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赫塔·米勒连续三天在法兰克福书展与传媒和读者见面，所谈的话题离不开讲述“劳动营”的《呼吸钟摆》　图/南方周末记者 风端

这个主题的最大敌人其实是时间

罗马尼亚二战时是站在希特勒一边的。少数民族生活在安东内斯库（Antonescu，1940年 9月 4日到1944年8月23日任罗马尼亚总理和国家元首）统治下一个实行纳粹政策的城市。当时有犹太人聚集区、种族政策等等。

在策兰（一位著名德语诗人）的故乡布科维纳（Bucovina），大多数人进了集中营，还有一些有能力自救的人不得不尽快逃亡。于是布科维纳就变成了一块渺无人烟的荒凉之地。后来罗马尼亚站到了另一边，不得不转变了方向。这个转变发生的时间其实很久了。苏联人来了，强使罗马尼亚站到了另外一边。

1950年代的时候，罗马尼亚胡乱拼凑了自己的历史。官方历史记载的是，罗马尼亚从一开始就站在苏联红军和盟军的一边。斯大林要求历史这样记录：罗马尼亚人在战争中大部分都在斯大林格勒，本国发生的纳粹罪行由罗马尼亚及匈牙利的德意志少数民族承担。斯大林要求把这些德意志少数民族放逐到苏联做强制劳工，为所谓的苏联重建计划做贡献。

这时已经是1945年1月了，而战争在同年5月9日才结束。那些真正参与战争的人其实还根本没回来。而那些被选走劳动的自然就是些无辜的平民了，他们是德意志少数民族里17到45岁的人，对于战争太老或者太小的人，男的女的都有。人们制定了各地德意志少数民族的列表，按照这些列表把人一车厢一车厢地流放到如今属于乌克兰东巴斯地区的劳动营。

这八万人中就有我的母亲，她过了五年流放生活。其中还有一个就是奥斯卡·帕斯托（Oskar　Pastior）。2006年他还坐在这个蓝沙发上，转眼他就离开我们了。

因为我的母亲被流放了，我从小就一直听到有关苏联的消息。当时这个主题在罗马尼亚还是个禁忌。这在我生活的小村子里不是个例，几乎所有我母亲那一辈的人都被流放了，所以这个主题是整个村子的一个主题。所有人都知道事情是什么样的，他们也会讨论，即使只是通过暗示。我当时还不知道大人们具体在讲什么，但我知道是些很糟糕的事儿。当时我自然而然就萌发了以后必须把这些东西写出来的念头。

在我的第一部作品《低地》中，有一小段文字是描写前苏联乌克兰的劳动营情况的。这类东西也经常会出现在我作品的支线中，在一些散文中我也写过。写这样一本书的想法我已经酝酿很久了，但是一直未敢下笔。

我的母亲和村里的其他人还有联系，她总会跟我说，今天某某死了，明天某某死了，曾经经历过劳动营的人一个个永远地离我们而去。我曾打算拜访一对夫妇，他们是母亲的好友，他们住在博登湖，和其他人一样都经历过那段时期，然后背井离乡。结果还未来得及登门，那位老太太就去世了，这位老太太可能是位很好的叙述者，不是每个人都能把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很好地叙述出来。

之后我突然意识到，时间其实是这个主题的最大敌人。我必须趁还有幸存者的时候多收集一些资料，否则仅凭借想象，是不可能写出好作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