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墓真伪的争议持续已久。数月以来，质疑者各抒己见。有人怀疑整座墓葬都是假的。更多的人则“指控”发掘者利用安阳西高穴村附近一座现成古墓，假造若干“证据”，将其“包装”成了曹操墓。他们列举大量“理由”，对曹操墓“证伪”。

最近我收集和整理了对曹操墓的几乎全部“质疑”或“指控”，从考古学角度看，这些所谓“质疑”要么是妄加猜测，要么是由于相关知识欠缺而造成的误解。虽然许多质疑者的动机是善良的，但质疑本身却毫无根据。

这里我愿意再次全面回答几个“关键质疑”，希望有助于澄清事情真相。

一、为什么说《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XX”石牌不是假造的？

对于“挺曹派”来说，如果《鲁潜墓志》和西高穴二号墓中的石牌是假的，则“后果很严重”。因为西高穴二号墓中出土的石牌称墓主人为“魏武王”，而《鲁潜墓志》称西高穴二号墓为“魏武帝陵”，二者相加，证实西高穴二号墓的主人下葬时称“魏武王”，至少在后赵时已被尊为“魏武帝”了。“魏武王”与“魏武帝”一字之差，却使得西高穴二号墓的墓主人与曹操之间产生了“唯一对唯一”的排他性关联。因为中国历史上只有曹操一人先后享有“魏武王”和“魏武帝”称号。这当然要拜曹丕所赐。公元220年曹操死后由“魏王”而进谥“魏武王”，并以此谥号下葬。8个月后，曹丕在洛阳称帝，曹操又被尊为“武皇帝”。此后人们以“太祖”、“武皇帝”或“魏武帝”称之。

尽管“反曹派”质疑不断，但《鲁潜墓志》和“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却不是假的。

《鲁潜墓志》不存在造假的可能性。

《鲁潜墓志》不可能造假，有以下依据。

《鲁潜墓志》的文字结构没有造假：除了质疑者挑出的“武”字和“年”字，我们还不妨将整个《鲁潜墓志》上的文字与“西门豹祠后赵建武六年勒柱刻石”作对比。后者是早年由河北省文物部门收藏的文物。比较后我们将发现，凡是二者“互见”的文字，其结构都是一样的。

《鲁潜墓志》的字体没有造假：熟悉书法史的人都知道，后赵时期正处在“由隶到楷”的过渡时期。官方书写文字，离隶书已有较大距离，而真正的楷书尚未出现。《鲁潜墓志》可以说是标准的过渡时期的书体。如果要造假，则造假者必须掌握极其高妙的书法功底，否则不可能将126个字写得如此符合时代风格。

《鲁潜墓志》中的用词和“表达式”没有造假：墓志中“丁卯朔”、“其年”、“墓入四丈”、“子泰所安”这样的表达法符合时代特征。

《鲁潜墓志》中的人物难以造假：墓志中提到三个人物，鲁潜（字世甫）、解建（字子泰）、魏武帝。鲁潜其人在文献中有零星记载。其中《晋书》中提到此人系 “晋都尉鲁潜叛，以许昌降于勒”。如此看来，鲁潜的确曾是晋的都尉，但后来投降了石勒。墓志中的这个后赵鲁潜“居然”严格地“印证”了文献。

《鲁潜墓志》中的地名难以造假：墓志中提到数个地名或地名表达式。如渤海赵安县、高决桥、陌西、上党等。已有学者就赵安县、高决桥、陌西等进行过讨论，证明所有表达均符合当时的地理和习惯。其中赵安县虽未见于古代地理志，但据学者研究，很可能取“赵国安宁”之意，是后赵属境内的地名。现失载于文献，正好补史之不足。

《鲁潜墓志》中的年号和官名没有造假：墓志中提到的年号为“建武十一年”。建武确为后赵年号。不仅河北省文物部门收藏有“后赵建武六年”的刻石，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甚至还收藏有“后赵建武四年”的佛像。官称则有“太仆卿驸马都尉”。关于这一官职的讨论，同样有学者作了深入研究，指出此处“驸马都尉”并非皇帝女婿。鲁潜先为“晋都尉”，后为“驸马都尉”与做女婿无关，实属正常。

由此可知，与文字相关的各个方面均真实无疑。像《鲁潜墓志》这样长达126字、内容丰富且有准确“发现地”（虽然不是原生考古地层中）的文物，不存在造假的可能性。它完全可以当做考古材料参与西高穴二号墓性质的研究。

“魏武王常所用XX”石牌是真品。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石牌共8枚。除“大戟”外，还有“大刀”、“短矛”、“长犀盾”。

“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的字体，是汉末八分体。其字体与《张迁碑》、《曹全碑》比较接近。有质疑者说，“魏武王常所用挌虎××”的字体与《鲁潜墓志》字体完全一样，二者是同一造假者所为，实是无稽之谈。“魏武王常所用挌虎××”所有文字的书体，均还留有“圆中见方”的味道，但《鲁潜墓志》的文字，明显向楷书更靠近一步，二者的书写风格有天壤之别。

至于“南阳有造假石牌者，所有西高穴二号墓中的石牌必为假造的石牌”，更是不负责任的“指控”。我更怀疑南阳石牌是“后仿制”或“后造假”。只要将南阳石牌与西高穴二号墓出土石牌认真对比一下即可看出问题。2007年前曹操墓多次被盗，很可能部分石牌流入民间，所谓闫沛东所见的南阳石牌很有可能就是据此仿造的，但这并不能说在西高穴二号墓中考古发掘得到的石牌是假的。

但我所说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8枚石牌是真品，并非仅仅根据这些文字本身的结构、书体、词汇以及文字内容。认为这些石牌并非造假，更重要的依据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是这些石牌上有明显的历经千年形成并附着于石牌之上的土垢和水垢。

文物埋于地下历经千年之后，其器身或器表会发生各种变化。例如漆木器通常会腐烂，铜或铁会生锈。“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是石质的，历经长时间后，其器身或器表变化与玉器相似，一般会在器表形成一层“膜”，局部还会形成“皮垢”，甚至发生明显的颜色变化（玉器称之为“沁”）。这些变化是新的石制品所没有的。即使假造出来，也很容易识别。因为自然生成的“膜”或附着的“垢”都是“深入”到器物体内的，而假造的“膜”、“垢”、“沁”等只停留在器体表面。

如果大家认真观察一下已经公布的“魏武王常所用××”的照片，每一件的表面都有一些明显但非常自然的“膜”、“垢”和“沁”。我曾经仔细观察过每一件石牌的器表变化，确信这些变化均不是“浮在表面”或“粘在表面”的，而是“渗在”或“长在”器体上的。特别是8枚石牌中的“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其后端小孔还拴有一根短铁链，其上锈迹明显，断然不是造假。

第二，也就是最能够证明“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戟”等不是假造文物的，是这些文物的考古地层关系。所谓考古地层，不是简单地埋藏在土中的深浅，而是考古发掘中，不同文物所处“文化层位”。考古地层学是从地质学中的“地质地层学”发展出来的。不同时代的物品，都有自己的地层。地层内的文物都是相互关联的。原生地层关系的人为破坏，是完全可以观察出来的。后世的人为地层则几乎可以一望而知。例如西高穴二号墓中盗墓分子所形成的盗洞，以及他们下到墓葬中挖开原生地层形成的现象，考古学通常称之为“盗坑”。西高穴二号墓的考古工作是按程序操作的发掘。8枚石牌中，多枚出自明确的地层关系中。其中一枚还出土于朽烂的漆器之下。这样的考古地层关系，不可能造假。

我自己曾带领考古队发掘过众多古代墓葬。考古发掘古墓的过程是缓慢的，通常不仅有民工，还有技工，有照相人员和绘图人员。西高穴二号墓发掘时间长达年余，参与者众多，纵有造假，我想也早已被“揭露”出来了吧。

二、为什么不对争议最大的石牌做碳十四或热释光？

石牌是否是现代人造假，用碳十四或者热释光测一下年代不就解决了吗？

很早以前倪方六先生就在其博客中提出这样的建议。这样的想法虽然很好，却是典型的想当然，或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碳十四测年法需要碳样，石牌为青石质的，如何能够利用碳十四测年？

热释光测年法则要求被测试的样本曾经受热（例如陶器被烧过），同样的，作为青石材质的石牌显然无法满足这个条件。

说这是“想当然”，是因为即使退一万步讲，即便利用碳十四或热释光可以得到石牌的年代，对于鉴定石牌是否造假也并无帮助。如果造假者选用古代的材料刻上字，碳十四或者热释光岂不也是白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