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前人肩膀上，寻求建筑共同体

　　张永和

　　程泰宁

　　王辉

　　朱锫

　　马岩松

　　张永和设计的“二分宅”体现了空间的多样性，过渡空间也得到良好运用。

　　台湾建筑师王大闳设计的孙中山纪念馆，延续了古典气息。

　　加拿大多伦多的“玛丽莲梦露”大厦由70后建筑师马岩松设计，造型奇特。此为效果图。

　　建筑师王辉将大连的星海湾售楼处进行了改造，巨大的玻璃成为建筑的新“外衣”。

　　程泰宁设计的浙江美术馆于2005年开始动工，将建筑风格融入周边环境。

2010年建成的桥馆（十年大事记馆），是用于展示樊建川所藏“文革”时期文物的陈列馆，张永和设计，因基地横跨河流，该建筑同时是一座步行桥。

早报记者 蔡晓玮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十数座展馆呈回字形排列，一个国际建材展正在此处热闹举行。3月26日、27日，在热闹穿梭的人群中悄然增加了百余位建筑师。列席这一名为“50/60/70:中国当代建筑师论坛”的包括以十年作为代际划分的代表性建筑师达百余人，其中包括麻省理工大学终身教授、普利兹克奖评委张永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程泰宁、崔恺，著名建筑师朱锫、柳亦春、王辉等等。用组织者、“50/60/70：中国当代建筑师”课题的发起人、《时代建筑》主编助理戴春博士的话来说，这是国内首个以建筑师群体为线索的研究计划，同时也为中国建筑师们提供了一个开放的对话平台：“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代际一直是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觉得以十年作为划分仍然是有价值的，因为从中国当代历史来讲，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末都是很特殊的时刻。”

在以代际作为纽绳的这场聚会上，传承和共同体成为两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前者，被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建筑师反复提及，用张永和的话说，“我们讨论的问题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者则被视为对于中国建筑以及中国建筑师整体未来是否能够形成聚变的一种讨论，用70后建筑师冯果川的话说，“我们往往谈方法多，谈价值观少”。而用建筑评论人周榕的话来说，这种基于共同的价值取向而形成的当代建筑共同体一定会比个人的思想更具有力量。

“没有人是从石头缝里

蹦出来的”

作为1950年代生的建筑师，张永和一直被认为是将当代西方建筑和教育理念引入中国之人，然而在此次的论坛上，他反复提及的不是西方，而更早一辈的中国建筑师们——从华揽洪到张开济，从冯纪忠到王大闳。“没有人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我们讨论问题一定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张永和对早报记者说，“很多我们当下思考的问题，前一辈的建筑师们实际上已经在思考，但我们却忽略了。”在张永和看来，在追求建造量、缺少反思的当下，很少人愿意回过头去，听听这些老先生们说了什么。“像王大闳，他是贝聿铭的同班同学，30年代后，他从香港到了台湾，当时他就在想三个现在仍然困扰我们的建筑问题——建筑的物质性、精神的超越性以及现代中国建筑到底是什么。”张永和说。

在中国建筑师或者说建筑学上，这样的代际断层几乎是50、60年代生的建筑师们必须面对而且现下仍然严峻的命题。生于60年代的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院长刘克成回想自己在1979年进小学时候的场景，“当时的学校一地碎片，上两节课停两节课。而这实际上和我们后来在实践中遇到的现状是一样的，城市和乡村被打成了一地碎片，物质、精神、家园都是破碎的。”但是，或许因为如此，50后、60后的建筑师们对于传统、历史也更为看重，接续的欲望也更加强烈，虽然，每一个建筑师的表达方式和实现途径并不相同。

在都市实践的主持建筑师王辉看来，接续传统是一种“再释历史”的过程。如何认知历史，如何认知那些已经存在的或美丽或丑陋的建筑，如何将这些建筑通过设计重新镶进当下城市生活的镜框之中，是建筑师的使命。在北京白云观周边的商业地产开发案中，都市实践的解决方式是用现代化的幕墙，但是却参照传统的景观规划的原则，在商业区中创造出半自然的商业环境。大连的星海湾售楼处的改造则显得更加具有代表性，这不是一个有价值的既有建筑，它本来颇为丑陋，是一个仿欧陆风的小楼，然而在被建筑师封掉了窗子、涂白了外墙，并且在楼房前侧竖立起一块大面积玻璃之后，整座建筑焕然一新，显得有趣、别致，同时又留下了历史的印迹。

不辜负这一世

所经历的文明

在戴春看来，50后、60后和70后，特别是75后的建筑师的差别非常明显。“当70后的建筑师们进入学校的时候，整个的教学秩序已经基本被恢复了。他们在观念上更加开放，没有很多束缚，也不像50后、60后会有很明确的责任感。”在论坛现场，这一点也颇为明显，在谈到个人的建筑途径的时候，是70后们最兴奋的时刻。然而，另一方面，无论是几零后，毕竟建筑师们如今所面临的中国建筑的大环境是相同的。

建筑评论人、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周榕举了两个有趣的例子来说明当下的建筑环境所赋予当代建筑师的责任。一个图景发生在嵩山少林寺的塔林里，一个形制古朴的石塔上刻满石雕图案，而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图案是电脑、飞机、轮船，因为这位高僧想要“不辜负这一世所经历的文明”，在自己的石塔上记录下这一切；另一个图景则发生在CCTV大楼辅楼着火事件中，“当时我曾经上网潜水观察，我发现对此感到高兴的人占到95%以上的比例，这说明我们的民众对于建筑这种文明造物完全没有感情，我们跑偏了”，周榕认为，建筑必须依附在一种确定的价值观上，而在经历了近十几年来的实验建筑、海归建筑师回国潮以及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当代建筑得以在纷繁复杂之中有了沉淀的可能性。用周榕本人的话来讲，可能会出现一种“主义消退，问题浮现；个人消退，群体浮现；风格消退，质量浮现”的趋势，更简单地说，就是“在大家有互相认同的价值观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的追求”。

这个说法也得到了70后建筑师冯果川的响应，“建筑师有各种方法去设计，但是，我们往往谈方法多，谈后面的价值观的时候少。现在建筑师所做的很多的事情，其实是给有钱人盖个私宅，然后谈论自己高超的技术；或者给政府机构盖个办公楼，然后谈论设计的巧妙。”冯果川认为，建筑应该有城市性，让建筑本身说人话、说真话，和人真正的有交流，虽然在当下，一切对建筑师而言还非常困难。而也有建筑师对现状表现出乐观，“我们现在做的很多的是委托项目，其中很多是国内企业的总部，你会发现客户们要求至少有这三点是相同的——通透、大气、现代。”建筑师臧峰说，而这或许从另一层面体现出了当代中国人对于建筑的共同性需求。

中国建筑的共同体是否能够最终形成？价值取向在当下的社会能否真的统一？这或许只是一种希望，但至少，似乎每个建筑师都乐于如此盼望着。“这种群体的对话和认同，一定会比个人的思想更具有力量，或许最终会促成中国建筑思想的聚变。而今天这样的对话和讨论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周榕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