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彭小莲6年拍《红日风暴》 采访26个胡风分子
2010年05月21日 16:57 南方人物周刊 】 【打印共有评论0

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

彭小莲在北电导演系78级的那个班有29个人,其中包括:陈凯歌、田壮壮、吴子牛、夏刚、张建亚、金韬、张军钊、李少红、胡玫……

如果有生人在她面前搬弄老同学的是非,她多半会替他们讲话:“《无极》很烂么?但你要相信,陈凯歌开拍的时候,一定是想把它拍成一部好片子的!”

有一年陈凯歌在某地参加新片首映式,有人打电话给彭小莲:“快看电视,快看电视,观众正在起哄要他们(陈凯歌与陈红)接吻呢!”彭小莲叹口气:“做导演都做到这个份上了!”

如果熟悉的朋友在她前面加上定语“陈凯歌、张艺谋、田壮壮的同学”,她一定会说:“辛酸辛酸,活在别人身上了。做了那么多年导演,还要去沾别人的光。”

“别人”中不乏与时俱进者。每次参加电影节,看到这位或那位老同学,走在红地毯上,衬衫如雪,皮鞋如镜,颈上系朵黑色小蝴蝶结,身边总有记者环绕。她会在心里“哦”一声:某某某现在是这个样子了。

她的根基在上海,而中国电影的重镇早已北移。“这把年纪我是漂不动了,做自己想做的吧。”但真是很难,好剧本难找,投资难拉,说话算数的制片人也难碰上。

她写过一个不错的本子,几乎谈妥,前后耗时两年,最后黄了,“北京人,你知道的呀。”

她拍了一系列上海味道浓郁的故事片,有别于王家卫那种在香港搁浅的上海记忆,都不怎么出名。

一部一部重看她的电影,会找到那种专属于女性的细部处理能力,和语调。那些沪语,不仅仅是从房东太太或者麻将搭子嘴里有腔有调地念出来的,而是从人物的一招一式和眼神里传递出来的。譬如,上海人在人前不扬家丑的那声“嘘”。

老演员郑振瑶在她的两部片子里演母亲,抽香烟,会外语,精明而坚韧。香港女演员顾美华、台湾女明星王祖贤在《美丽上海》里演一对姐妹,一个插队回沪,不动声色,像柔顺的水草,被命运拨弄来拨弄去;一个留学归来,言必称美国。

吕丽萍在《假装没感觉》里演一个不断带女儿搬回娘家的母亲。她碰到的,不是有外遇的丈夫,就是连水电费都要跟她算清楚的继任老公。“大家都很难的,日子实在是过不下去了。”吕丽萍领着女儿坐上出租车,期期艾艾跟水电费老公分手,男人向车窗里伸进一只手:“实在要走,出租车钱我出。”

细心的观众能够体会,这些从她电影里走出来的人物,被赋予了怎样的生命。

她的摄影搭档,就是在美国时的同学、台湾人林良忠(前不久经顾长卫推荐,为蒋雯丽导演的《我们天上见》掌镜),一个人文修养相当好的摄影师。他们对色彩、光线、画面的调度,掺杂东方传统文化和西方学院派的影响,投射在银幕上,是唯美、老派的语言,有油画般的质感。“我不想把片子搞得像地下电影那样粗糙。”

她在片子里所用的心思,更多的不是技术上的、剪辑手法上的,而是直奔心灵和情感。所以有些观众,会被她平静的叙事弄得大哭。她的电影,像是上海滩的良家妇女,耐看。

因为一些原因,《美丽上海》拍完一年多没上映。2004年,这部片子拿下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奖。好些报道都在渲染“击败张艺谋的《十面埋伏》”,然而,为什么要跟一部明显走下坡路的、缺乏诚意的作品相比呢?

小川绅介向她展示过什么叫做电影人的诚意。那种贴着人群搜索的镜头语言,是跟农民泡在一起6年才可能有的;那个稻谷受精的画面,是花了很长时间、在夜里、在显微镜下,捕捉到的。

带着人文情感,找到不一样的视角,捉住那些蕴含人与生活本质联系的细节,把故事片拍出纪录片的毛边感,把空气也拍到电影里去--这是彭小莲从小川那里悟到的电影哲学。小川身体力行告诉她:好作品跟思想的诞生一样,需要闲暇、空间和沉淀。

当然,小川也告诉过她一些别的事情:有一次去柏林电影节拿奖,被安排在豪华酒店,每晚收看电视里的色情节目到深夜,结账时发现那是一笔巨款;后来电影节为他的收费电视埋了单。国际大导演小川,真难为情啊。

采访26个在世“胡风分子”

小川绅介留下的文字不多,关于中国导演他写过两个人,一个是侯孝贤,一个是彭小莲。小川认定彭小莲是个好导演,并点出她身上具有拍出上乘纪录片的潜力。当时彭小莲正筹备拍摄巴金的后半生(后因种种原因停机)。

小川逝世后,遗孀洋子追到上海,请彭小莲完成丈夫的未竞作《满山红杮》。穷得叮当响的彭小莲硬着头皮回到穷得叮当响的日本山形牧野村,在全方位贫困的条件下完成了这部作品。

《满山红杮》获得2001年日本十佳纪录片奖,次年在柏林电影节作特别展映;2004年3月在纽约上映时,《纽约时报》给了很高的评价。

彭小莲再次沉浸在小川镜头语言的魅力中。她清楚地看到:“没有小川他们在那里生活的8年,凭我怎样走马观花,即使看见橱窗里的东西,也抓不住它们的生命。但是,在这样的拍摄中,我逐渐找到了一种对人、对事的观察角度,哪怕一个物件已经被灰尘盖满,我也渐渐知道如何抹去那尘土,看清灰尘下物件的原形。”

借着这种能力和心底里痛彻的情感,她终于动手开拍纪录片《红日风暴》,纪录跟父亲一样的“胡风分子”的命运。

1986年,已经当上导演的彭小莲代母亲去参加胡风的追悼会。会上贾植芳等先生建议她拍一部这样的电影。“想到要重新回忆那些往事,我就觉得恐惧。我逃到纽约读书,以为从此就可以忘记。但可能是女人的反应常常慢一拍,那些‘过去’常常在我走路的时候浮现出来,真像电影镜头一样。”

1996年,母亲病重,彭小莲赶回上海。在病床前,她第一次听母亲完整讲述了记忆中的那段历史。她联系香港城市大学的朋友魏时煜,开始寻访当时活着的全部“胡风分子”。

“从2003年SARS开始动手,到2009年剪完最后一格,整整6年。”资金有限,她与合作者最后都投进了自己的钱,“等于我这些年拍的那些故事片全养了这部纪录片。”

26个在世“胡风分子”,10多个已逝“胡风分子”的亲友,300多小时的拍摄素材,100多万字的访谈记录。她们收集了跨越半个多世纪的《人民日报》上400多篇与批判胡风分子有关的文章与漫画。

她们走了大半个中国:阿垅在天津住过的新疆路、关押过“胡风分子”的北京安福胡同、上海提篮桥监狱、四川的川东监狱和川西劳改农场、胡风和妻子梅志住过的苗溪农场,全都采录实景。

拍摄过程中,王戎、梅志、白莎、冀汸夫人殷容仙、胡征、耿庸、彭燕郊、王元化、贾植芳、何满子、绿原,一个一个去世了。

这份沉甸甸的资料,几乎是用父亲的生命和信誉换来的。年过八旬的“分子们”听说是彭柏山的女儿来拍,尤其看过《他们的岁月》之后,二话不说接受采访。

诗人孙钿的妻子胡丽娟操一口宁波话,慢吞吞讲出,为了带大7个孩子,她不得不三天两头去卖血。一次走得太急满脸通红,医生怕她身体出问题留她躺下观察后再定;大冬天里,她开始脱衣服,脱到只剩一件小布衫,好让自己快点冷下来面孔不再发红,好马上去抽血,好买米买煤……两滴浑浊老泪慢慢积聚在老人眼里。拍摄者给了彭小莲一个微小的镜头:她的两只手握着胡丽娟的手,大拇指一下一下轻轻摩挲着老人的手背。镜头不能给得再多了--完成这个采访走出孙家,彭小莲整个面孔哭肿了。

作家王戎是接着氧气瓶出现在镜头前的。他讲着平反后25年的工资没处去要,“头发都白了,也没办法说理去。”讲到后来,没有言语声,只有老人生气了,从唇间“呼哧呼哧”喘气的声音。摄像机没有停下来,一个漫长的长镜头。两个月后,王戎去世了。

也有个别思前想后不愿面对往事的。当牛汉拨通电话说服舒芜接受访问,舒先生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重新看我以前写的东西,就觉得除了那个,好像没什么可说的了。”

因为雇不起人整理,大部分同期声都是彭小莲自己听的。她一遍遍听这些老者的诉说,竟有些麻木:所有的故事都是一样的。拍完片子,她整整抑郁了一年。

今天,她还是不愿多谈这部耗了她的心神,同时令她不得不更加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沉重作品。

童年,父亲每次短暂回家,彭小莲就有一种惊慌:这次肯定长不了。慢慢地,她发现,人世间好像什么都长不了,没有不死的东西,没有永恒,而她想要。

在人群中,她常常有迷路感。在别人眼里,她像母亲一样,已经足够坚强、足够独立。但她问自己:你会在独立中萎缩吗?于是还是坐立不安,慌慌张张四下寻望,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

快人快语

彭小莲似乎不大懂得市面上采访与被采访的路数。她更愿意说这样的事:“为什么我买的零食都那么不好吃呢?”“不过也好,我吃他们的。”她在超市认真挑选了一大包,准备深夜剪完片子跟大家分享。她参与剪辑的是纪录片《老舍》。

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大师》栏目编导、“80后”樊小纯对我说:“你要去访彭小莲?太好了!她真的很棒!”在跟彭小莲一起剪辑纪录片《林风眠》的3星期里,她见证了这位栏目顾问是怎样用大师的“独立精神”和“那份傲气”将剧组的每个人点燃。还有,当大家剪片到凌晨,筋疲力尽想放松一下时,会听到彭小莲在院里学猫头鹰叫--那是林先生常画的一种活物。

少女时代的叛逆,是不是也有一些对身边事充满愤怒、可没地方宣泄的成分?

我想,这更多是生理上的、荷尔蒙的问题,而不是思想意识的问题。没办法,那时年轻啊,谁挡得住年轻生命的冲动!

对父辈的选择、命运,打心眼里同情、理解么?还是索性认了“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

我对父辈的命运没有多少同情。同情已不能说明和解决问题,不多此一举了。我更愿意认识他们,这是对自己的教育!

看到王元化先生跟你聊起55年入狱那段经历比较吃惊:他患心因性精神病,居然是有人在他的饭里下了药。

那是他的怀疑,我只是记下来。我问过一些人,都说不太可能。

1991年,你曾经在日本访问过从事性服务的大陆男青年。《我的日本梦》前期素材里,还有惊到你的故事么?

正常的生活实际上是平淡甚至平庸的。所以,没有什么惊人的故事可以放进《我的日本梦》里去。那个男青年,我只是作为一个人,去理解和认识他。

侯孝贤曾在小川的笔记本上写过“人生有情”4个字,交待他拍电影的秘密。如果要你同样写出秘密,你会写什么?

我这么浅薄的人哪里写得出这么简练的话来啊。写了整整一本书(《理想主义的困惑》),可能还有很多意思没表达清楚。

恕我冒昧,你是否有一点爱上小川?

怎么可能!那是你没看懂!男女之间如果真有些什么发生是写不出那些来的!

都说转型时代的社会多事,因此也最容易出作品。在电影这行是否得到印证?

且不要说电影了,任何文化艺术创作都出不了大作品。因为我们身边再也没有大师了。

假设现在取消了电影审查制度,我们这个市场上首先会有怎样的电影冒出来?

我不是个有幻想的人,所以对过去/历史,对未来,从来不去假设!

能不能举一两个例子,说说你得意的视角或声音处理?

我不能这样给你举例子。因为创作是非常私人化的,只有和很好的朋友,在冲动的时候说上两句。我怎么可能在一本刊物、一个非常大众的场合大放厥词呢?

如果马上要拍新片,你会想到把网络流行语用进去么?譬如“喊你回家吃饭”,“这个可以有”之类。

任何台词和语言没有能不能用的问题,只有人物需要不需要的问题。人物的需要决定他应该怎么说话。

现在导演都用高清数码拍片,你呢?

淘汰胶片、压低成本拍电影已经是世界潮流,我也逃不了,胶片将来只能是最后一道工序的需要,也许我下部片子就不再用胶片机拍了。

为什么对《阿凡达》没有太多兴趣?

因为像TimBurton(蒂姆·波顿)这样的导演拍这类题材时更有想象力!

如何看待导演从别人电影里借一段情节或手法?“抄袭”和“再创作”的界限是否仍然模糊?

“抄袭”涉及道德底线,归法律管。“再创作”大概是一个温馨的提醒,就是说你不必再干这行了。

你想拍什么样的电影?

《卡廷森林》、《饲养乌鸦》、《失翼的灵雀》这类电影,大概就是我想拍的。

现在每逢新片上映,导演和主要演员一天一个城市马不停蹄参加首映式,据说它真的对票房很有影响。

是吗?我在美国也看过不少首映式的影片,票房也都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么不幸,从来没有看见任何导演和演员出场的。我们有时只是在那里排大队,赶不上这一场就等着下一场。

你写了不少影评,怎么选片的?信息从哪里来?

选片首先是看导演,然后会看BBC的网络消息,看国外影评给影片打分的情况,还有就是听朋友介绍!

在今天,像林风眠那样在艺术上独立,还有没有可能?

不可能了,因为林风眠和他们那一代的大师是在民国文化和教育体制中成长和熏陶出来的。1949年以后出生的人中,似乎没有看见哪位称得上大师的。

你的自律是一种自觉还是有事触动?

是经历、阅历的关系。

2002年拍的《假装没感觉》里,郑振瑶演的母亲对吕丽萍演的女儿说,“只听说有剩饭剩菜,没听说过有剩男剩女的。”几年后,便有了。今天都市里,做一个独立女性真能幸福吗?

幸福感是主观的,如果她觉得幸福,就一定是幸福的。即便不幸福,选择独立也是她在一堆不幸的可能里,选择的最好可能。

活着,你在乎哪些东西?

真实、自由思想。

觉得哪段日子最有意义?

好像都没有什么意义。

日子过得还有盼头吗?

不知道做什么好,真的。一直跟自己说,不要满腹牢骚,好好做事。现在才明白,什么事是能做的?看《李普曼传》,就看见人家一直在进取,不停校正自己的错误,人和社会,只有这样才会进步。但现实呢?在这块土壤上,你别无选择!有时会有这样的念头:当希望上帝帮助的时候,就看见他背对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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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王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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