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良和：本土意识是香港诗人的鲜明特色

2011年11月21日 11:08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晓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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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良和

原籍浙江绍兴，生于香港。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士，香港大学哲学硕士，香港浸会大学哲学博士，现任香港教育学院中文学系副教授。曾获青年文学奖、中文文学奖、香港中文文学双年奖、香港艺术发展局文学奖。著有诗集《树根颂》、《尚未诞生》、《时间问题》，散文集《山水之间》、《鱼话》，小说集《鱼咒》，评论集《余光中、黄国彬论》、《打开诗窗———香港诗人对谈》等

1970年代开始鲜明本土意识路线

南方都市报：“香港诗歌之夜”被贴上“香港有史以来最盛大诗歌节活动”的标签，作为土生土长的香港诗人，你怎样看待这个诗歌活动？

王良和：香港的诗歌节很少举办，1997年曾经在艺术中心举行过一次，影响较小，之后一直都没举行过。北岛搞的这两届诗歌节，比较引人瞩目，来了不少世界各地的诗人，出版中英翻译的诗集。可以说，在香港类似的有那么多的国际诗人光临、如此大型的诗歌活动真的很少。

南都：从上世纪到现在，香港一直有优秀的诗人，有戴望舒、叶维廉、蔡炎培、宋淇等，也有也斯（梁秉钧）、黄灿然等，为什么本土的诗歌节这么少？

王良和：在20世纪90年代时，香港中文大学也间隔地搞过诗歌晚会，几届后就没了。以“诗歌节”的名称举行的这么大型的活动，真的没有。这里面存在很多原因，首先需要一个领头人，有很大的魄力与财力。诗歌在香港比较小众、甚至可以说是比较边缘的文学，一般诗人要发表诗歌，很困难；发表后没人买，受众很少。主办单位会考虑到举行这些活动是否会引人注目，又有多少人参加的问题，尤其是举办国际性的诗歌节，主要靠捐款来筹集，比较困难。

南都：那你觉得“香港诗歌之夜”在香港扮演怎样的角色？

王良和：我期望香港的市民、学生都能好好地利用这一次机会，在与不同的诗人的交流中能够开阔视野。香港诗坛比较奇怪的是诗人的本土意识比较强，诗人不会煞有其事地将诗歌提高到那么高的境界，他们不会认为生活中没有诗歌就不行，或者需要通过文学创作与写诗去追求永恒等。这类诗人会比较关注本土活动，不追求与别人交流或者进一步提高诗歌境界。

南都：“本土情怀”一直是香港诗人的特色，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王良和：从上世纪70年代初起，诗人走出了一条鲜明的本土意识路线。1949年以后，很多文化人从内陆到香港，他们不太认同殖民地香港，所以他们的诗较多地怀念过去的生活经验，包括马朗、力匡等；写本土文化的人较少，是带着一种批判的眼光来写。战后在香港成长的诗人逐渐对本地感情和成长经验沉积较深，包括也斯、西西等人，特别是也斯对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的香港诗坛影响比较大。上世纪60年代后期，有诗人开始反思香港诗歌应走向何方，他们认为外国人无法描写港人的成长经验，港人要面对自己，包括深入认识日常生活。70年代初时，香港诗人的作品中开始较多地出现本土意识的声音，针对60年代时学台湾诗的情况的讨论，他们不断反思，认为台湾诗比较朦胧，切断了与读者的沟通，而且在向别人学习过程中失去了自己的特色。

南都：你刚才提到香港诗人学习台湾诗歌的情况，这是否与余光中移居香港有关？

王良和：余光中没来香港之前，香港也有不少留意台湾诗歌的人。上世纪60年代，不少香港年轻人到台湾学习，他们可能受教于余光中，譬如温健骝。当他们回香港时，大多担任杂志编辑，自然会在《中国新周报》或其他报纸发表一些台湾诗人的作品，其实那时候已经不陌生了，但余光中的到来把距离更加拉近了。他当时担任各大文学奖的评委，评判在某种程度上是权力的表现，余光中选出来的诗也会更贴近于他的欣赏趣味。因此通过这种文学评审，某种欣赏趣味就能够很快地传播开，所以这种诗风在70年代后期、80年代初被更多的香港年轻人感知。

年轻诗人缺乏领军人物

南都：那90年代时香港诗歌的发展又是怎样？

王良和：1985年余光中离开香港，他的影响力慢慢淡化。紧接着在美国读完博士的也斯回来香港，他的影响力逐渐增大。也斯在诗观、欣赏眼光方面与余光中、余派诗人都出现“对峙”，两者的文学观很不相同。紧着就是黄灿然和1997年移居香港的廖伟棠等人的加入。上世纪90年代时《星岛日报》每天都有一大版面的《文艺气象》，邀稿量很大，很多诗人都在那里发表诗歌，黄灿然也在那里大量地发表翻译诗歌，同时有人介绍内地第三代诗人的诗，包括唐晓渡、西川，也包括黄灿然。在80年代时，我们都不太认识黄灿然，到了90年代香港旺角的东岸书店卖第三代诗人的诗歌集子，廖伟棠在里面工作，他常告诉我们哪位诗人来了香港，就出来喝一下酒啊，大家多了一些沟通交流———就是诗集读到了人也见到了，有机会更好地沟通交流。

慢慢地，很多年轻人受到国外诗歌的影响，追求比较欧化的语言和长句，同时国内诗人对诗的标准也慢慢渗透在香港诗里面，香港诗歌呈现一种多元化局面，挺有趣。

南都：现在香港本土的诗人发展情况如何？你是第几代诗人？

王良和：我们没有“发展到第几代”这种说法，不过习惯上视我为中生代，不属于年轻又不是中间。这些年还是有一拨比较活跃的年轻诗人，比如邓小桦或者是麦树坚、梁伟洛。这类诗人30岁左右，拿过很多重要的文学奖，譬如青年文学奖、大学文学奖。

南都：你觉得这些年轻诗人能不能撑起香港诗坛？

王良和：现在没有一位领袖诗人。80年代初明显就是余光中，之后是也斯。后来也斯的影响力淡化了。现在有不同的年轻人，但没有谁比较有影响力地罩着诗坛。我觉得这样更多元化。

南都：能不能对比一下内地诗歌和香港诗歌？

王良和：我并不想说哪里的诗更好，我只能说我看过某些诗，我个人比较喜欢哪些。我们对本土诗有感情，读起来有亲切感，但内地、台湾读者去读未必能进入香港的语境当中，或者不能去挖掘香港的文化历史。

总体来说，台湾诗对古典的继承比较多，某程度上来说，非常重视意象。内地诗歌可能与西方文化比较密切，甚至有一段时间，都蛮多英雄主义、历史的题材，在涉及个人方面比较少。香港相反，香港诗人不喜欢抽离自己的经验，不喜欢架空到很高的位置的诗。黄灿然的诗歌转变最明显了。最初时写得很欧化，但近五六年，他越来越接近香港诗歌。他早期的《哀歌》，大气磅礴，吸引很多读者。但现在反而少人看他（诗歌）？是因为他尾随香港诗人的路向，口味很直白，引语很少，生活化的味道浓。这是香港诗人最拿手的，但这些在70年代时已经写得够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