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运潮中乡村文化教育衰败及重建的反思

其实现在过年回家只是一个“团聚”的概念而已，而乡村文化的衰败现状已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担忧和焦虑，比如故乡传统生活方式的消亡与崩溃，传统乡间伦理价值秩序的解体等。沈从文在《长河》中曾提出“变与不变”的概念，也就是说，面对新的社会人事变化，农村有变的一面，但也有不变的一面，比如一些数千年来一直传承的基本伦理，我认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背后的话题就是超越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的二元对立，真正理解“变与不变”的话题。

——钱理群

顾村言

为回家一票难求,广州火车站前排队的民工

1996返乡大巴没有座位的向利群从深圳一直站到湖南怀化（右图）张新民 图

这是一个图腾或寓言，一年一度如期上演，让每一位国人身不由己，如一股巨大的神性的力量，熙熙攘攘的人头，广场、车站、火车……决堤般的人潮，拥挤而寂寥的个体，然而却又那么执拗而顽强——这一“过年回家”图腾的背后，充满了中华大地亘古如斯的感动、温暖以及悲怆。

乡关何处？

年关渐至，中国大地到处是回家的脚步——对于更多“漂一族”或“蚁族”而言，在回家的同时更有一种“春节恐归症”，而其背后则是一种无言的尴尬，城市只是一个漂泊之所，而过年其实只是一年一度与亲人的例行团聚而已，日渐凋敝的故乡也早已不再是心中的家园——故乡一直就在沦陷：不再清澈的水流、强制进行的拆迁、权力崇拜、乡村空心化、留守的老人与儿童、亲情与温情的不再……不仅仅是传统民俗、信仰、宗教、戏曲空洞化，“乡村生活已逐渐失去了自己独到的文化精神的内涵”。

家园正在沦落。

曾经让人依恋的最具礼仪之美的中国文化的亲情又去了哪里呢？

近日，温家宝总理向学者就教育大纲征求意见，学者刘梦溪说，社会的问题在经济，经济的问题在文化，文化的问题在教育，经济强国的建立，不能以牺牲文化的基本价值为条件。

然而一个冷冰冰的现实是：教育不但不能改变大多数农民的命运，反而成为不堪承受的重担。

中央党校课题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西部农村教育“用‘凋敝’这个词来形容，一点都不夸张：15％的人口——大约为1亿8000万人 ——所居住的地区远没有普及义务教育，与之相应的是，出身农村的大学生就业更加困难。韩少功在其《山中少年》中如是描述：“如果你在这里看见面色苍白、目光呆滞、怪癖不群的青年，如果你看到他们衣冠楚楚从不出现在田边地头，你就大致可以猜出他们的身份：大多是中专、大专、本科毕业的乡村知识分子。他们耗费了家人大量钱财，包括金榜题名时热热闹闹的大摆宴席，但毕业后没有找到工作， 正承担着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和自我心理压力，过着受刑一般的日子，但他们苦着一张脸，不知道如何逃离这种困境，似乎从没有想到跟着父辈下地干活正是突围的出路，正是读书人自救和人间正道。他们因为受过更多教育，所以必须守住自己的衣冠楚楚的怀才不遇。”

乡村文化与环境的恶化只是表面，而更多的是人心的苦楚与挣扎：在张艺谋“三枪惊奇”的苍白中，在某些盛世宣言的虚妄中，知名学者钱理群这些天却一直说起一篇调查农村老人自杀的文章，“三农”学者贺雪峰在调查了湖北京山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后写道：“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可能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对于老人，信仰的缺失可以选择自杀，而对于更多的刚刚走出学校的“毕业即失业”的年轻人而言，如果也抱着这样的想法，无疑是恐怖的，既然这个世界如此不值得人留恋，那么又有什么不可以去做？可以说，去年的“毒奶粉”事件以及近期的三聚氰胺奶粉重现市场等事件，其深层次原因正缘于传统道德与信仰体系的崩溃。

上世纪30年代的梁漱溟乡村建设试验对于当下无疑是有着启发意义的，对于文化图存的思考远远大于政治救亡的梁漱溟在从事乡村建设早期就说：“乡村建设的关键在于重建乡土中国诚信体系，使人有所信仰、有所信赖、有所信托，此乃未来中国建筑新政治的基础。”

与梁漱溟乡村建设异曲同工的是，因为回乡看到朴素人生的消失，沈从文先生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其代表作中提出民族品德的重建，其《长河》题记有：“去乡已经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素朴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义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就我所熟习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

沈从文先生的民族品德重建，在当下似乎依然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想象，重建民族品德也即重建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北大学者钱理群昨天接受早报记者专访时即认为，由于乡村教育中乡村文化资源的失落，乡村文化与教育的重建是必然的，“什么样的生活是一种好的生活？”或者说，作为现代中国人，我们要追求、创造怎样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并建立怎样的价值理想和理念？这其实是我们讨论“乡村文化、教育的重建”（它的背后是整个中国文化、教育的重建）所内在的根本问题，而其中重点解决的即是沈从文提到的“变”与“不变（常）”。

也正如钱理群所言，今天中国农村、农民所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深层次的精神、文化、教育的问题，也就是今天中国城市的问题，特别是我们知识分子的问题，“因此，我们是在和中国的农民一起面对共同的中国问题，知识分子需要走向农村,超越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的二元对立，并一起与农民来探讨解决这些问题的理论思路和实践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