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判文化大师

文化大师要有原创性思想，要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力，要能传承民族文化基因，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醒，并勇于担当人类的责任。一句话，要有文化的力量。

应该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化生产力进一步解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产生了一批有国际影响的文化名人和文化作品。可以说，当今时代是一个需要也能够产生传世之作和名家大师的时代。然而，评判谁是这个时代的文化大师，还是应该慎重。毕竟，历史上的“大师”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但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又都是少数。着眼引导社会对文化大师的关注，以及引导更多的文化名人向“大师”努力，我们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时代的高度，来确定和审视文化大师评价体系和标准。

文化大师要有原创性思想。创新创造是构成大师的前提。在文化上，他们要带有强烈标识性，这种标识不是符号化，而是能够表现中国在整个历史、社会和时代中对更广泛群体所构成的影响。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就有很显著的大师标识，它从中世纪的宗教转向人文思想，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达·芬奇等大师级人物。文化大师都有独异前人的杰出文化成就，他们都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即开前人之未开的学术事业的人。

文化大师要在世界有广泛的影响力。作为一个文明古国、文化大国，应该推举出一批对世界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文化大师和文化作品。今天的文化大师不能是地域局部范围的，全球化应该是一个基本参照系。同时，文化传播的覆盖面要广泛，大师应该是能在更大范围内构成反响的人物。比如说孔子，他的思想已经影响了全世界，并在全球范围传播了中国和中国文化价值观。

文化大师要能传承民族文化基因。英国前首相丘吉尔说：我宁肯不要印度，也不能没有莎士比亚；斯大林在二战期间红场阅兵时说：没有人能够征服诞生了普希金、托尔斯泰和柴可夫斯基等伟大人物的俄罗斯民族。这些名言，道出了一个文化大师对一个民族发展的重要性。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命基因，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够延续五千年，靠的是中华文化优秀基因的韧性和传承。在全球化背景下，我们不能被西方的标准所左右，坚持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应是当前中国文化大师不可放弃的文化追求。事实上，《阿Q正传》、《毛主席语录》、《红楼梦》之所以能影响世界，与其蕴含着独特的中国文化密不可分。

文化大师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醒，并勇于担当人类的责任。文化大师应是一个高度自觉的人，一个善于抓住历史机遇的人，一个能化阻力为动力的人，一个勇于担当甘愿为人类献身的人。任何时候，他们都不会轻言放弃。以范仲淹为例，他出身低微，社会环境复杂，但面对的是残唐五代留下的精神沙漠，他勇于担当，自强不息，开辟了中国文化在宋代的复兴之路。事实上，一个体现了人类精神、文化精神的人，能赢得社会广泛尊重的人，才堪称大师。

文化大师要经得起时间的验证。梁启超说，大师之形成之发现，往往有一种滞后效应，“(文化的)创造不必定在当时此地发生结果。所以有在此时创造，到几百年后才看见结果的”。例如孔子的创造力，到汉以后才表现出来。事实上，真正的文化大师不是能够人为地制造出来的，因为人民群众的一致认可和历史的长期检验，是不能逾越的两道屏障。

怎样才能营造文化大师成长的环境

要有长远规划和坚持的理性，要营造让思想飞扬的人文环境，要构建创新人才生长的教育模式，还要倡导文化人的自我塑造。从文化名家到文化大师，是一个质的飞跃。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发展最终应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把文化作为发展战略的轴心，经济、社会、教育等战略都要维系于这个轴心来展开，并实施“文化领袖”“文化巨人”等相关工程建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培养和塑造文化大师，已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呼唤。

要有长远规划和坚持的理性。文化涉及人们的情感记忆、思维习惯、精神感悟，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文化大师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出现的,都有一个积累过程。因此，要有大思路、长目标、大战略，加快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大力实施“名家工程”“大师工程”，并把它们纳入国家人才发展长远战略规划。同时，要构建激励“名家”成长为“大师”的竞争机制，妥善处理当前存在的如学术团体机关化、文化名人官员化等问题。培养大师要有紧迫感，但不能一蹴而就，要有足够的耐心和坚持，做到重在建设、注重积累，决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更不能用暴风骤雨、搞运动的方式来进行。

要营造让思想飞扬的人文环境。大师们在本质上是自由灵动、不拘一格的。史学家分析认为，春秋战国时期之所以涌现出一批思想家，与当时的人文环境有密切关系：条条框框被打破，思想比较解放、文化交流更加从容和顺畅。当前，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求，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对不同艺术风格和流派，要尊重创造，鼓励探索；对学术理论问题，要坚持民主讨论，平等交流。这里还要避免对文化名人进行不负责的苛责漫骂，甚至戏说、恶搞、打“口水仗”，要营造尊重文化名人的人际氛围。

要构建创新人才生长的教育模式。梅贻琦曾说过“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强调大师对于大学的重要性。人大校长纪宝成近日批评大学教育现在成了职业教育，出产人才更多的是依靠“流水线”，即统一的培养模式、固定的教育体系、固定的评价标准。而当评价体系完全瞄准了论文量、出书量、学术级别、项目多少时，就和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唯GDP论并无两样。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给人文学科以宽松氛围，并破解长期以来人文学科量化考核等因素带来的困境，实施系统全方位培养。

要倡导文化人的自我塑造。他们应能够坚持理想，淡漠名利，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西方的几个重要文化重建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其中的一些影响深远的领军人物如达·芬奇、马丁·路德、培根、伏尔泰、狄德罗，莫不如此。相反，名家及其作品若趋于功利，则会弱化文化的光辉和思想的光芒。此外，他们在自我塑造中还要注重“立德”，不懈地追求真理，不轻信盲从，敢于担当，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文化大师是人类文化的长期积淀，解决的是人类“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方面的问题，他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引领着社会文明进步发展方向。文化大师的培养与造就，关乎社会的人文素质和人文底蕴，关乎民族的文化品质和文化发展，关乎国家的文化实力和文化安全。当前，我们应当把文化大师的培养与造就摆在国家发展战略位置，加紧实施规划和行动。否则，我们不仅在重复前人关于中国文化大师匮乏的感叹，而且“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