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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武侠小说作为中国独有的一种通俗小说，虽历经魏晋志怪小说、唐宋豪侠小说、清代侠义小说、现代武侠小说和当代武侠小说的演变，却被认为是非主流文学而难登大雅之堂，在中国正统文化人心目中充其量是一种成年人阅读的童话、大人读的小人书，有的甚至认为是毒害青少年的“文学垃圾”。按照通行的说法，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也即讲述以“武”行“侠”故事的“小说”。作为一种包容性很广的类型小说，在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背景下，可以写浪迹天涯、群雄逐鹿的侠客豪情；可以写悬疑紧张、复杂多变的权力角逐；可以写儿女情长、刻骨铭心的爱恨情仇。梁羽生认为，在武侠小说中，“侠”比“武”应该更为重要，“侠”是灵魂，“武”是躯壳。“侠”是目的，“武”是达成“侠”的手段。与其有“武”无“侠”，毋宁有“侠” 无“武”。与之相印证的是金庸的封笔之作《鹿鼎记》的主人公韦小宝有“侠” 无“武”，却能以“柔”克“刚”，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书中众多武林高手全都作为他的陪衬和点缀，意在营造一种“无剑胜有剑”的武侠新境界。对此争议颇大，有的认为《鹿鼎记》创立“反武侠”情节，突破了武侠小说争霸、夺宝、情变、行侠、复仇的框框套套，是武侠史首次以诙谐、反讽、批判观写作的巨著，代表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最高成就，是中国当代武侠小说的巅峰之作；有的认为武侠小说的中心是以武行义，无武不成侠，《鹿鼎记》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而是社会问题小说。2002年9月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陈平原的武侠小说类型研究插图珍藏本《千古文人侠客梦》，将武侠小说作为一个逐步成熟的独立的小说类型来考察，把武侠小说的基本叙事语法概括为“仗剑行侠”、“快意恩仇” 、“笑傲江湖”和 “浪迹天涯”，着力于开掘每一种基本叙事语法蕴含的文化及文学意义，注重结构意识、表现手法等各种基本叙事形式在演进过程中的变形，亦借此理解和描述武侠小说作为一种小说类型的发展。他独到地提出，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对于关心当代中国文化的人来说，武侠小说确实值得一看，因为“不看不知道，武侠真奇妙”。金庸的成功，对于本世纪末中国的文坛和学界，都是个极大的刺激。时至今日，称金庸的贡献在于其以特有的方式超越了“雅俗”与“古今”，不难被学界认可。2007年3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导师、著名文学评论家汤哲声主编的《中国当代通俗小说史论》认为，随着金庸的武侠小说影响日益扩大、日益深入，学术体制开始接纳他的小说作为研究对象。“金庸现象”是一种波及甚广的文化效应。从接受史的角度来看，它对学术规范、教育体制、课程设置、雅俗对峙等观念构成了强有力的冲击并产生了多元化的回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1995年春天严家炎教授在北京大学面向研究生开设的本科生高年级学生也可以选修的《金庸小说研究》课程才会成为“文化事件”。其实开设这门课的本意用严家炎的话来说，主要就是想通过金庸作品，为转变一贯残留在很多人脑中比较极端的观念做一些个人的努力，但他没想到的是它标志着金庸小说走向大学讲台的开端，标志着中文系原有的经典文本观念，对于通俗文学的歧视与偏见，已遭受有力的置疑，并终有一天会被打破。因此，可以说金庸武侠小说所产生的效应是多元文化时代的文化事件，它加入并推动了文化观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