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什么打动世界

——访瑞典皇家人文、历史及考古学院外籍院士张隆溪

毕生难忘的读书体验

新闻视点:您的经历很有意思，没上过大学，后来却成为国际知名的学者，据说您的启蒙读物是下乡时中学英文老师赠送的两本书，看了3年，那是怎样的学习体验？

张隆溪:那两本书分别是希腊罗马文学的英译本和英美文学选读，都是经典之作。那时候干完农活后才能看书，常常看到深夜。我记得某日午夜，读俄狄浦斯王的故事读到最后一句“在一个人生命尚未终结，没有最终摆脱痛苦和忧伤之前，不要说他是个有福的人”，此时，四围是无边的暗夜，只有一灯如豆。竹林里传来萧瑟的风声，河里远远传来潺潺的水声，我好像独自一人处在洪荒旷野之中，感受到天地自然那种原始、神秘而无可抗拒的力量。这种印象特别深刻，毕生难忘。

新闻视点:凭这两本书，后来就考上了北大的研究生？

张隆溪:我很幸运。1972年春天，我从山村调回成都，在汽车运输公司的车队当修理工。在朋友介绍下，我认识了欧阳子隽先生。他曾在报社当过记者，收集了很多英文原版书，后来在成都一个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文革”期间他居然奇迹般地把他最心爱的藏书保存了下来。他住在一个破旧小院子里一间极简陋的屋子里，但一走进去，就看见紧靠墙壁有排木板做成的书架，放满了各种旧书。在那里，我不仅第一次读到莎士比亚全集，而且读了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弥尔顿的《失乐园》……每天上班时，我都背着一包书去，一干完活，马上把油污的手在碱水缸里一洗，就开始看书。

新闻视点:真是奇遇！今天回过头来想一想，要是当初有更好的环境，您在学术研究上会否又是另一番天地？

张隆溪:客观而言，那个时代是一场灾难，但对我本人未必全是坏处。当时读书完全出于兴趣，记得那段日子，我有一次去找川大的谢文炳教授，他是专门研究英美文学的，当时正受批判，很灰心丧气。我把自己翻译的很多英文诗给他看，他却说，年轻人啊，你看我学了一辈子，现在到了这个地步，你还要去学这干什么呢？我当时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绝没有想到未来有任何发展，也并不太在乎得失。可是正像《庄子·外物》所说，“知无用而始可与言用矣”，用与无用是一种辩证关系。如果换作现在的环境，条件当然好，但治学是不是会变得更功利化，反而丧失了一些乐趣？

“大师”时代渐行渐远

新闻视点:您在北大时，和朱光潜先生、钱钟书先生、季羡林先生等前辈学者都交往甚密，能说说对他们的印象吗？

张隆溪:在这3位前辈学者中，朱先生年纪最大，他性格平和，没有大教授的架子，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小老头。我有次陪他去未名湖散步，一个骑车的学生把朱先生撞了，那孩子点点头就走了，朱先生也不生气。钱先生很好玩，我第一次去见他时，北大外事办公室的人警告我说，钱先生不喜欢你的话会立即表露出来。后来与他接触多了，发现钱先生是真性情。季先生为人谦逊，很照顾晚辈，我离开北大后，他还特意嘱咐北大学报给我留个位置。当时北大西语系还有杨周翰、李赋宁等好几位大学者，对学生都好极了。

新闻视点:前段时间，季羡林和任继愈先生先后过世，大家感觉“大师”们的那个时代渐行渐远，用书法家章祖安曾经的说法，大师远去是因为“时代不同，年轻人已丢失‘沉潜’二字”。

张隆溪:这跟教育背景有很大关系，老一辈学者生在一个承前启后的巨变时代，传统还在，年幼时都有中国古典教育的经历，比如钱钟书先生的父亲钱基博，是研究中国文学的大家，钱先生的家学底子深厚，后来又有机会到欧美留学，兼备中西学之长。对我们这一辈来说，这两方面的条件都不具备，你想我考上研究生的时候都已经30多岁了。现在这一辈年轻人呢，环境比我们好点，但如章祖安先生所言，物质诱惑太多，人生选择太多，潜下心来阅读变得很奢侈。

新闻视点:但他们也有优势的一面，生在互联网时代，东西方的屏障几乎不存在了，知识爆炸，鼠标一点就手到擒来。

张隆溪:对网络我持保守的态度。《美丽新世界》的作者赫胥黎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说过，“在一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真有一种危险，那就是一个人信息灵通和这个人有修养，很可能是互不相容的两件事情。要信息灵通，就必须快速阅读大量仅提供信息的指南之类书籍。而要有修养，就必须慢慢去读、细细去品味很少的几本书，那是一些生活、思想和感情都有声有色的人写的书。”网络也有美国学者詹明信所论的后现代主义特征，就是“平面化或没有深度”。如果年轻人想有所成就，得养成读经典和思考的习惯，不要被这个什么东西都来去如风的时代牵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