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因孤独感不喜欢纯文学 村上能适应读者变化

2012年07月15日 10:09
来源：法治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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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宋学鹏

年近花甲的千野拓政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术院教授，他没来中国留过学，但他在日本国内学的汉语却讲得很地道。按照他本人“不庄重的说法”，他早年因为追求一个学汉语的女生，开始学汉语，接触中国文学，后来在竹内好等根据中国文学进行写作的人的影响下，喜欢上了中国文学。他还出版了中文著作《我们跑到哪里去？》、《亚文化与青年感性的变化》等。

千野拓政是一个动漫迷，至今仍保留着看动漫书的习惯。在日本的动漫迷中他属于动漫阅读较早的一代人。1950年代末期，日本两种动漫周刊———《周刊少年Sunday》和《周刊少年Jump》的创刊将日本动漫逐渐转变成一种艺术品。这也是千野拓政一代人成长的精神读物，他和同伴刚好能用零用钱将两本周刊买来倒手传递阅读。

动漫伴随了他们的成长，如今在青少年中更为流行。或许正是这样的经历，让千野拓政对年轻一代的文化生活颇为关注，并逐渐将对他们的观察纳入他对文学和文化的研究视野中。

近些年来，千野拓政在东亚的5个城市(北京、上海、台湾、香港、新加坡)进行了田野调查，他对这些城市的大学生进行了有关村上春树的接受，动漫、轻小说(类同国内的青春文学)的接受，参与同人活动的情况等的问卷调查，并对轻小说作家、漫画家、同人写手、同人活动的策划者进行了访谈。在这些调查和访谈中，他发现了年轻一代人的阅读、写作和参与文学的方式，正在改变着文学的面貌，“文学现在可能面临空前的大转折”。

近日，在南开大学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记者见到了千野拓政，并对他进行了专访。同时前来拜访他的有内地的一位青春文学作家，所以我们的谈话就从青春文学开始。

年轻一代的兴趣不在于纯文学

法治周末：中国的青春文学您读过的多吗？您比较关注和喜欢的作者有哪些？

千野拓政：作品太多了，郭敬明公司出品的《NEXT》，还有《萌芽》推出的一些，非常多的作品，我看不了那么多，会看觉得有意思的。笛安是一个，落落是一个。落落对日本的理解是很好的，因为她在杂志里介绍日本的漫画，选择日本学生日常的部分，比如，每年4月的开学生活、樱花的盛开，5月日本学生的体育运动会，夏天的暑假游戏等。落落说，现在中国不少的年轻读者喜欢日本动漫的这些部分。如果这是真的的话，中国人对日本的了解并不浅薄。

法治周末：您最初接触到中国青春文学时有什么印象？

千野拓政：我第一个看的是韩寒，最初看了他的《三重门》，对他感兴趣，但看到《长安乱》的时候，我就不干了，说实在的，看不下去了。但是在我不干的时候，韩寒本人有变化，就是他写的博客。他对社会的发现力是存在的。我没想到韩寒的博客在中国有这么大的影响。前年他推出的《独唱团》我也关注到了。《独唱团》的出现，相比于传统文学刊物《收获》、《当代》这些势力以及郭敬明他们所谓的青春文学、校园小说势力来说，有了第三极势力出现的感觉，但杂志出了一期就停刊了。

法治周末：青春文学作品至今仍是中国文学阅读市场上消费量最大的品种，从青春文学的创作和接受现象中，您怎么看待文学在当今的这种存在形式？

千野拓政：我觉得青春文学作品的文学性不高，比如郭敬明的作品。有意思的是，郭敬明的中学生读者好像有很多，但上了大学还继续看的读者就不多了。在香港、台湾等华语世界中，看郭敬明的不多，看韩寒的很多。所谓的青春文学，内部是有区别的。

青春文学的阅读群体还是很大的。在日本，谷川流的轻小说《凉宫春日》系列卖出了2000多万册；在中国，郭敬明的《幻城》卖出200多万，《小时代》100多万。这意味着，现在的年轻人并没有抛弃文学，至少可以说，他们爱好广泛的文艺作品。只是他们的兴趣不在于纯文学，而是迁移到亚文化或另类文学方面去了。这背后和青少年的某种无聊感、孤独感或闭塞感有关系。

我们正处在文学的大转折时期

法治周末：青春文学在茂盛生长，但他们又不足以撑起文学性的一些东西。您也曾提到文学在当下的边缘化问题，但现在比文学边缘化更悲观的论调是文学终结论。这也引发了人们对文学现状的争论和担忧，您怎么看？

千野拓政：我们所喜欢的文学、所信仰的文学都是19世纪、20世纪出现的新东西。古代的小说，明清的白话小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戏剧加民间故事的形式。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文学的文本也保留了说书人的形式。比如，小说里面的“话说”、“且听下回分解”、“看官”等，让读者联想起说书的场面。还有眉批。眉批不是原作者写的，跟注释不一样，是谁的语言不清楚。相当于说书的时候有人在现场评价说书人说的好还是不好之类的话。这意味着读者是在说书人讲故事的氛围下阅读作品。但是到了近现代以后，阅读小说是“在密室一个人看作品”。比如，你在火车上看作品，旁边有人没关系，你是一个人在看作品。

这当中，人对小说的需求也是有变化的。现代小说强调的是要看别人的心理和内心生活。在日本谈论到这个问题时，有人说，现代文学有时候是向上帝的诉苦，诉说心里的苦闷或者欢乐。这是现代文学中一个新的东西，古典小说中没有。

但多数的小说到了今天都变了。比如说，小说有现场感。像侦探小说，古代小说中，包青天出来看了，就破案了。现在的读者则可以跟侦探一起欣赏破案的过程，有现场感。看科幻小说也是一样，很有现场感。

所以包括纯文学、通俗文学在今天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法治周末：请您具体谈一谈文学在今天的这个变化。

千野拓政：我相信我们，包括青少年，还需要让我们感到真实、给我们启示更大的世界的作品。只是我觉得，我们一直所信仰的现代文学对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所带来的力量已经减弱了。现在人们所看的青春小说、校园小说或者动漫作品，如果不能给他们带来真实的世界的话，他们要干什么？

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阅读作品时，人物角色已经成为跟故事情节和作品思想同样或更重要的因素。他们会离开作品的世界单独欣赏作品里的角色，并参与角色创造的同人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与人或社会接轨，得到某种现实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在我看来，他们喜欢的是整个活动。

以后的文学作品怎么样？我们不能简单地相信现在的青春小说能取代以前的文学，动漫能取代以前的文学，没有这么简单。但是现在我们可以说的是，以前的文学以后可能会有变化。

19世纪本来在边缘的现代小说，慢慢进入到现代文化的中心，到今天又从中心慢慢地到了边缘。这就是小说的命运。

现在我们正处在文学的这个大转折的时期。

村上春树是能适应读者变化的极少数作家之一

法治周末：您的调查里也曾涉及对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接受问题，在调查中列入这个问题，您想关注的是什么？

千野拓政：在日本，对村上有各种说法。在1980年代初，有部分评论家批评他的小说不是纯文学，是通俗文学，后来他出名了、越来越受欢迎，就没人说他是通俗的了。有人说他已经是日本作家中最靠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了。大家的评价就是这样的，总在变化。

我觉得把村上的作品看成纯文学或者通俗文学都是可以的、无所谓的。我关注的是，村上的爱好者对村上的作品寻求的是什么？结论是，对他描述的孤独的、闭塞的感觉的共鸣，村上的爱好者们从当中感受到某种“疗养”或者“救济”。

在我的调查当中，不仅在日本，在中国大陆、香港、台湾、新加坡等，村上的爱好者在这些方面也是没有区别的，都是这样———对他的孤独感的共鸣，在他的作品里感到某种“救济”。

法治周末：这种文学的救济功能，和之前读者对文学的需求有什么不同？您在调查中，有没有得出村上作品流行的原因？

千野拓政：我们看现代文学作品的时候，期待的是通过作品接触到某种人的真实，而读者通过村上所期待的东西已经有变化了，差距非常大，这意味着什么？我觉得是读者群已经开始变化了。喜欢看青春文学或者动漫的读者变化了，喜欢看纯文学作品的读者也变化了。我觉得村上的流行意味着这个趋势。

那村上为什么这么受欢迎？有可能，他是能适应读者变化的极少数的作家之一，可能他本人是无意识的。所以除了日本以外，他在整个东亚，乃至世界都是受欢迎的。这意味着文学已经开始变化了。

当然开始变化了的小说，是不是全部都是村上这样的小说，这是说不定的。适应读者群的变化的小说会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我们现在只看到了村上一个人，但肯定还有其他的方式。

法治周末：我们说到了小说的变化，有读者群的变化，作家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如果村上获得诺奖，他和川端康成那代诺奖作家的区别是什么？

千野拓政：川端那一代的作家，在日本的传统里面。村上是从离开日本文学传统这一点开始，他自己说过，他要反对、破坏日本文学当中的叙事。

法治周末：具体是怎样反对、破坏日本文学传统的？

千野拓政：他说他要打破川端作品的文学性，如果从这样一个角度看，他的作品是没有文学性的。但是村上本人是这样的，他是爱孤独的人，打棒球、踢足球这样跟人一起活动的事情他是不想做的，他一个人游泳、一个人长跑，就这样孤独地存在。写小说是疗养自己的一种方式，他自己就是这样说的。然后，读者就被他作品中这种孤独感的部分所感动，村上的爱好者感应的是这部分。

村上自己还说，人这一辈子总是会受到某种伤害，感到伤心，小说把这种东西通过另一个形式表现出来，就是用交换的形式表现出来。所以写小说有一个意义，通过重新写故事，进行交换。他强调故事性。

他一直这样“交换”写故事，但后来他也有变化。当他采访奥姆真理教的信仰者时———奥姆真理教也是讲故事的，那时候他想，这些荒唐的故事吸引了那么多日本年轻人，那么是他们的故事强呢，还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写作的故事强呢？所以，这之后就有了他的《海边的卡夫卡》，到现在集大成的是《1Q84》。从这些来看，村上的写作是不断更新的。

我刚才说村上的出发点是离开日本的传统，意思就是这样，他一开始就强调故事性，把人的孤独、伤害用故事交换来写。这跟以前的那种文化审美，写艺术的美、文化的美、人的美不一样。然后他不断更新自己的写作，如果他的作品带有文学性的话就在这些地方。他的《1Q84》我认为写的最好。

安全的社会才有文学的个人小世界

法治周末：日本的年轻作家、芥川奖的获得者青山七惠在中国也很受欢迎，她的作品，比如《一个人的好天气》都在中国出版了。青山在日本的读者多吗？她的作品影响力如何？

千野拓政：我觉得很奇怪，青山在中国很受欢迎。在日本，她获得芥川奖当然有爱好者，但没有中国这么多的读者。

这个可能跟中国的时代性有关系。日本文学中写青少年心理的很多，往往是内心非常细小的部分，比如，遇见一个小的欢乐，一个小的伤感，各种各样的东西在小说中写出来。青山是描述这些细小东西中比较好的作家，但在日本小说当中并没有突出出来。

在日本，写青少年心理，写他们的丧失感的不少。在中国这样写的不多，所以青山受到了欢迎。这可能跟中日文学的特点有关系，比如，张爱玲在中国影响很大，但在日本几乎没有影响。因为把她放在日本文学中，第一，中文的美在日文里体现不出来了；第二，她写的男女恋爱的心理，在日本文学中很多，不是她一个人的特点。

法治周末：在您看来，中日读者这种对文学接受的不同，有哪些原因？

千野拓政：对文学作品的期待，通过文学作品接触到某种人的真实、社会的真实，这样的阅读方式应该有某种社会基础；社会性的问题和个人的私己问题能成为连续的，也应该有某种社会的基础。所以写个人的小的宇宙、个人的生活、细小的事情能和社会大问题、人的命运形成连续的关系，如果这个基础存在，像青山那样的文学是能存在和能成立的。

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人的个人世界和社会上的问题很难连续起来，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中国文学当中写个人小世界就很难成立。所以中国人的思路非常喜欢跑到大问题上去，或者上来就写社会大问题，写个人的小细节、小世界的不多。这可能是中国文学跟日本文学不同的地方。

法治周末：社会上的大问题和个人的小世界在日本社会是贯通的？

千野拓政：这是日本社会的传统，当然现在这种连续也越来越衰弱了。因为日本社会也面临危机，我们相当相信日本社会实现了安全的、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社会。但日本大地震、福岛的核电站事故发生后，形成日本社会的基础不巩固了。

“二战”战败后，日本社会有四个关键的词汇：和平、平等、民主、自由。但是核电站事故表明日本社会是一个并不安全的社会，然后东京电力公司和政府也遮蔽了不少东西。那我们社会的自由度到哪里了？我们社会的平等存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