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算怎么回事呢？虽然我们的法律没有“文学欺诈”这一条，但当年冲着“□□”而去的读者，可是结结实实被欺诈了一回。也许，销售心理学研究者会从中悟到点什么，但站在文学立场上，只能视作者为背叛。从他们醉心于此类盘外招的姿态，我们也能得知，这是一部作者铁了心要以事件代替作品的文本，因为，并没有人逼迫他这样做，他在台面下做足了手脚，转眼又在台面上一脸苦相地嘀咕道:“我从未对它说过一句话”、“我把手机关了”，似乎还满心希望读者从他的狡黠式缄默里，领略一点“道可道，非常道”的妙境。算盘实在打得精。

把《废都》鉴定为一桩社会事件而非文学作品，看来也不算冤枉作者。《废都》解禁前后，我们如其所料地读到了大量步调一致的评论，包括作者在内的很多论者都提到:“书中对社会的观察带着前瞻性的思索；如今，再看这本书，书中描写的那些情况，在如今已见怪不怪。”（贾平凹语）

正如苏珊·桑塔格、哈罗德·布鲁姆等一流评论家再三指出的，蹩脚文学批评的特征之一，就是把文学批评置换成文化-社会批评，在无法进入文学内部之时，通过外部的包抄迂回，完成对作品价值“劫法场”式的救赎。《废都》原是一部探索元素荡然不存的庸作，就算我姑且承认它算一部成功作品，那么，在最理想意义上，其优点也只应落脚在反映现实人生上，而非预测未来社会。

小说家自有小说家的使命，他们不必借鉴未来学家的抱负。伟大的小说理应让未来的读者认可，但前提恰恰是它成功反映了当时的现实，而非跳过当时，直接向未来的读者致意，后者看上去就像一个主妇拒绝为今晚下厨，却把五年后的饭菜提早做好。我们认同乔治·奥威尔出版于1949年的小说《1984》，并非因为它专为未来而写，而是当时它就文学性地表现了某种现实。所以，哪怕《废都》确如作者、论者吹嘘的那样预测了未来，仍然无从挽救作品的声誉。

那些为新版《废都》造势的家伙，还不约而同地提到学者季羡林先生，说是季先生早就预言，“《废都》二十年后将大放光彩”。季先生已驾鹤西去，我们无从核实那句话的真伪。不过我可以确认，季羡林虽在佛教文化和中亚语言的研究上成果斐然，但没有证据表明，他还具有值得刮目相看的文学鉴赏力。考虑到出身农民的季先生在年富力强之时曾经撰文强调“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中稻达到四万三千多斤”还只是“牛刀小试”，我们更没有理由听取他专业领域之外的意见了。因此，喋喋于所谓季老的预言，只能说明，他们下定了忽悠到底的决心，同时坚信读者都是不明真相之辈，只会唯名人之言是从。

一本被禁的书，也就是一本假以时日必会解禁的书，这是禁书的循环之道。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禁书往往夹有各种题外之义，还可能染上悲壮的英雄色彩。出于对英雄著作的尊重，我并不认可《废都》的待遇，我甚至认为，那是《废都》不配享有的殊荣。从贾平凹与一班朋友当年在《废都》包裹上郑重写下“二十年后开封”的行为来看（有图片为证），大概只有他们知道，这原是一个“老夫自有计较”的中国式锦囊。所以，姑且当它从未被禁过吧。

出于对人间丰富性的尊重，一般我不会为了扩张观点而舞动“窥一斑而见全豹”的五方旗。目睹一位实力派作家突然学会了折腾，一味用没出息的方式在文坛尥蹶子，实在让人痛惜，但我痛惜之后决定收住话头，只是轻轻地叹口气:老贾，何必呢？

（作者系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