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 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差异说”是取消价值判断最省事的一招。

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断语。

这种句式，透出一种我们熟悉的杀气。

所谓“斗胆”，是弱者向强者进言时的卑词。说出一种与主流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观点，不需要“斗胆”。

两种貌似对立的评价

短短的两年之内，对中国当代文学(1949-2009)的评价，出现了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个由著名汉学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顾彬提出，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简称“垃圾说”)；另一个由著名批评家、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提出，说中国当代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简称“高度说”或者“黄金说”)。由于事涉当代，与每一位活着的人多少都有点瓜葛，关注的人自然会很多。所以观点一出，立刻引来了大量的围观者。

面对两种针锋相对的评价，人们难以取舍。两位学者都自称研究中国文学三四十年，他们对自己的研究对象有独特的情感，恨不得把中国当代文学看作自己的儿女。但他们俩用截然相反的形式表达着自己的情感:一个像严父，恨铁不成钢，面对缺点，厉声责斥；一个如慈母，越看越喜爱，只看长处，袒护有加。“垃圾说”和“黄金说”，两种观点表面上南辕北辙，但深层逻辑却是同一的。它们就像生长在同一胎盘中的孪生兄弟。在精神分析的视野中，黄金是粪便(垃圾)的升级形式，所以人们常常会视黄金为粪土；粪便(垃圾)是黄金的堕落形式，所以人们面对它总是会哈哈大笑。“垃圾说”和“黄金说”，就这样成了中国当代文学评价中两个既互相拆台，又相互依赖的奇怪景观。

顾彬“垃圾说”的遭遇

顾彬的“垃圾说”，因其明快和粗暴的双重属性，给公众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和乐趣，也为公众释放对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满情绪，提供了机会。报纸和网络等大众媒介的大肆报道，暗含着公众对顾彬的支持，但反对者也不少。根据不同的动机，可将反对者分成两类，一类是心态上的不接受，一类是事实上的不接受。心态上的不接受，就是死要面子，活不认账，但内心还是有点发虚。事实上的不接受，则是要找理论上的借口，用理性思维做工具，把死的说成活的。

先说心态上的不接受:敢于公开说出真相的为什么不是我们而是你洋人？连垃圾都不认识，我们的思维、视觉、嗅觉是不是真的有毛病？为了回避自身的问题，我们转而向汉学家发起进攻:你了解中国当代文学垃圾的组成元素和生产环境吗？其实这是一种弱势文化面对强势文化的自然心理反应。近代以来，面对洋人，中国人的“义和团情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经常摆出一副刀枪不入的样子。中国当代文学是不怎么的，但你顾彬先生说它是“垃圾”，我们偏偏不爱听，就好比自己家人有缺陷而不接受外人斥责一样。其实我们一直很讨厌那种腰里缠着红布，光着膀子嗷嗷叫的义和团，更喜欢五四先辈引进的文学“洋枪洋炮”。面对“文学义和团”时，我们摆弄着“洋枪洋炮”；面对洋人的批评，我们情不自禁地脱光上衣，将红布往腰里一缠，摆开架势哇哇地冲了上去。这是根深蒂固的民族自卑情结在个体人格中的可悲投影。

再说事实上的不接受。这是“心态上不接受”的变异形式，或者说是它的升级版。这种思维认为，顾彬先生对当代文学事实的判断有问题，或者说他的西方“知识谱系”不适应中国语境。当我们用“中国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的时候，突然发现它很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陈晓明先生持这种观点，参见2009年11月7日的《羊城晚报》B05版和他的“网易博客”文章。这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断语。据我所知，陈晓明先生不是心血来潮的偶尔一说，而是通过多年的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可是他一直在瞒着我们，直到今天才“斗胆”说了出来，说完之后把自己吓了一跳。所谓“斗胆”，是弱者向强者进言时的卑词。说出一种与主流价值观念高度一致的观点，不需要“斗胆”。需要“斗胆”说出来的，是那些与强权不吻合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