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南宋西湖全景图”为清代伪作

——驳郑嘉励先生的“宋末元初”说

图4

图1（美国Freer艺术博物馆《西湖清趣图》原附西湖杭州关系平面图）

图3

图2

图5

图6

□图文/罗以民

读了7月26日《杭州日报》宋元考古专家郑嘉励先生的《疑似南宋西湖全景图（〈西湖清趣图〉）所绘内容应是宋末元初的西湖胜景》一文。现对其“宋末元初”说一一驳之。

一、文物鉴定原则是首先就要分清真假

鉴定文物，首先要判别文物的真伪，如是真品，再谈其历史、文化和经济价值。郑嘉励避开“南宋西湖全景图”的真伪不谈，却先断定它“所绘内容应是宋末元初的西湖胜景”，有这样鉴定古画的吗？

我7月20日发表的 《杭州“发现”的“南宋西湖全景图”是清代伪作》一文，从7个方面、至少20条证据，证明该画绝非南宋，而是清代伪作，其中任何一条证据成立，此画就必伪。何况明朝的苏堤与孙堤，一直经过清朝保留到今天，只要画中两堤位置与明清位置符合，也完全可以一票否决。

那个明代造的“问水亭”，至清乾隆时改名“听水亭”仍然存在，仅这一个伸入水中的亭子，就可以判定为明或明以后了（见图1）。杭州清代满城约4平方公里，城墙周长约9公里。而宋代，那个位置最大的政府机构是大理寺监狱，只有院墙非城墙，面积不足清代满城百分之一。南宋的监狱是天下最小的，因为几代皇帝年底都“奖谕空狱”。“空狱”就是狱无一犯。郑嘉励用“随意”两字就否定“满城”，是否草率？

判断一个文物，首先要总体把握，综合考虑。但郑嘉励不讲总体把握，而是从局部“对号入座”，以偏概全。

要鉴定此画是否如“厉鹗伪跋”说画的是南宋西湖，鉴定者就首先必须切实把握住宋代的西湖。最好把握住西湖上有地标性的建筑，越大越好，如苏堤。如果苏堤都没画对，一票否决。这就好比有人给你画像，把你的鼻子都画到耳朵上去了，你还要夸奖他这个鼻孔画得很像吗？

郑嘉励通过一个方形的城门洞，就断定“明清人很难设想宋代的方形城门”。这是伪逻辑，也是许多买了假文物上了当的人的逻辑。连今人都可以画“方形城门”，为何明清人不可以？郑说此图必有宋代粉本，根据何在？难道宋人会画一幅宋元明清各种信息紊乱的画让清人来仿？信息紊乱必是伪作，不是仿品。

二、“宋城”不存，“宋门”焉附？

北宋《营造法式》是主要谈造房的书，以之谈南宋城墙，纯属误用。但郑还谈到了门洞里根本看不见的“排叉木”。那我之反驳也就从此处开始。

还是从大处着眼，论城门更要看城墙。郑嘉励在报上出示了“西湖清趣图”上钱塘门的照片。钱塘门在宋代多种典籍记载中都是“九曲城”，城墙是非直线的，而是曲折波浪形的。这样筑城，当然要多用数倍的城砖，但这是战争的需要。

金兵攻陷汴梁，很重要的原因是金兵在汴梁城墙四角架炮，射击方向不是以往与汴梁城墙垂直，而是与城墙的直线同方向，用抛石机打得城上宋军不敢站人。因为城墙是直线的，多块飞石同时抛来，无处可躲。但城墙改成曲线后，防御纵深加大了数倍，既便于躲炮，又便于架炮击敌，消极防守变为积极防守。

陈规总结了自己防守德安获胜和汴梁失利的教训，写了本《德安守城录》。南宋乾道八年，宋孝宗下诏刻印陈规此书颁行天下，要求各地效仿，杭州（时称临安府）作为当时首都，肯定模范执行。

陈规的《德安守城录》，后世称为《守城录》，被列为宋代第一兵书，至清代仍被兵家学习。以南宋投降后的“静江（桂林）保卫战”来看，陈规的城墙起了巨大作用。如果不是元军切断了水源，是很难攻克静江的。

陈规说，“城身旧制多是四方”，城角本为突出，改为“缩向里”，这种“改凸为凹”的军事工程学理论，在建造南宋都城时又被推广改进为波浪形，直线的城墙变成了曲线。这就是钱塘门“九曲城”的由来。

钱塘门“九曲城”十分有名，此城下的许多寺院、建筑都纷纷以“九曲”冠名。但“西湖清趣图”上，钱塘门城墙最多也只有一曲，“九曲城”何在？

陈规要求每个城门的门楼都必须造成两层。下层空心，装隔板，堆滚木礌石，一旦敌人破门，便抽掉隔板砸死他们。第二层，藏弓箭手，远射敌军。“西湖清趣图”众城门门楼都是一层，明显非南宋。

郑将此画画面内容断代为“宋末元初”，这个时间段是南宋积极备战多年后又突然投降的年代。因此“宋末元初”的杭州城墙是南宋100多年来建设得最好的。南宋的GDP约占当时世界的二分之一，可筑天下第一城。数十年后，马可波罗来华，惊为“天城”，并记载了来杭州游玩的元朝皇后致信宰相伯颜，请其转告大汗：“此城（杭州）大佳，请勿毁坏”（《马可波罗行纪》155章）。

按照陈规《德安守城录》的要求，城门是决不能被敌人看见的，“只于城门前十歩内横筑高厚墙一堵，亦设鹊台高二丈，墙在鹊台上高一丈三尺，脚厚八尺，上收三尺，两头越过门三二丈，所以遮隔冲突。门之启闭外不得知。纵使突入墙内，上炮石雨下，两边‘羊马墙’内可以夹击”。所以“西湖清趣图”把钱塘门画得一眼望到城里，显然不是宋城。

《德安守城录》要求在城墙下修筑高达二丈与城墙等长的“羊马墙”（在护城河内侧），这是埋伏步兵，拒敌近城的设施。还要求在城上设立二丈六尺高的鹊台——中国最早的碉楼。这种鹊台与城墙一样，都是砖石结构，四面各开三个“品字形”射孔。几十步就设一个。一旦敌军大股突上城墙，守军可以避入坚守，等待援军反击。

战时南宋的城墙上是碉楼林立，而碉楼与城墙几乎等高，这是一道什么样的风景，那位宋人画家怎么会看不见呢？城墙上还立有许多挂着牛皮遮挡箭矢的两米高的“狗脚木”，这比什么排叉木要明显多了，怎么一根不画呀？

郑说杭州城墙“入元后逐渐拆毁”，根据何在？没有任何史料证明元朝拆过杭州城墙。南宋投降后，元军军纪很好，驻军江干，没有烧杀。这就是有元一代，杭州城里一直立有伯颜庙祭祀的原因。南宋皇城是几年后失火才烧掉的。

西番僧杨琏真迦发南宋六陵也不是政府行为，他只是佛教界领袖。没有必要对元朝妖魔化。南宋的城墙质量很好，一直坚持到元末还基本存在（部分砖石倒塌脱落是有的，再加上百姓偷砖）。

至正十六年，张士诚军第一次进袭杭州，不足千人的元军还利用杭州城墙进行了抵抗，左丞答纳失里战死。如早就没有城墙，杭州就无法防守。至正十八年，张士诚改造杭城，北、西两面就基本利用了原南宋城墙，只有东、南两面城墙是全新的。此巨大工程仅用了3个月就完工了，不利用南宋城墙的遗存和巨大的土石方行吗？

城墙要比城门大得多，城墙非宋，门洞又如何“宋”？又如何使全画皆“宋”？但就算是城门，它也有非宋的！南宋的清波门是“暗门”，它的上面是不可能设有城楼的。陈规解释“暗门”为“突门”，就是平时门外覆以假砖，战时突然开门迅速出兵侧击攻城敌军，或包抄后路。如果上设城楼就暴露了此处有城门。

元末才将清波门改为明门，明代人不解“暗门”，附会为“溜福水沟”的暗门，错也！陆游有诗“细雨骑驴出暗门”，岂是出之阴沟哉？但这幅“南宋”画的清波门，不但上有城楼还下有门洞，根本就不可能出自南宋人手笔。

三、经过元代，杭人对苏堤的第二次集体遗忘

杭州对宋苏堤的第二次集体遗忘，是因为元代九十年一直未治理过西湖。南宋末至明正德历230年，西湖完全干涸就不下十次，南宋末潜说友最后修了一次苏堤就已经比苏轼的短了378米，这是南宋150年西湖淤没的距离。

至少潜说友修《咸淳临安志》时苏堤上已经没有任何一座桥，而且是数十年无桥，否则就不会连6桥的名字都不知道，只能从“京城小说”中抄来（见国图藏宋《咸淳临安志》卷二十一 ，图2）。这就是我在前文地图标注南宋苏堤红线时一桥都不标的原因。所以郑嘉励判断此画画面为“宋末元初”，是完全不对的。因为此画苏堤有了6桥。

经230年的淤没，经过孤山的苏堤西侧（大半个西湖）早就淤平为农田，已经种了几辈子地，无覆再知西湖（谢迁《杭州府修复西湖碑》），苏堤当然也早已不复存在。当正德杨孟瑛重新浚湖，再造苏堤6桥，二八切割西湖，人们就认为苏轼当年的苏堤就是这样的，因为连爷爷的爷爷都无法指出苏堤原来的位置了。

黑格尔说：“熟知的东西所以不是真正知道了的东西，正因为它是熟知的。有一种最习以为常和自欺欺人的事情，就是在认识的时候先假定某种东西是已经熟知了的，因而就这样地不去管它了。这样的知识，既不知道它是怎么来的，因而无论怎样说来说去，都不能离开原地而前进一步。”（《精神现象学》）郑认为“熟知的”苏堤与6桥是“不容讨论”的，不是“自欺欺人”吗！

四、郑所提的三个所谓宋代苏堤的证据，均为明正德以后的苏堤

我的7个方面、20个证据，郑没有一个能驳倒，就只能拉出另外三个“同案”来为自己辩护。看我一一将之驳倒：

第一、上博的“李嵩”《西湖图》，史学界从来没有公认过是南宋画。此画中苏堤自雷峰塔西侧起至岳坟，仅此就可断代为明正德后。但此画艺术性远比郑所谓的那张南宋西湖图高，值得馆藏。

第二、今本周密《武林旧事》确实有郑希望的苏堤六桥的记载，但那是明人任意增加进去的，因为它直接与宋代其他记载抵触，并非周密的原本。杨孟瑛正德五年即被罢官，不知所终。他修的苏堤6桥之名，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就不载，于是许多明朝人都奋起补充。明人刻书胡乱增删，毫无节制，简直可称是一种“与古人合作”，让清人做学问如涉雷区，有时要句句考证。

正德十三年，派驻杭州的官员宋廷佐得周密《武林旧事》残本6卷，他也不知道此6卷究竟多少页为真宋刻，多少页是元明人增删后补刻，反正老宋一上去就又增加了4卷，号称10卷全本。这位沈阳人连该书作者“四水潜夫”就是周密都不知道（见宋序），可见他完全不知道考证，却把自己认为该书不够“周密”的地方都为之“周密”了。这就是我们今天通常所见的本子。

明朝朱廷焕也有一个《增补武林旧事》。《武林旧事》再经明清书贾们翻刻多次，换掉几个字已经是何足挂齿了。严谨的学者，是不会到一本几乎靠不住的书中去出证据的。

第三、郑嘉励手中最有力的牌就是“宋本”《咸淳临安志》的《西湖图》，他将这张“宋”图贴在报上，并注明“藏于南京图书馆”，“宋”断桥还加了红圈。

可惜，此“宋”图根本不宋，是清代后刻的。其实郑嘉励应该没看过原图，而是从阙维民13年前出版的《杭州城池暨西湖历史图说》一书中翻拍来的。阙图当时是经过了切边加工，照相机的镜头很忠实，不会说谎，就连那特点也登在报上了，一眼可鉴！

原阙图仅说宋版却未说版本来源，郑竟标注为“南图藏”。其实这张4杆断桥《西湖图》乃是“国图”的（见图3）。如果郑真在北京看过此图，他会说错在南京吗？而且“南图”的《西湖图》恰恰是断桥无4杆的，与“国图”相反（见图4）。

五、为何现存两个宋《咸淳临安志》的《西湖图》都是清刻？

先说国图的。

第一、国图的宋《咸淳临安志》的《西湖图》标注字体全为硬体，这种今天的仿宋体是宋人绝不会用的，这在明正德以后才出现在印版上。宋人书版都用软体，浙刻则用欧体，尤其是《咸淳临安志》这种官刻，连地图也不例外。

只要看一下谭其骧先生从日本东洋文库带回来的《宋本历代地理指掌图》影印本（南宋初年），那些在全国地图上标注的蝇头小字也全是欧体。这种满纸仿宋体，上来就应该一枪毙掉，非宋！叶德辉谓之“望气”也。郑若真上手过宋本《咸淳》，那一定会发现这张清代刻图的纸软，而宋刻印纸的坚硬，不懂纸何言版本。

第二、南宋刻工留名都在版心下，细若蚊足，可此图版框内左下角却赫然留着粗体“王垚刊”。宋版都是蝴蝶装，刻工名字仅是为算工钱用，成书后大多被浆糊糊掉。可清代改了线装书，刻工大名与地图共存版框内，成了地图的一部分，这在宋代是不可想象的。只有清中期以后才有这种版权意识。此图下方所绘云纹也是清代惯用的。

第三、它的母本，是田汝成嘉靖二十六年刊刻的《西湖游览志》所附的《宋朝西湖图》，其实美国藏“西湖清趣图”、南图藏宋本《咸淳临安志》所附《西湖图》和杭州振绮堂同治六年刊《咸淳临安志》附《西湖图》，皆是以田氏图为母本的。

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是明代第一本全面描写西湖的导游手册，尤其是它附了多幅自绘所谓南宋西湖图、京城图、皇城图之类，大大激发了杭州人亡国百年的怀旧情结。但由于对苏堤缺乏考证，把正德苏堤就当成了宋苏堤，因此他的《宋朝西湖图》就产生了一个巨大的错误——苏堤被画在了雷峰塔的西侧了。

他的另一明显错误是在西湖上画出了镇压“三潭”的三塔，他在该书卷二认为这三塔宋元就存在，其实湖心寺和三塔是入明后才有的。这一点郑氏也认可。国图本的西湖图上就明确画出了三塔，与明苏堤平行。一张“宋”图上出现了两大明代的地标性建筑，请问此图还“宋”否？可叹的是，国图《西湖图》的三塔不仅所标位置，连塔的图案都与田汝成一样。

第四、此图刊刻许多明代以后的信息，又丢失了许多南宋的信息。郑嘉励很注意“断桥”，其实宋图上一出现“断桥”字样就应该怀疑了。“断桥”是唐朝和清朝该桥的正名，宋朝正名称“保祐桥”或“孤山桥”，官图不可能去标一个前朝的俗名。

在宋朝官员眼里，陈尧佐后来官至宰相，地位比林和靖这个民间诗人要高得多，涵碧桥也比处士桥要大得多，可是该图居然不画涵碧桥，显然是清人思维。此图上把“昭庆寺”与“策选锋教场”各画一个圈标注，也是错误。这两个东西是不可能并存的。

大昭庆寺于北宋末年倒塌了，南渡后就将庙址改了教场（《咸淳临安志》）用了近70年。至宝庆又完全恢复大昭庆寺，那教场就另挪地方了。这样的问题还有很多，如大佛院与兜率寺并存，似乎为两寺，其实一是俗名一是赐名。这正说明了制图者绝非南宋人。该书十余图既不避宋讳也不避明讳，但最有意思的是其中一幅《京城图》突然避讳了，把“钱塘门”，写成了“篯塘门”。这大约是避私讳。但宋代官图是绝不允许刻板人避自己的私讳的。

顺便说一句，郑在报上告诉读者读“与”的那个字，不读“与”，而是读“筹”，与今“筹”字同义，宋本《咸淳临安志》里面是两个“工”字（见图5），郑写的是清代的写法。

再说南图的《西湖图》。

该图两幅的鱼尾都出现在边框两侧，说明该图是作为线装书印制的，而蝴蝶装的鱼尾一定在版心中间。从版式上就可以判为清早期。估计是季振宜所刻。该书还有多图为嘉庆鲍廷博所刻，于边框外皆出木记“知不足斋鲍氏补抄，宋本影抄”字样。

但我想说明一下，地图在没有复印技术的年代是根本无法影抄的，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书贾之言不可信。即使是文字部分的大字本影抄也失真得很，这将国图与南图本比较一下就知道了。

南图《西湖图》上大的地标性建筑也出现了明苏堤，但却把湖中三塔除去了，是一进步。雷峰塔却画了6层，我想郑嘉励比我更清楚这个错误。昭庆寺与“策选锋教场”同时并列的错误，该图也有。最特别的是它在今昭庆寺广场的位置上标注了“王子乔旧居”。这个西湖边的“王子乔旧居”是唐代以来任何典籍都没有记载过的，他是汉朝刘向《列仙传》中东周的人物。那时西湖还是海湾，那个位置还在海水里，不可能住人。

突然标注一个神仙，在古代叫“赝记”。古人迷信，作伪怕遭神灵报应，便留赝记告知，您若眼拙看不出来，就休怪我了。

古代书中的地图是最先损坏的，因为翻阅的次数太多。这两部书的《西湖图》又均在第一卷，更容易损坏。所以重刻必然。

南北两部宋本《咸淳临安志》都为大字本，国图（原杨绍和藏本）的要比南图（原丁丙藏本）的好得多。国图的宋刻为78卷，还是宋印，抄本为27卷。但南图的宋本仅20卷，还多为三朝本，即宋刻元明印，字稍肥版有断，印工与南宋官印的“印刷清朗”（叶德辉语）的卷面比，差得太远。

南图抄配本达75卷。其中抄错，抄落整段者都有，当年还有将《淳祐临安志》的残卷也抄了进去的。乾隆年校对者杭州人沈烺忍不住用红笔在书前写了这么一段：“是书鲍绿饮借抄于寿松堂孙氏，检书者不依卷数乱发，故随借随抄，亦即随校，览者幸毋以参错为嫌。”（见图6）这是一个很诚实的校对者在提醒后人，可是200年后的杭州人，没有看过的书都敢说看过，对得起人家吗！

（罗以民，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罗以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