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朽”的鲁迅

事实上，此次教科书风波也许正应了80多年前鲁迅的期望。

“他曾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知道自己的作品要被收录进语文课本的时候，鲁迅非常痛苦，他反对说:“我的文章是有毒的，不要放到教材里。”

很显然，鲁迅愿望中的“速朽”有个前提，那就是，这个社会变得足够美好，美好到不需批判。

如今，鲁迅的部分作品被拿出教材，却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足够美好。

钱理群用“悲剧”来形容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被淡化”，这位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研究鲁迅的人文学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应当成为与莎士比亚、歌德享有同等待遇的人物。

“今天的时代，假的虚伪的东西太多，需要鲁迅这样的人来直面。鲁迅就如湿地，在干燥少雨风沙中让我们呼吸顺畅。”孙郁如此形容鲁迅对于当今时代的巨大精神作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迫切需要的人，现在却正被渐渐放弃。当鲁迅成为中小学校园里的“三怕”之一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画家陈丹青所形容的“好玩”几乎成了与鲁迅距离最遥远的词汇。

“小丑”李敖

8月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台北专访李敖。记者问起身后之事，李敖玩世不恭:“遗体我会捐给台湾大学医院，千刀万剐。”随后，上海《东方早报》刊出评论，“李敖是旧时代的终结者，却不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他是专制时代最无畏的斗士，却是民主时代最普通的小丑。”作者羽戈对李敖个人进行的是“公正”到近乎苛刻的评判。

有人说，鲁迅永远立于任何体制之外，而李敖则永远立于体制对面。鲁迅的批评对象不止于政治，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和渗入人心的文化传统。而李敖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在不大可能遭到当局迫害的情况下而作激烈状的批评甚至谩骂，近乎哗众取宠。而在内地多数研究鲁迅的学者眼里，尽管“斗士”一词在鲁迅与李敖身上皆有延续，但是，与前者死于所爱的耶稣形象相比，李敖的小丑论并非妄言。

羽戈在文章中还探讨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斗士？“他们(李敖与韩寒)对社会之恶的批判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同时他们的生活却极其舒适安乐……”这一观点引来的是当代知识分子更为激烈的反驳，“为什么要清贫悲怆？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怎么指望他能兼济天下？”资深时事评论员熊培云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