯”的大学，也都变得如此急功近利，不能原谅。

新京报：你更提倡博雅而非专深，这是不是你认为中国大学不应盲目学习国外大学的原因？

陈平原：不对，今天中国大学的教学理念及课程设计等，之所以过分实用化，并不是学习欧美一流大学的结果。人家不管是综合大学还是文理学院，都注重博雅课程，要求大学生对人类、对历史、对艺术、对人生有比较好的了解，然后才进入专业研究。我们过早地专业化，小小年纪，就划了一条红线，把很多知识排除在外，并贴上标签，注明“这不归我管”。这样的教育是有问题的。从制度上说，除了中学的文理分科，再就是大学的专业及课程设置过分侧重技术性知识，美其名曰“与市场对接”。我再三提醒，“职业培训”不是大学的宗旨，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修养、眼界、趣味。当然，如果你认定，我们的“大学”本来就应该是“职业培训学校”，那我没得说。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吴永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