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记忆”蓝英年：只有永恒著作 没有不朽译文

2012年04月18日 09:27
来源：文学报 作者：傅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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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秋天，翻译家蓝英年应邀到苏联讲学。其时，苏联正经历大解体的时代。他接触到许多与传统文学史截然不同的东西，便开始反思苏联文学。“当时，我的兴趣全在政治上，订了七八份报纸，每天都看，了解很多情况，经常给我的学生和教研室的同事讲。我还有一个叫谢尔盖的好友，每一两个月就寄来大批俄语书报，让我及时掌握最新的一手资料。”

那时，蓝英年只是想多了解一些历史真相。“此后不久，我看到很多报纸先后发起对肖洛霍夫的抨击，说他是斯大林的帮凶，说他对农业集体化大唱赞歌。这引起了我强烈的兴趣。完成教学任务后，中午喝瓶啤酒吃点面包，我就直奔图书馆。先在馆里看，然后把有用的书刊借回去，一些有价值的材料就复印下来。”就这样，高尔基因何出国回国，法捷耶夫为何举枪自杀，马雅可夫斯基缘何自动离开人世……这一个个长期令他感到困惑的问题，都有了愈来愈清晰的答案。

讲学结束，蓝英年带着一箱材料回国，并没想整理发表。“有一天，我和董乐山、舒展两位先生闲谈，偶然谈到了对苏联文学的新看法。两位先生强烈要我写出来，并向《读书》、《随笔》杂志推荐。”因了这一缘由，他在《读书》杂志开设“寻墓者说”专栏，以寻访苏联作家之墓的象征意蕴，撰写了一系列揭示苏联作家惊心动魄的身世和遭遇的文章。让他始料未及的是，这些文章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影响，并造成了俄罗斯文学研究的“蓝英年现象”。此后，很多报刊杂志向他约稿，最多的时候，他曾同时执笔四个专栏。蓝英年谦称，他只是写了一些“读书笔记”和“读书杂感”，是广大读者的厚爱让他一不小心出了名。

事实上，此前蓝英年已因为翻译俄罗斯文学在业界内外享有声誉。这一系列随笔文章，一度淡化了他作为文学翻译家的身份。但蓝英年深知，他能推开苏联文学沉重而又真实的大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翻译。“毋须讳言，这方面，我是有先天优势的。大学期间我主修的是俄语专业，我搞过俄语文学翻译，能直接阅读俄语书刊报刊，不存在语言沟通障碍，去俄罗斯踏访也不用担心迷路。”

尽管在高中时期，蓝英年就迷恋上了俄罗斯文学。但直到读了屠格涅夫等著的《回忆果戈理》，尤其是其中孟十还翻译的《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甚至暗想有一天翻译果戈理的作品，才是他对翻译真正感到兴趣的开始。“某种意义上，这也影响了我1951年报考人民大学俄文系。但我没有翻译果戈理的作品，除没有机会外，也自觉没有翻译这个功力。1977年，在福州举行的鲁迅译文序跋注释讨论会上，遇到老翻译家戈宝权，和他谈到这本书。他正好有原文版，回到北京就带来给我。在他的认可和鼓励下，我翻译了《果戈理是怎样写作的》，这算是了却了我一个心愿。”

然而，他最初接触翻译却是在“文革”后期。受一家出版社领导指派，他和另一个译者王燎合译了苏联作家尤里·特里丰诺夫的小说《滨河街公寓》，作为内部政治资料在1978年发表。“这部小说直到1983年才公开发行，当时据说是姚文元指定翻译的。小说写到了苏联社会的阴暗面，1976年在苏联发表后曾轰动一时。”

翻译《日瓦戈医生》的经历，同样深深烙上了那个时代的印记。1958年秋，蓝英年在青岛李村劳动锻炼，在山坡上看到《人民日报》上刊登西蒙诺夫等人批判帕斯捷尔纳克的这部“反动小说”的长文。他惊讶于自己学过苏联文学史，居然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好奇心驱使他写信请侨居法国的叔叔寄来这本书。“那年冬天，我回北京休假，看到叔叔寄来的一捆书，打开一看，竟有一本原文版的《日瓦戈医生》。“文革”期间我把这本书同列宁和斯大林的书摆在一起，放在最显眼的地方，居然骗过红卫兵，保存了下来。”

1983年春的一天，他路过人民文学出版社，上去喝茶聊天，没想就聊到了这本书。“编辑冯南江说，《日瓦戈医生》根本没有原文本，西方的译本都是从意大利文转译的。我说我见过，他不信。我说不仅见过，还有原著。在场的编辑都惊奇地望着我。第二天，我把原文本带去了出版社，他们看到后惊呆了。翻译家蒋路先生当场拍板：‘翻译！你来译！’我没有思想准备，并知道这本书难译，提出找个合作者，蒋路同意了。很不巧，碰到当时批判精神污染，翻译工作停顿了下来。直到一天，出版社副总编辑带着三名编辑到家里找我，在挂历上打了个钩，限定这天交稿，我们才像上了发条似的干起来。四年后，这本书终于出版。”

此后，蓝英年更多转向了随笔创作。1989年至1999年十年间他没有再翻译过作品。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翻译丧失了热情。近些年，他自己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了《塞纳河畔》、《邪恶势力》等书。而最重要的收获，则数引起较大反响的《捍卫记忆》。“我是在1989年苏联执教期间，才第一次听到作者利季娅·丘科夫斯卡娅的名字。后来读到了利季娅的《被作协开除记》和《索菲娅·彼得罗夫娜》，极为震撼。”

2008年，利季娅的女儿通过帕斯捷尔纳克的儿子联系上蓝英年，并确信他定能懂得作品的价值，将其翻译好。其实，蓝英年早已期待将她的作品译入中国。“恰巧碰到有出版社想要出版利季娅作品，我就把它译了出来。”

而蓝英年之所以坚持翻译利季娅，很大程度上也因为这个女作家身上有着传统俄国知识分子的气质，始终听从良知的声音，敢于质疑敢于反思。“她继承的正是俄国自果戈理以来的那种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她对真相与真理，有一种偏执的热情。作为反思体制的先行者，她比索尔仁尼琴都要早。”

这也是蓝英年自己坚守的品格。他是民国初年有名的“中国三少年”之一蓝公武的儿子，却一向回避谈父亲。“我之所以避免谈他，是因为我厌恶‘官本位’，不愿人知道我是‘官’的儿子。其次，先父又是知名知识分子，别人会想当然以为我家学渊源深厚。”言及至此，他特别强调自己小时候与父亲很少生活在一起，更别说受什么影响。“我的童年是在沦陷的北京度过的，先父担心我受到奴化教育，不许我上学，家里也没人教我文化，直到晋察冀边区才上了小学。”他之所以这么说，其实也并非不热爱自己的父亲，而只是想告诉读者事实真相。

对于翻译，他同样秉承实事求是的态度。尽管他敬重傅雷的翻译，在很多场合都强调当下之所以出不了翻译家，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缺少傅雷那样对待翻译的极端认真负责的态度。但他并没有因此讳言傅雷译文的不足。“傅雷译巴尔扎克，经历了一个摸索的过程。他早先译的《贝姨》《邦斯舅舅》等语言非常流畅，但体现出来的还是他自己的行文风格。直到后来的《搅水女人》《都尔的本堂神甫》等，才真正传达出了巴尔扎克原作的风格。”

蓝英年一向不主张重译名著，觉得已有珠玉在前，重译没什么意思。但他透露自己正在重译《日瓦戈医生》。因为，自觉这本书由于当时主客观的原因，没译好，对不起读者和作者。事实上，就在今年，上海译文出版社出了这部名著的全新译本。在接受采访时，蓝英年还没有读到。但可以想见，这是令他感到快慰的事。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只有永恒的著作，没有不朽的译文。“旧的译文终将被新的译文所淘汰，我的译文也将被淘汰，我将衷心欢迎。”

蓝英年，1933年生。江苏吴江人。195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俄语系。1989-1991年赴苏联讲学两年，长期从事俄语教学以及苏俄文学、历史的翻译研究和写作。译著有：《日瓦戈医生》(与人合译)、《塞纳河畔》等，随笔集有《寻墓者说》、《被现实撞碎的生命之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