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林亚金

　林亚金(1924-2013.10.17)生于海南保亭 黄一鸣 图

2007年7月，由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创立的中国“慰安妇”资料馆在沪开馆时，83岁的林亚金（右）和77岁的万爱花（左）到现场。后者是中国“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对日诉讼第一人，今年9月4日在山西去世，其讣闻请参阅9月6日东方早报B7版。 赵昀 早报资料

刘面换，山西盂县，2012年4月12日；

陈金玉，海南保亭，2012年9月23日；

蔡爱花，海南澄迈，2012年农历八月；

尹玉林，山西阳曲，2012年10月6日；

周喜香，山西太原，2012年12月21日；

郭喜翠，山西盂县，2013年7月23日；

万爱花，山西太原，2013年9月4日……

这是一张一年多来中国去世的日军“慰安妇”制度受害者名单。

现在，这张不完全的名单上，又增添了一个新的名字：林亚金，海南保亭，2013年10月17日因病在保亭黎族苗族自治县去世，享年89岁。

林亚金1924年出生于海南省保亭县南林乡番云淘（黎语，黑豆村）。1939年，日军占领了海南岛南部重镇三亚，保亭是与三亚毗邻的区域。1940年，驻三亚日军派出第十六警备队井上部队一部经大田、什岭，松田部队一部经藤桥、加茂，进犯保亭县城并建立军部兵营。1943年，美军第七舰队开进了中国南海。为了保住在东南亚的战略基地海南岛，日军调集了原在东北占领区的关东军来海南驻防，在三亚、藤桥、崖县驻屯重兵，而离三亚只有25公里的保亭南林峒（今南林乡），山高林密，三面皆环山，仅一面与外界通，被日军选择为建设兵工厂和储藏军用物资的后方基地。为了建设兵工厂，首先必须建设公路。公路工程由驻扎藤桥的日军指挥官松田少佐指挥，日东公司承包，藤桥至南林沿线的村庄农民，几乎全部被强令做民夫修路。

亚金回忆，大概在1943年10月份，天气还很热，村上的人刚被逼迫修了两个月的公路回来，山里的头人一遍遍地招呼大家，日本人刚派过工不会马上来了，赶快下山去割稻，否则大家要没吃的了。当时和亚金在一起割稻的，还有邻村的三个姑娘：打南通村的谭亚鸾、谭亚优,番清村的李亚龙。日头刚升出山，枪声忽然响了。趴在田垄下藏身的四个姑娘被五花大绑押解上路，带到了南林庆训村据点关押。一个给日军做翻译的海南人进来对她们说：“不能逃跑啊，想逃就没有命了。”日本兵用木头刑具把她们的脚夹起来，不能动，也不能坐。亚金回忆，它里面有两条棍子，刚好把脚够进去，脚伸进去以后棍子可以固定住脚，人就不能逃跑了，假如坐下，脚骨就会断掉。就这样挨了一个晚上。

第二天，几个日军押着四个女孩子，经过“打滚卖”（黎语“汉人的路”），往崖县的打朗据点去。在亚金的记忆里，那是一段“遥远到无法形容的路”，四个女孩拖着沉重的脚步，又累又怕，怎么也走不动；可是，一旦她们走慢了，日本鬼子就一脚踢在她们的屁股、后背上，喝令不准停下，她们只得拼命地往前赶。就这样，没吃没喝一直走到天黑，才到了打朗据点。她们四个被关进一座“奇怪的房子”。进了大门，她们分别被关进小屋，亚金的屋子房间黑黑的，没有窗子，一个房间，却有两道门，先是一个铁栅栏样的门，外面还有一扇木板门。木板门一关上，房间就全黑了。亚金摸摸，墙壁冷冷的、硬硬的，有缝隙，好像用铁皮钉起来的。地上是泥地，有些坑坑洼洼。什么铺的盖的也没有。墙角有尿罐，还有洗脸盆，里面有布。其他，就再也没有东西了。

在那里，亚金一天吃两次饭，一次算午饭，大概10点以后吃，一次是晚饭，大概下午五六点吃。吃过午饭，亚金害怕的时间开始了。房门被打开，每次都会进来一两个、两三个日本兵，他们进来就把衣服全脱光，有时还会为了谁第一个抓到亚金而大打出手，亚金东躲西避，怕得发抖，冷汗都会流下来。他们轮流着欺负亚金，有的还会第二次去欺负她。晚饭之后，还会有日本兵三两个的来，像野兽一样地轮流施暴。

假如亚金表现出不愿意的神态或动作，那就要被打。假如日本兵哪天心情不愉快，更是亚金的厄运。一次，一个日本兵抽着香烟进来，摁住亚金后竟将燃着的烟头狠狠地揿下去，痛得亚金大叫起来，当天就肿了半个脸，后来在左鼻根留下黄豆大凹下的一个疤。

亚金和其他三位姑娘不能随便走出去。饭由别人送进来，基本是稀饭，只一碗，总吃不饱。洗身体的水也是人拎来备好，每次受欺负后，亚金被规定必须要洗下体。日本人强迫她们吃药，有白色的，也有红色的，扁扁的如小手指甲那么大。每天上午，尿桶就由她们自己提出来，倒在旁边野地里。平时房子的大门，总是有日本兵站岗把守。小房间之间的间隔是很薄的，相互之间都能听见日本兵欺负女孩的踢打动静和女孩的哭叫，所以每天晚上，她们都扶壁痛哭，每天都哭，相互哭诉，似乎能得一些安慰。她们之间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想父母，想家，想什么时候日本兵放她们走，自己能不能活到回家的一天。亚金浑身都痛，到后来全身发肿，下体破溃，小便出血，“就像红糖水一样”。她甚至以为自己就要死了，不能活着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了。

亚金的父母一直在努力打听女儿的下落。打听到之后，就到处想办法、求人。幸好，有一个远房亲戚，住在另一个叫“打泵”的村子当保长，心肠很好。他答应那次被抓去的四个女孩父母的请求，在应召去崖县开会的时候，带上了四家人家准备的鸡、米等，想办法送给日军，请求赎回女孩。亚金等四人，居然被放回来了。

亚金说，回来时病得已经不能走路，是家人背着抬着回来的。衣服筒裙全都给日本兵扯烂了，衣服连袖子也不见了，穿着那破烂的衣服，感到非常非常的冷。因为看亚金她们病得太重，保长让先到他那个村子，由懂医的人给她们治病。可是，亚金的病日渐沉重，两个月后，妈妈把已经不能动的亚金接回了家。妈妈对她说，是因为在里面的时间太久了，“都有5个月了，你的病才会这么重啊！”

妈妈到处求医问药。请不起医生，就自己上山采药，自己动手制药，内服、外敷，精心地调理，还给亚金请巫师跳神驱邪，总之什么办法都用了。一直到第二年的初夏，亚金才可以下地走路。亚金说，等她能走动的时候，只记得，村子田里的秧苗，已经长得很高了。

和亚金一起被赎回的另外三个女孩，没有被救治回来。听说她们全身浮肿，越来越肿，先后死了。先死的是阿优，她一年不到就死去了。然后是阿鸾、阿龙，也是在一年光景的时候先后死了。亚金是四个女孩中唯一的幸存者。

那一年，亚金19岁。

2007年7月，上海师大“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筹建的“慰安妇”资料馆开馆，邀请林亚金阿婆与照顾她的中心特约研究员陈厚志先生来上海师大出席开馆仪式并为海外留学生团队做报告。我陪他们三天，其间请陈先生翻译黎语，做了非常详尽的口述调查。年老的亚金，让我看她的头顶、脸面、左胸、手背，一一叙述当时日本兵如何欺负她而留下这些累累伤痕。说到痛处，失声痛哭。

亚金被抓以后，父亲为了亚金能顺利被赎回，努力去为日本人做事：民夫、当差，忍气受累，身体越来越差；等亚金回来不久，父亲的病日益严重，不治身亡。妈妈接连不断地生孩子，最小的弟弟妹妹是年头年尾各生一个，没有休息，没有营养，最小的弟弟阿椰才五六个月，刚刚会坐，爸爸就死了，妈妈的担子也更重了。她没日没夜地劳作，抚养六个孩子，终于全身浮肿、无力，没有声息地在一个早上离开了人世。

亚金姐弟成了孤儿。已嫁人的姐姐把时时犯病的亚金带到新家，让她有口饱饭，采药、养病。在姐姐的村子里，亚金认识了后来的丈夫吉文秀。

文秀待亚金很好，他了解亚金以前的事情，但并不多问，让亚金感激不已。然而，厄运还是降临到亚金的身上。结婚两年，亚金怀孕了，却在3个月不到的时候毫无征兆地流产了。从此，亚金就永远失去了生育的机会。上世纪50年代末，文秀被调派外地做税务工作，不知道什么原因被抓起来，在监狱里患了浮肿的病，死了。

亚金成了“反革命”的家属，孤苦伶仃的寡妇。

毫无疑问，在大革命的年代里，亚金受到了歧视。在大食堂里吃饭，分给她的饭菜比别人要少一点、差一点，是家常便饭。“文革”开始了，亚金被视为“日本娼”，有人要批斗她，工作队也下来立案调查。是乡亲救了她。她所住的村子名什号，是一个远离县城，既不通车也不通路的黎族山村，整个村庄基本是一个家族，村民见陌生人来从不与之主动说话，必得有熟人介绍才能交谈，至今习俗如此。家人族人村人极力维护亚金的名誉，和亚金同被抓的姐妹早就去世，上面来人无法得到证词，只能不了了之。

上世纪80年代初，亚金身体越来越不好，也越来越感到寂寞。娘家番云淘的族姐为她选了男孩女孩作为养子。然而，养女长大后得了精神病，养子结婚后，成家另过。亚金慢慢地从村人眼皮底下消失了。上世纪90年代中期，“慰安妇”问题逐渐得到民间关注，人们在离村三四里一个被废弃的海军基地破旧的营房里找到了形同乞丐的她。此时，亚金已经60多岁了。

2001年，北京的律师协同日本律师团，帮助居住在海南省的林亚金等8名黎族和苗族女性，作为原日军性奴隶（即“慰安妇”），在东京地方法院以日本政府为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判令日本政府在中日两国媒体上公开赔礼道歉，赔偿每位原告2300万日元。但是东京地方法院以“国家无答责”的理由驳回了中方的诉讼请求。此案败诉。

我见过亚金深陷的双眼空茫茫望着前面，反复小声地说：“我恨日本人，要日本人认罪，要日本人赔偿。现在我老了，连工也做不来了，还在受这个气。”

2007年7月，“慰安妇”研究中心去海南保亭接她来上海的时候，亚金弯着腰正在田里割草劳作，握着小背篓小镰刀不肯松手，和接她的人抢过来，抢过去，只说：没了这个我怎么下地，怎么活？2009年1月，在调查员陈厚志陪同下，中心主任苏智良教授再次探望林亚金阿婆。80多岁的亚金阿婆，因为乏人赡养，几乎天天下地干活。在寨子里找了一个小时，才见她抱着一些猪草——海芋头叶出现在路上。只见极瘦的阿婆佝偻着腰赤着脚，右脚趾上还缠着一些植物叶，一问，原来她的脚趾被割破了。

陈厚志先生告诉我们，今年7月份被诊断罹患老年痴呆和脑萎缩之后，老人几乎不再说话，糊涂了。但是，提起那段苦难的日子，老人仍然记得，说忘记不了。然而，苦难岂止仅这段？亚金的一生，唯剩苦难。苦难深镌在她的脑海，即便是脑萎缩。

纪念这位承受了太多民族记忆的孤苦老人。她的苦，铺设了我们的生活底色，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抽离的现实，让我们清醒，而心生慈悲与壮志。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原题《唯有苦难深镌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