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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摹北齐校书图(局部) 波士顿艺术博物馆藏
萧翼赚兰亭图 线描图 (局部) 下 山西省洪洞县广胜寺明应王殿北壁壁画(局部) 左
中或背倚或侧凭的使用情景。
丹枕很早就进入中土,并且传播开来,不过却改换了名称,即易“丹枕”而为“隐囊”。《颜氏家训·勉学篇》曰,南朝萧梁盛时,贵游子弟无不“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南史》卷十二《张贵妃传》:“时(陈)后主怠于政事,百司启奏,并因宦者蔡临儿、李善度进请。后主倚隐囊,置张贵妃于膝上共决之。”《资治通鉴》卷一六七胡注:“隐囊者,为囊实以细软,置诸坐侧,坐倦则侧身曲肱以隐之。”中土原有隐几,席坐疲劳,隐几可藉凭倚,丹枕与隐几功用差似,却与枕的形制不同,东传之后的以“隐囊”易“丹枕”,正是合乎情理。南北朝直到明清,隐囊便始终作为生活用具而长期沿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村金墓壁画表现出隐囊陈放在卧床,故宫藏元人《诸葛亮像》绘诸葛亮手持如意,凭隐囊而坐 可以认为,图像中的隐囊既有图式相因的成分,也有着生活中的真实为依凭。
(三)陈设诸物
隐囊后面竖着一把阮咸。榻旁不远处一个三弯腿带束腰的四足小几,几上置冰盘,冰盘里夏果数枚,尚依稀可辨。所谓“消夏”,此即细节之要者。北宋王珪《宫词》:“御座垂帘绣额单,冰山重叠贮金盘。玉清迢递无尘到,殿角东西五月寒”;徽宗《宫词》:“绿槐阴和正炎曦,高叠盆冰匝座围。沉李浮瓜清玉槛,水晶宫殿正忘机”;又“象榻冰盘四面凉,风摇槐影蘸莲塘。玉颜一枕游仙梦,谁觉炎天畏日长” ,如此诸般,都是宋人诗笔下的宫中消夏图。
夏冰原非寻常可得,仕宦之家多仰仗朝廷之赐,唐雍裕之《豪家夏冰咏》“金错银盘贮赐冰,清光如耸玉山稜” ,是也。宋代夏冰虽已成商品,如《东京梦华录》卷八六月中事所记,又刘克庄《乍暑一首》“南州四月气如蒸,却忆吴中始卖冰”,但赐冰始终是制度,梅尧臣因有诗云“头颅汗匝无富贵,虽有颁冰论官职。官高职重冰则多,日永冰消难更得”。友朋间或以赐冰相遗,梅圣俞《韩子华遗冰》句云“六月侍臣方赐冰,我赋得之从友朋。开盘一见水玉璞,置坐百步无青蝇。热肤收汗起疹粟,不有消渴同茂陵”。子华即韩绛,曾为翰林学士,后官至宰辅。北宋六月往终南采冰,以供当朝之用。渡江后,以“江南地暖不藏雪”(周紫芝《徐使君送冰》),而或改取河冰。紫芝诗云“今年渡江当入淮,淮人荫子恰复开”,句下自注:“淮人谓藏冰处为荫子”,即其事。山西洪洞广胜寺明应王殿元代壁画的宫中备宴图也绘出冰鉴里的瓜果,可知刘贯道《消夏图》撷取冰盘入画,乃本自宋元时代的奢华之雅。
以满插珊瑚或灵芝的瓶供设于席间,布置于案头,亦为当日时尚,前引广胜寺壁画,又西安韩森寨元墓壁画、怀云楼藏《梦蝶图》,都有类似的图面,而《消夏图》中侍女的姿态仪容,与韩森寨元墓壁画也十分相近。侍女之一肩扇,此扇名曰“打扇”。《南宋馆阁录》卷二《省舍》一节列举道山堂中的夏日陈设,有“壶瓶一,箭十二;大青绫打扇二”。南宋刻本《碎金·家生篇》“公用”一项列有“打扇”,以其中所列各事,可知“公用”是包括了公署和出行所需各种用器,则打扇原为表明身份的排场之一。宋元画迹中,多见此物。虽然从画境来看,点明时令,彰显清贵,其用意并不完全相同。如故宫藏《柳院消暑图》、《水阁风凉图》、《山居说听图》,又河南登封市王上村元墓壁画,前三例持打扇者均为童子;末一例持打扇者为侍女。
屏风画中的器物布置,多见古意,如榻上置书案,如小童手捧的博山炉。投壶之设,自有《重屏会棋图》为先例,前举《南宋馆阁录》中的“壶瓶一,箭十二”,正是此类。不过这里不曾备置投壶之箭,那么在此只是作为案头清玩。
最可注意者,为茶事。屏风画中的烹茶之器是桌旁一具有莲花托座的风炉,炉上坐着长柄的铫子,由此可见这里采用的烹茶方式是煎茶。
两宋时代的饮茶方法主要有两种,其一点茶,其一煎茶。后者是将细研作末的茶投入滚水中煎煮,前者则预将茶末调膏于盏中,然后用滚水冲点。在宋人看来,煎茶乃是古风,由南唐入宋的徐铉在咏茶之作里即已申明“任道时新物,须依古法煎”。与陆羽《茶经》讲述煎茶法不同,宋人茶书,如蔡襄《茶录》、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述均为点茶法,可见时风。不过与此同时,传统的煎茶之习却并未少衰,且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即煎茶以它所蕴涵的古意特为士人所重,这正是两宋茶事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细节。
煎茶的主要用具是风炉和铫子,如宋摹《萧翼赚兰亭图》,又或短流的煎茶瓶,如河北宣化下巴里辽墓壁画所绘。
就物质层面来说,煎茶与点茶不过是烹茶方法的古今之别,但就精神层面而言,其中却暗寓雅俗之分。作为时尚的点茶,其高潮在于“点”,当然要诸美并具——茶品,水品,茶器,技巧——点的“结果”才可以有风气所推重的精好。士人之茶重在意境,煎茶则以它所包含的古意而更有蕴藉。宋人诗笔与绘笔,对点茶与煎茶之别每每刻画分明。《消夏图》屏风画中的煎茶场景,自然也是氤氲着诗意的精心之笔。
二、关于构图
关于构图,宜与《消夏图》相互比较的宋元作品,或可举出故宫藏《槐阴消夏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人物图》、张雨题《倪瓒像》 ,又前引怀云楼藏《梦蝶图》。本文开篇说到,《消夏图》既是画家用于造境或曰表现风雅生活的各种“道具”的集成,也是这一类题材构图元素的集成,便是基于这样的比较而言。诸图中,《消夏图》最为接近的一幅为宋《人物图》。图系册页一帧,画面中心一张榻,前置一个小踏床,后立一架大插屏,榻上设凭几,亦即宋代俗称之“懒架”。近旁的鹤膝桌上一个砚台,两碟酒果,一副台盏,童子方持酒注向盏中注酒。左侧稍后是莲花托座承起的风炉,炉上坐着铫子。稍前的鹤膝桌上放着一具盝顶匣,又台盏一副,上面扣着酒罩。桌子旁边的木座上放着扎起口来的酒尊。榻的右侧又是鹤膝桌两张,上面放着两函书,又卷轴四,棋盘一,棋盒一对,古琴一张,桌旁一个藤墩。中间是山石台上的盆花。嵌着芦雁图的座屏上挂一轴写真。与此呼应的是坐在榻边的写真图中本人,左手持卷,右手秉笔,头著莲花冠,外覆乌纱。或认为此图是“羲之自写真”,虽未必可作定论,但曰这是运思别致的一幅写真图,则是可以成立的。它与周文矩《重屏会棋图》式的“画中画”构思相近,不过是画中人与其“真身”并见,乃所谓“二我图”。至于刘贯道《消夏图》,却是“画中画”与“二我图”的集合。重屏之设,是“画中画”也;实景中人与屏风画中人面貌相肖,则又“二我图”之意趣。“一一师古,集诸家之长”,此图正是一例。侍女打扇捧袱,似见清贵身份。《消夏图》之名,非作者自题,其得名当系后人体察图中景物而命之。但它的性质,似更类于写真。或者可以说,“重屏”是屏风画的小趣味,“二我”是写真图的小趣味,都是意在流行题材中翻出新意。
道释之外,古代人物画似可大略分作三类:其一历史故事,其一社会风俗,其一传神写真。士人之写真,颇流行于两宋,也很有高手,不过归根结底,这一类画作的意义泰半依傍于像赞题跋,在人物形象中寄寓的意趣,或远远大于形象本身。
写真图可以是单纯的肖像,也不妨添加背景。刘克庄《赠陈汝用》:“画者为余记颜多矣,朝衣朝冠辄不似,儒衣儒冠辄又不似,暮年悉发箧而焚之。陈生汝用独为长松怪石、飞湍怒瀑,著余幅巾燕服,杖藜其间,见之者皆曰逼真。他画师者见之亦曰逼真。昔顾恺之画谢幼舆,曰:此子宜置之丘壑中。陈生得其诀于虎头耶?”后村先生写真,今不见,不过由取意相同的赵孟頫《自写小像》可大略推知图像风神。
与“幼舆丘壑”不同,《消夏图》中的主人公乃被置于士人向往的另一番闲适之境。画家以诸般细节铺陈清雅,几乎在在有所依据,且颇存宋院画的体物精微和造型准确。作者原以传写御容而见赏于当朝,此图人物容貌也很有“气王而神完”之好。虽所失似在于画面安排过“满”,乃至有堆砌之感,然而如此集“古法”于笔底,则呼唤对写实传统的持守,焉知非其“画外音”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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