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文化站被戏称为“五子”：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只凳子、一个女孩子、一张报纸

□文化如果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农民建设文化的积极性自然就大了

□其他地方要想复制“大村经验”，必须要给予农村文化建设足够的资金支持

□基层带头人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文化发展的视角、文化建设的判断，尤为重要

虞祖学到现在都记得，那天去开会时又激动又焦虑的心情。

今年上半年，时任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县中和乡乡长的虞祖学，参加了省、市、县、乡文化发展协调会。在这次会议上，中和乡所辖的大村被列为全省首批38个“文化惠民”创建点之一。

虞祖学太了解这其中的动力和压力了。一方面，在腾冲今后的文化建设中，“项目资金会优先向大村倾斜”，是个利好消息；但另一方面，如何在文化底子薄的农村地区，让农民“享受”文化，是个不小的挑战。

真正让虞祖学松了口气，还是在半年以后——“大村经验”被高层领导肯定：大村把文化建设与服务“三农”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农村文化建设的新路子，值得在全国农村推广。

虞祖学做过9年的腾冲县文广局副局长，后任中和乡乡长4年，又直接参与了大村的“文化惠民”建设。从他的视角来看，农村文化建设的难点在哪里？解决这些难题，大村的实践提供了哪些经验？

文化难点

基层文化站“空壳化”

大村经验

把文化场所建到自然村

2006年，虞祖学从腾冲县文广局副局长调任中和乡乡长，正好赶上全国推进新农村建设。他意识到，在新农村建设中，文化是灵魂，不可或缺。他总结出一套理论：农村文化对农民个人来说是素质，对农村群体来说是习惯，对农村社会来说是导向。

干了一阵子，他发现，封建迷信在广大农村还有一定的土壤。与此相反，社会主义文化根基还不牢靠，每年省市县“送文化下乡”只到乡级，村子里没有读书、娱乐的场所。

中和乡最终确定了新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方案，要求每个村必须建立文化大院。虞祖学想的是，“文化阵地必须要建到自然村”。

此前，这样的文化阵地就是文化站，但只在乡一级设立。

更尴尬的是，文化站曾被戏称为“五子”：一间房子、一张桌子、一只凳子、一个女孩子、一张报纸。虞祖学反思：“建立文化站的出发点很好，但它能为老百姓提供多少实质东西呢？”

在自然村建立文化阵地，如何避免走文化站的老路？大村的实践解答了虞祖学的困惑。

“过去乡文化站也承担着培训农民的职能，但服务单一、脱离实际、不死不活。”中和乡农民素质教育网络培训学校校长寸艳玲很坦诚，“比如，网培学校提供个性化培训，服务于农民的现实需求，为文化育民找到了抓手和方向。”

虞祖学分析，大村“文化乐民、文化育民、文化富民”的“三民”思路切实关注了群众在文化上的总收益，“文化如果能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农民建设文化的积极性自然就大了。”

在他眼中，大村最宝贵的经验就在于有效地引导农民参与文化建设，提升了农民的文化自觉。

“应该将综合文化阵地建到自然村里。它们不一定要有大村的规模，也不一定完全按照大村的套路，但要时刻以‘服务三农’为导向。”虞祖学说。

文化难点

政府的扶持跟不上

大村经验

投资文化永远不亏本

“文化是灵魂”的思路虽然清晰，但在实际工作中，虞祖学经常遭遇难题——最头疼的，就是缺钱。

一到重阳节，虞祖学就发愁：村里搞活动，希望乡里能够给予资金支持。即使按照87个自然村、每村最高500元的标准来算，虞祖学也始终不敢松口，“4万多元，对于乡里来说也捉襟见肘”。

以2009年为例，中和乡用于各种事业的经费有160多万元，但大都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如烤烟、蔬菜、林业等具有明显致富效益的产业。“每年留给文化建设的资金只有20万元左右。”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农村蓬勃的文化需求。在中和乡，11个行政村，甚至大一些的自然村，都拥有自己的民间演艺团队，他们没有活动场所，却常常乐此不疲地“打游击”，找个空地就唱歌跳舞。虞祖学意识到，“不是农民没需求，而是我们的扶持跟不上了”。

从2009年开始，云南省财政按照农民年人均0.5元的标准，每年安排1800万元的文化惠农活动补助经费，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基层文化建设的“资金荒”。但问题是，这些钱完全不够用，而且“主要用于补助乡级文化站了，根本就到不了村组”。

大村进行“文化惠民”建设，虞祖学担心的头等大事，就是配套扶持、尤其是资金投入能不能跟上。“上级政府不支持的话，仅靠乡一级机构，根本就吃不消。”

不到半年，他的顾虑打消了，大村通过自筹资金和申请项目资金解决了这个难题。不过他很清楚，大村要持续发展，这个程度的经费支持也远远不够。国家税改之后，从事农村管理的农民，工资由村委会负担，很多时候得不到保障。大村文化干事郭伟每个月收入800元，而此前，他在县城每月能赚到2000元左右。“他现在凭着激情干，一段时间还可以，长久下去，肯定难以保证。”

“投资文化永远不亏本。其他地方要想复制大村的经验，必须要从政策导向上，给予农村文化建设足够的资金支持。”虞祖学说。

文化难点

没有专人负责文化工作

大村经验

让“文化人”做事很重要

在农村基层文化建设中，政府是倡导者和引导者——这是虞祖学多年基层工作的经验总结。

2006年，虞祖学提出在中和乡的11个行政村建设文化大院，首先以石坪村作为试点，需要３0多万元资金投入。有村民质疑：拿这么多钱搞文化建设，会比修路、发展产业还来钱吗？

虞祖学说服群众只用了一条理由：80多年前，隔壁的和顺乡跟中和乡经济条件差不多，但和顺建了乡图书馆，而且还是中国最大的乡村图书馆之一；80多年后，这两个地方的经济条件还是没多大差别，但从文化影响、外界认可等方面来看，“和顺与中和，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

在这次引导中，虞祖学不仅表现出文化建设者的眼光，更显示出他在基层群众中的威信和说服力。“在基层，什么人说话，远比说什么更重要。”

同样具有深厚群众基础的是大村党委书记李朝孝。初中毕业的他干过20年烧瓦匠。“书没读好，工作起来很艰难。”李朝孝认为，文化素质低是制约农民群众脱贫致富的瓶颈。自1992年起，他就从村财政拿出钱来，给考上高中的学生每人奖励20元。2000年起，他又给教学成绩突出的村小学老师发奖。2006年，李朝孝四处奔走争取项目，发动村民自筹，愣是用新农村建设项目资金9.6万元带动投入480万元，新建了大村完全小学。他对文化教育的重视态度，感染了当地村民，渐渐演变成这个边远小山村的一种风气。

虞祖学认为，基层带头人对于文化事业的重视、对于文化发展的视角、对于文化建设的判断，尤为重要。但长期以来，在行政村以下，没有专人负责文化工作，文化建设的常态化很难保证。

2009年1月，云南开始尝试让“文化人”来抓基层文化建设，明确规定“每年从懂文化政策、有实践经验、德才兼备的干部中选派一批文化副县（市、区）长、副乡（镇）长，主要负责文化建设。”目前，首批选派的9名文化副县长已全部到任。

而此时，虞祖学已经调任腾冲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如果我的文化发展思路被认可，我今后还将尝试在全县范围内推广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