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爬上“魔鬼的床”

在学者和媒体的关系中，有一个问题是应该清楚的，那就是，大众传媒尤其是电视传媒不过是一个生产文化商品和娱乐产品的平台。在这里，传媒制作一档由学者主持的文化节目和制作一档由影视明星主持的娱乐节目的最终目的都是要有收视率。在这样的过程里，媒体一方面依赖学者的观点来提升传媒的文化品位和影响力，一方面还要炒作这些已经在大众中家喻户晓的学者的成名史和他们成名后的生活，以名人效应赢取更多的关注，这和炒作其他娱乐明星别无二致，因为这正是大众所感兴趣的娱乐兴奋点。

从第一方面看，媒体以学者的学识为基础制作节目，或者以学者的观点向大众解释某个问题，是借权威说话来提升节目的分量和品位，这一层面离学者自身的学识和学问还是比较切近的，但在这层关系中，学者也并不能获得完全的表达和话语权。因为，媒体还有自身的选择，这种选择或许因为收视率、或许因为节目定位等，而学者只能削足适履。曾在百家讲坛讲《聊斋》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马瑞芳在《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一书中对此有形象的描写，西方神话有张魔鬼的床，人被捉到床上，长了截短，短了拉长。百家讲坛对主讲人来说，也是张“魔鬼的床”。……上了“魔鬼的床”，主讲人被“截短拉长”，适应者，就很可能成“星”，不适应者，就只能回家坐冷板凳。而讲课的内容，也不是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用娱乐化且个性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遍。这也许就是易中天们被批评为 “不够专业”，有“戏说嫌疑”的缘由。

从另一方面看，当一些学者果真借助大众传媒一夜成名，他们自己名利双收的时候，学者和媒体的关系随之发生了进一步的改变。因为媒体，这些学者成为了名人，成为了公众人物，他们就会像娱乐明星般被媒体反复炒作，因为他们的知名度，他们已经成为大众关注的焦点，有关他们的任何一点都可以成为媒体炒作的东西。于丹在伦敦撒泼耍牌了，易中天说主持人愚蠢了……所有这些早已与学术传播无关，这样的噱头后是媒体满足大众对名人生活关注的欲望，是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心态，这也是在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抛头露面的学者们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形下，作为名人的学者已经没有任何主动权，你发怒、发飙、不理睬甚至沉默，无论如何表现都会成为被媒体放大的焦点。易中天此次和媒体的翻脸只是这种关系已紧张到一定程度的爆发而已。在以前的采访中，易中天曾多次流露出对媒体的不满，像有记者问，现在邀请你做讲座的地方很多，请问你如何平衡做学术与外出演讲时间？易中天回答:“这个不好说。人家邀请做讲座，不答应吧，你们会说我耍大牌；答应吧，你们又会报道说，我不甘寂寞。做人很难的。 ”从这些言谈中，我们都可以找到学者和媒体关系的这种转变。此次易中天和媒体的僵局中，媒体的提问其实还是一贯的作风，并无愚蠢之处，只是易教授的忍耐力到了极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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