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亚洲难道没有边缘化写作的女性作家吗？何以百年来无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青睐呢？

且看，诺奖对莱辛的评价是，“她用怀疑、热情、构想的力量来审视一个分裂的文明，其作品如同一部女性经验的史诗。”而米勒的作品被认为“兼具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描写了一无所有、无所寄托者的境况”。

是了，弱者的史诗，这样雄健而悲悯的洞察力与表现力，在亚洲女性作家身上真的很罕见，以至于瑞典文学院视而不见吗？

且来看看以中文写作的女作家翘楚。王安忆，从她的《长恨歌》看，或不缺“诗歌的凝练和散文的率直”，从她的《米妮》看，也不缺对弱者的冷冷的洞悉与怜惜，但是，对“分裂的文明”的终极关怀，也许并不独是王安忆的缺憾，更是写作环境使然。我倒更愿意提出另一个名字:龙应台。从《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野火集》的激情与理性的呐喊，到最近沉下去写出惨烈内战失败者群像的心血之作《1949:大江大海》，她对“分裂的文明”进行的宏观审视与人文关怀，当得起任何一个奖项。或者，还有张纯如，那位因呕心沥血写作《南京大屠杀》而不堪心理重负而自杀的奇女子。但是，在瑞典文学院秘密投票的先生们眼中，龙和张，或者太不文学，太欠诗意了？然而，很不文学的丘吉尔、罗素也能获诺贝尔文学奖，龙、张们自然并不比他们更不文学。

当然，如龙和张，目前的写作姿态与影响力已经太不边缘了，反而不易进入诺贝尔评委的视线。

但是，老问题又来了:为什么一定要进入他们的视线呢？为什么一定要获得远在北欧那几位喝着咖啡、拿着放大镜搜寻杰出的“边缘写作”的那几个北欧先生的青睐呢？

文学的欣赏，本来就是很个性化而见仁见智的事情，更何况让遥远的、陌生的、方块字的写作引起他们的激动，本来就是很难的事情。高行健倘若不是远走法兰西，并且有好友为之译介作品，诺奖评委们哪里能够认出他来！

所以，且让我泡一壶清茶，继续慢慢地品味龙应台，品味王安忆，闲下来，偶一抬头瞟一眼远处热闹的诺奖揭锅，也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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