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晓明“高度说”的逻辑

陈晓明先生对中国当代文学的重新评价，源于他对自己多年来所操持的西方“知识谱系”的疑问。他深感歉疚的是，自己至今还没有创造一种全新的、综合古今中外的知识谱系，来与西方知识谱系相抗衡，以致让“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中国当代文学“蒙冤”多年。他认为:“如果没有我们自己对自身文学的认识及其建构美学准则，我们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西方给我们施加的美学的标准也压得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用那样的标准看自己的小说永远是差了一大截”。为了迅速摆脱外来标准“施加”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二流货”、“差一截”的不公正待遇，陈晓明先生在来不及建立新的知识谱系和评价标准的前提下，直接将“前所未有高度”的结论端了出来。通过放弃个人趣味和迁就权力的趣味，通过为宏观决策提供资讯的“专家身份”这一中介，知识谱系的逻辑，顿时转变为权利秩序的逻辑；中国当代文学的“垃圾说”，顿时转变成了“黄金说”。

在推出“黄金说”的过程中，陈晓明先生一方面在努力寻找一种与国际知识谱系接轨的言谈方式，为中国当代文学辩护，由此产生了一系列全新的判断。比如:在“反抗现代性”的理论前提下，重新肯定1949年至1965年的文学的价值；通过学生的阅读反应，来肯定《创业史》、《红旗谱》等作品的传播意义；将最前沿的理论资源，用于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去政治化”服务；用“再解读”的方法，为当代文学寻找新的“美学标准”；最后推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结论。另一方面，他有意无意地用了一种暗含威胁的口气———“有人要唱衰中国文学”，仿佛当代文学的读者和批评者中有敌对势力似的。尽管这不是他的本意，但这种句式，透出一种我们熟悉的杀气。当他遭到国内“文学买办”骚扰的时候，他还使出了一招太极推手:“保持文学的差异性”。如果将文学和非文学的“差异”合法化，那么“差异说”是取消价值判断最省事的一招。这种说法，近几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里都很流行，我们在主流媒体中每天都能听到。

当代文学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面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无论用国际视野中的文学标准，还是用咱们老祖宗的文学标准衡量，它都疑问重重。白话文文学诞生才九十多年，在文学史长河中好像一个新生儿，其成长过程历尽磨难，身体中既有来自母体的“胎毒”，也有交叉感染的“病菌”。面对这样一个发育尚不完全的对象，唯一可做的就是要设法让它自身的机能健全起来，而不是像溺爱的母亲一样找各种借口盲目夸耀。

王蒙先生说，中国当代文学的创作环境处于“前所未有的宽松”时期，在当代中国60年的历史之中，并按照有中国特色的标准衡量，这个说法没有疑问。如今配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两个“前所未有”加在一起，我们于是产生前所未有的困惑。表面上看，中国当代文学的形式和构件，包括语言和叙事技巧，似乎都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肌肉”很发达似的，仔细检查，发现它缺心眼儿，也就是缺少作为文学基因的“自由心境”。

机能健全的两个条件，一是好的外部环境，一是个体内在的生长能力，或者说造血功能。尤其是对文学而言，作家的内在生长能力特别重要。自由心境的丧失，是不宽松和禁锢的结果。禁锢的解除，可以让行动的自由立刻得到恢复，但不一定能让自由心境立刻恢复。因此，在恢复自由心境的过程中，有一种症候特别值得注意，那就是对解禁和自由的不习惯，迷上了先前的禁锢，甚至对宽松和自由产生逆反心理。这是一种典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在文学中的反应。

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这一心理现象或许古已有之，但这个心理学术语，则源于1973年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劫持人质事件。心理学家发现，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强烈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控制在劫持者手里:要么合作而活着，要么反抗而死去，没有别的选择。劫持者让人质活下来，人质便产生感恩之心。渐渐地，他们与劫持者同呼吸共命运，甚至还会爱上劫持者。最终，他们和劫持者一起，将解救者视为敌人。这种“自我劫持”的心理现象，在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中越来越明显。他们对宽松自由特别反感，沉浸在当年被劫持之时的禁锢和受虐情境之中不可自拔。因此，在“前所未有的宽松”环境里，当务之急是解救那些因“自我劫持”而导致的变态心理，让他们恢复正常。

□张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