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和文学

问：除了教书之外，你对翻译也有特别的热情。曾经长时间不支薪，免费为《笔会》主编翻译季刊《当代台湾文学英译》（The Taipei Chinese Pen: A Quarter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from Taiwan）编译台湾文学作品。

从你长期的翻译经验来看，你认为是中文为母语native Chinese speaker的翻译者做文学翻译的工作合适，还是英文母语native English speaker翻译者合适？前者的英文可能不一定最好，但熟悉中文的含义；后者英文好，但未必能完全了解中文的隐喻和含义。

齐邦媛：就你刚刚问我的，我觉得英文为母语的native speaker译者来翻译，作为“翻译者”Translator比较合适，但是必须有一个以中文为母语，英文也好的人来作校订编辑Reader。最后翻译者和校订编辑要互相妥协，我作为主编，最后也要加入意见。我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

问：用外文系毕业，中文是母语的人才（reader) 来校正编辑，够不够呢？

齐邦媛：喔，那要很好的才行。我请的几乎都是教授，研究生都没找过。我们都是不拿钱的。这个过程很棒，有时候翻译者、校正编辑会起争执，争得很厉害，不过很有意思。

问：应该可以互相学习到很多。

齐邦媛：这些人并不好找，但是我有一批很棒的人做我的团队。譬如史嘉琳，一个年纪很轻的美国女孩，普林斯顿毕业的，因为嫁给中国人，就在台大教书，也帮我们工作。她做中翻英的翻译工作，做得很好。做了很多翻译项目，很可靠。她很难跟人妥协，常常择善固执。

用英文为母语做“翻译者”比较理想，问题就是你找得到找不到。我有一群这样的翻译者。以前，有些外国人到台湾来，会到我们《笔会》来拜我们这个小码头。他们觉得我们大概会给他们机会做。像康士林博士Dr. Nicholas Koss，就是这样愿意来帮我们做。后来，慢慢做出了成绩，有了自己的局面和成就。我给哥伦比亚做台湾翻译系列的时候，他们每个人都帮我做了一本。吴敏嘉Mitchell Wu翻译《千江有水千江月》，书名是《A Thousand Moons on a Thousand Rivers》，做得真不错。那时她才不到三十岁。真是不错。

问：你自己也是义务劳动。

齐邦媛：我是奴役者slaver driver。他们是被奴役者slave。但是我又是“被奴役的奴役者”。都是自愿的，翻译就是一个付出的工作。

问：《笔会》的翻译刊物只集中翻译台湾的作品，是吗？

齐邦媛：我们的内容和封面，里面外面都用台湾的作品。一年出4本。香港中文大学另一本的翻译刊物叫《译丛》Renditions，一年出两本, 品质很高。

还有，我们每一期都大大地介绍一个本土的画家，我们是很本土化的，只出台湾的作品。这是我们基本的风格。我们没有门户之见，什么作品都用，有点不太专业，但是时间久了，累积起来，就有相当的全面性。

问：画家、艺术家也不介意你们用他们的作品吗？

齐邦媛：他们很愿意，很喜欢。我们出力，出时间，他们只要出画。我们找人写评论，再翻译成英文。这样对他们的画，也是好的宣传。1999年，我离开那年，用的是朱铭的雕刻，我把这期留在身边，做个纪念。是我的“再见”。

从前我们都是小本子，现在改成大本子。因为我们做的本钱小，再说我们人也少，资源有限。我们只做台湾文学这一块。

问: 在文学作品翻译的领域里，一般来说，西方读者对日本文学的接受度，比中国文学作品的接受度高。你觉得这是文学作品的关系，还是跟翻译也有关联？

齐邦媛：这是读者的问题。中国文学的读者一般是比较少的。哥伦比亚给我们出的那些英文翻译，台湾作品里最受欢迎的应该是《亚细亚的孤儿》，但是台湾自己没有反应。我们没有读者。香港的《译丛》 有基本的一批人，我们没有，就是靠自己弄起来，在台湾每年12本都卖不掉。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退休后不太知道详情。原来的那些译者，现在大概都教书去了。

就现代文学来说，日本文学一直有比较稳定的发展，质量上一直不错。所以在西方，大家对日本小说有一定持续、稳定的了解和认识。中国文学作品，恐怕从五四以来，一直没有什么特别的普世吸引力。1937年对日抗战以后，也没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所谓的有名的、代表性小说多半带有政治性，很难把它们当作真正的文学。

外国读者可能一开始有点兴趣，也会好奇地看看，但是很难把它当文学。到了台湾呢，人家对台湾政治上又没有什么信心。再说写作的总体数量也不够，翻译的量更不够，没有足够的持续力。“量”是很重要的。笔会季刊翻译的作品没有长篇的小说。

所以，日本文学一直持续没断，在世界文学舞台上有一个角色。中国文学现在可以说很难哦。

问：有些翻译者选择用比较特别的英文，来保留中国作品的特色。比如，张爱玲自己翻译的《金锁记》特意用了比较异国情调的、特殊的英语词汇。有人说她的用意，是凸显中文句型，要保留中国的某些特殊氛围。你觉得她的翻译成功吗？翻译应该越自然越好，还是应该保留原文的风格？

齐邦媛：《金锁记》是当年1930年代到1940年代的事儿。过了那个阶段以后，上海变了，上海的事儿也变了，整个中国的一切都变了。保存一大堆老东西是好，但是，我还是要问：有那么伟大吗？

现在，张爱玲三个字已经跟《红楼梦》、鲁迅变成差不多的东西，几乎成了一个学派，一个典范。真有那么伟大吗？我的意思是说，全民地认为张爱玲是一个伟大的作者，把她作为一个固定的经典，我不很了解。就整个的历史来说，我欣赏《秧歌》，我也写过《秧歌》的评论，觉得《秧歌》很精彩。所以，我并不是反对张爱玲，只是不觉得应该把张爱玲当偶像。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是必然如此，但我不觉得中国文学史需要这样把张爱玲偶像化。

问：除了张爱玲，夏志清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也推崇钱锺书。

齐邦媛：很多人那么佩服钱锺书，但他写作是非常苛刻的。他是个很有品位、有深度的人，但是缺少宽厚和同情。杨绛比较好，比较人性。她写年纪大了，看见叶子在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颜色。我觉得受到鼓舞。

问：杨绛是一流的散文家。

齐邦媛：她很爱她的丈夫，很保护他。这就是上一代的女性。她那个爱情是生活的，还有艺术上的爱，掺杂在里头。她翻译柏拉图（Plato）的《斐多》（Phaedo），真是翻得好。我买了许多本送人。不仅文字好，就是整个儿有完整性。

问：再接着跟你请教。中西方世界的交流，历史不算短，但隔阂还是不小。尤其中国现在重返世界舞台，跟中西文化还有潜在性的冲突和危险。你认为文学作品的翻译，对消解中西之间隔阂，真能有帮助吗？

齐邦媛：选择什么书是很重要的。你选对了书，这些书就能帮你说话。问题是这种书有多少，就难说了。比如说，夏志清写的那本《中国现代小说》，就有那么大影响，对不对？这很重要，选书是很重要的。

问：你谈到日本文学一直持续发展，而中国现代文学作品则比较弱。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齐邦媛：在清朝以前，世界上几乎没有所谓的中国文学。到了现代中国，算是有一点点出头了，但是马上就打日本。抗日战争完了以后，又有国共内战。“文革”以后的“伤痕文学”，对西方人来说，虽然有一点意思，但是到底也不是那么有意思。It is interesting, but not interesting enough. 老实说，意思并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