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及其他

　　（上图）范用藏书票 （下图）黄可藏书票

　　施蛰存无相庵藏书之券1945—1948

《东方早报·艺术评论》于第88期刊登了黄显功先生的《纸上落英——中国文化名人藏书票摭谈》文章。黄可先生阅读后撰文指出，中国藏书票艺术的春天发端于1984年3月，当时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了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并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举办了一系列国内国际藏书票展览，推广和使用藏书票艺术。

黄可

喜闻藏书票收藏家、上海图书馆黄显功先生积多年之功，收藏和组织版画家为中国文化名人创作众多藏书票，辑成《纸上落英——中国文化名人藏书票》一书，近日于“上海书展”现场首发和签售。《东方早报·艺术评论》刊发其《纸上落英——中国文化名人藏书票摭谈》于第八十八期，读来甚感亲切，而不禁忆起1984年3月16日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成立中国藏书票研究会之后，有计划地组织创作，推广和使用藏书票艺术，从而迎来中国藏书票艺术春天的盛况。

实事求是地说，藏书票作为外来艺术，虽然自1931年，中国戏剧文献收藏家宋春舫先生开始为自己设计“揭木庐”自用藏书票起，就陆续有中国文化名人自己设计或请人设计藏书票，并且由毕业于上海美专的装饰画家、藏书家、作家叶灵凤先生于1933年12月上海的《现代》文化综合性杂志上发表《藏书票之话》文章，宣传藏书票艺术。然而毕竟是零星的，未成发展中国藏书票艺术的气候。在中国文化史上，成立专门的藏书票艺术团体，有计划地组织藏书票艺术创作、研究、推广使用，只是在1984年创建中国藏书票研究会之后，才出现新的局面。

在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筹建之前，需要为倡导爱书、读书、藏书，并运用藏书票艺术来美化所读之书和所藏之书作舆论宣传。笔者与版画家梁栋、莫测等先生首先参与了此项工作。例如，笔者于1980年北京的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第二期上刊发《中国早期的木刻藏书票》一文，评述1935年5月和1936年5月，广州市立美术学校的“现代版画会”创刊的《现代版画》丛刊第九集和第十八集中发表的赖少其、唐英伟、陈仲纲、张在民、潘业、刘兴宪、潘昭、胡其藻等青年版画作者创作的一批木刻版画藏书票，各具艺术风采，尤其在追求探索中国民族风格，显得弥足珍贵。这些版画藏书票亦为鲁迅先生所重视，鲁迅收藏了刊发这批藏书票的《现代版画》丛刊第九集和第十八集。笔者在文中由此引申开去，呼吁：“希望社会主义新中国……亦应重视一下藏书票艺术的创作和发展。如果说，整个社会主义文化艺术领域是一个繁花似锦的大花园，那么，藏书票艺术，在这个大花园中亦可以成为散发芳香的鲜花。”之后，笔者又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大地》文艺副刊独立出来，以彩色版单独出版的《大地》杂志1981年第四期刊出《外国藏书票》一文，并附刊有多国的彩色藏书票，该文介绍了藏书票艺术源于德国，1480年在德国发现了最早的藏书票，此后则在欧美各国发展起了藏书票艺术，在亚洲日本则是较早出现藏书票而后传播到中国。由于各国的文化背景不同而形成各国藏书票艺术的异样风姿。该文最后结语说：“一个国家，如果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人民群众崇尚买书、藏书、爱书、读书，那么，自然而然地重视藏书票艺术的创作和运用，藏书票艺术这朵花亦就会常开不败。”总之，依然归结到希望在我国推广和发展藏书票艺术。

梁栋则在1982年北京的《外国文学》杂志第十期上刊出《袖珍版画藏书票与贺年片》一文，莫测亦于1982年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版画艺术》第六期发表《藏书票艺术杂谈》一文，尽管文章视角和论述方法有所不同，然而落笔都归结到提倡发展中国藏书票艺术，以有助提高国民文化素养，活跃爱书、读书、藏书空气。

就在上述舆论宣传的基础上，首先由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教授梁栋在1983年底发起倡议，并与北京的郭振华（三联书店《读书》杂志编辑）、郁鹏（美术史论家），四川版画家王叠泉等取得一致意见，同时又得到版画界前辈、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李桦和《版画世界》杂志主编李平凡的主持，于是决定创立中国藏书票研究会。

笔者是中国藏书票研究会的早期工作参与者，并出任理事。在此略记中国藏书票研究会成立后如何开展工作和迎来中国藏书票艺术春天的情景。

中国藏书票研究会于1984年3月16日在中央美术学院成立时，推举梁栋任会长，郭振华任副会长，并邀请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元老李桦先生担任名誉会长，资深老版画家杨可扬、李平凡等先生担任艺术顾问。李桦在成立大会上作了《为什么要提倡藏书票》的书面发言，同时在现场将书面发言分发给与会者和新闻界。由威望高、影响力大的元老级版画家出面登高一呼，有着很大的感召力。此后，名誉会长和艺术顾问又都以身作则，不断创作藏书票，起着推行藏书票艺术的示范作用。

首先，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创刊了会刊《书票研究》（后改名《中国藏书票》），发表学术性探讨文章和藏书票创作的经验体会，报道国内外藏书票艺术动态，对沟通会员信息、联络会员情感、促进会员积极投入藏书票创作、研究和推广工作起着重要作用。

第二，中国藏书票研究会与各省市的会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鼓励各地的会员凡有条件的，可组建地方性的藏书票艺术团体。于是，相继成立了四川省藏书票研究会（1985年4月25日成立）、黑龙江省伊春市藏书票研究会（1985年4月成立）、河北省廊坊藏书票研究会（1985年6月成立）、江苏省无锡市太湖藏书票研究会（1985年12月成立）、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北大荒藏书票研究会（1985年12月成立）、安徽省马鞍山市藏书票研究会（1986年5月成立），上海市的上海版画会则设有藏书票艺术委员会，以及大连市、天津市、武汉市、杭州市、贵阳市、哈尔滨市、上饶市、本溪市、塘沽市、芜湖市等都成立有藏书票艺术机构。于是，只要中国藏书票研究会发出通知开展相关活动，就一呼百应地开展起来，促成了中国藏书票艺术春天局面的到来。

形成中国藏书票艺术春天局面的标志是，创作的藏书票量多，于是举办各种藏书票艺术展览乃至国际藏书票艺术交流展览。例如先后举办的藏书票艺术展览有1985年3月15日在中央美术学院举办的《首届中日藏书票展览》；1986年元旦，内蒙古通运市哲里木盟文化处举办《藏书票展览》；1986年3月22日，在重庆市举办了《四川省首届藏书票展览》；1986年3月，由中国出版对外贸易公司上海分公司与《文汇读书周报》在上海联合举办的《版画藏书票原作展览》；1986年8月24日至9月2日，在上海市徐汇区新落成的文化馆举办的《全国首届藏书票展览》，并在北京、广州、昆明、重庆、乌鲁木齐、西安、郑州、大连、合肥等地巡回展出。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国藏书票艺术开始走向世界。例如1985年5月，在日本青森市举行了《现代中国书票作品展》，对此，日本书票协会会长谷川胜三郎说：“中国版画藏书票作品给我很深的铭感。”1986年5月，日本举行《书票世界展》，中国有200帧藏书票参展，中国藏书票研究会艺术顾问李平凡应邀出席致词。1986年8月，中国藏书票参加在荷兰举办的《第21届国际版画藏书票双年展》。1986年9月，由美国哈佛大学举办的《中国藏书票展览》，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观众达数万人次，许多美国观众说希望以后能不断看到中国特色的新的藏书票作品，美国《藏书票设计家与收藏家》杂志在发表中国藏书票作品的编者按语说：“原作彩色，十分引人入胜。”

就在大量藏书票作品被创作，我国举办国内外各种中国藏书票展览并参与国际藏书票展览交流活动的同时，也出版了一系列中国藏书票作品集。例如1987年4月，王叠泉编《中日藏书票作品选》，由重庆出版社出版；1987年7月，四川藏书票研究会编《藏书票百龙图》，由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7年8月，梁栋编《中国藏书票选》，由安徽美术出版社出版；1988年3月，宋珍妮编《一百零一人藏书票选》，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1988年6月，张松正编《书票艺术集萃》，由河南海燕出版社出版；1996年12月，上海图书馆编《上海图书馆藏藏书票作品选集》，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还有多位藏书票创作艺术家出版了个人藏书票作品选集。而上海的老版画家杨可扬先生创作的藏书票作品数量之多，可谓全国首屈一指，所以他出版的个人藏书票作品集亦多，先后出版有杨可扬自编《可扬藏书票》，1994年10月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恽甫铭、朱承宏编《可扬藏书票》，2007年8月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及还有杨可扬的另一本藏书票选集。

从《一百零一人藏书票选》来看，101人的藏书票只是遴选出的作品，我国藏书票创作的作者当然不止这些，除了其中只是客串性尝试创作藏书票之外，相当数量的作者是热心于藏书票创作的，而且可贵地呈现出各具艺术个性的风格。除了老一代版画家，如李桦创作的藏书票保持其朴茂隽永的艺术特色，杨可扬创作藏书票保持其简括沉稳的艺术风格，李平凡藏书票中常出现儿童形象而富童趣，赵延年的藏书票则以木刻水印艺术处理，而显清新明快等等。在新一代版画家中，张嵩祖擅长以素描式木刻版画为藏书票主人作人物肖像描绘，梁栋善于吸收融合各种民间美术装饰元素来创作藏书票，白逸如则常以喜气洋洋的民间木版年画样式创作藏书票，而莫测常以风景画面作藏书票等等，形成了令人目不暇接，绚丽多彩的藏书票艺术百花园。

伴随中国藏书票艺术春天的到来，各类评述藏书票的文章在各报刊发表亦多起来。在此基础上，梁栋、鹏程编《藏书票艺术》文集，于1990年7月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此乃为中国藏书票艺术史上首本文集。

笔者因后来又撰《杨可扬的藏书票艺术》一文刊于1993年1月14日《解放日报》副刊《朝花》，以及为莫测、陶宝庆、马林海、张嵩祖等版画家的藏书票撰文刊上海的《书林》杂志（后改名《书城》）、《美化生活》杂志等报刊，他们亦都乐意为我创作藏书票。杨可扬先生前后为我作了两枚藏书票，张嵩祖先生为我作了肖像画藏书票等等，这些都成为我的珍藏，贴在我阅读的藏书中，使我更深感沐浴在藏书票艺术的春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