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德尔 高剑平 早报资料

美国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在哈佛大学教授的本科通识课程——正义，是哈佛最受欢迎的课程，30年来已经有超过140万名学生修读了这门哲学课，2007年秋季更是有1115名学生选修该课，创下哈佛大学的历史纪录。有评论说，他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去年，哈佛大学与波士顿公共电视台合作将24堂课全程录制下来制成12集教学片，视频也全部搬上Youtube，成为网上最受欢迎的视频之一。日前，桑德尔把“正义课”搬到了复旦大学，他不会灌输给你什么，只是希望学生在其引导下对某些想当然的结论或常识有多维度的思考。

东方早报记者 石剑峰

在罗马剧场式的教室中，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带领1000多名学生展开了苏格拉底式的讨论。

以苏格拉底方式上课

1000多名学生，挤满罗马剧场式的教室中。每一个提问，几百只手齐刷刷地举起。这是看“正义课”视频最大的震撼。从古代到现代，人们一直在问：“什么是正确的事？”——这也是桑德尔“正义课”的副标题。

桑德尔教授有一种天赋，可以让复杂的问题变得简单、易于理解，有时甚至变得很有趣，特别是当他用日常的例子来拷问我们的时候。桑德尔教授“正义课”的第一讲叫《谋杀的道德面》，在第一课里举的案例已经在网络上广为流传。他用一些或普通或极端的例子引导学生对日常道德问题进行思索，帮助他们在面临日常道德抉择的时候能够更好地运用批判性思维。桑德尔像一位催眠师，在他的引导和诘问下学生神魂颠倒地对道德进行沉思，并常被置于两难的道德窘境中。在桑德尔的课堂上，道德问题从来不是黑白分明的，他所制造的道德窘境十分尖锐，以至于唯一的解脱途径就在于思考。

当然可爱的还是1000多名学生，他们的回答看似幼稚，但其实已经进入了桑德尔教授的问题世界。桑德尔与这些年轻人的对话不免让人们想起2000年前苏格拉底式的讨论。有评论说，他以“苏格拉底的方式”——不断地诘问、应答、反驳和再追问——在课堂上呈现出来，使学生通过对具体个案的辨析和争论，来培养批评思考以及推理论说的能力。对于和学生一起讨论“什么是正义？”桑德尔说学生们把他们自己关于当前社会事务的想法和哲学家的想法联系起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仅乐于阅读那些著名的哲学家的言论，而且这也让他们批判地思考他们和每一个人对待特定事件的道德观和政治观。“当我们把这些思考系统性的进行总结，就形成了一种统一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可以从观念上指导我们的公众辩论。”

自踏上哈佛大学讲台伊始，桑德尔致力于“公民教育”的通识课理念。他深信社会的健康发展需要一种强劲和善于思考的公民精神，在他看来公民教育不是灌输教化，“最好的公民教育来自参与从事自治，来自于自己的公民同胞商议要做什么样的集体选择。” 桑德尔教授告诉我们，对哲学深刻的理解可以帮助我们对政治、道德和我们的信念有更深入的认识。政治哲学不能解决所有的争议，但它可以让讨论成为现实。

最初以为会成为政治记者

作为当今世界最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之一，桑德尔曾经在与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刘擎教授的对话中叙述了自己的政治哲学之路。桑德尔说，他对政治哲学的兴趣是由对政治的兴趣而萌发的。“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我就格外关注媒体对总统竞选的报道。读大学的时候，我学的是政治、历史和经济，当时我以为我会成为一名报道政治问题的记者，或者可能会参选公职。在大学最后一年之前的那个暑假，我在华盛顿打工，做一名政治记者。那是1974年的夏天，当时‘水门事件’丑闻败露，美国国会正在展开辩论，是否要因为尼克松的滥用权力而弹劾他。我报道了弹劾案的听证过程，也报道了最高法院的决议案。这是一段引人入胜的经历，让我能近距离地观察一个令人兴奋的政治时刻。”

1975年从布兰迪斯大学毕业后，桑德尔得到一笔奖学金，从而有机会去牛津大学读研究生。当时他以为，他只是用一个学期的时间来学习政治哲学，然后就会重新回到对政治和经济更为经验性的研究方向上去。“但是政治哲学把我迷住了。在第一个学期，记得那是1975年12月，我和几个朋友去西班牙旅行，随身带了4本书：罗尔斯的《正义论》、诺齐克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汉娜·阿伦特的《人类的境况》以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回到牛津的第二个学期，我选了康德的指导课。后来我继续学习其他政治哲学家，包括霍布斯、洛克、卢梭、黑格尔、早期马克思、亚里士多德以及斯宾诺莎。特别幸运的是，我能在查尔斯·泰勒的指导下学习。我最终在牛津度过了四年时间，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罗尔斯和康德所发展的那种自由主义政治哲学，对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展开了批判，这后来成为我的第一部著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

对“社群主义”标签

感到不安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是迈克尔·桑德尔的成名作，凭借这部批判罗尔斯正义论的著作，桑德尔跻身一流哲学家的行列。对于与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争议，桑德尔也说，“争议的关键不是权利是否重要，而是权利是否能够用一种不以任何特殊善的生活观念为前提条件的方式得到确认和证明。争论不在于是个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还是共同体的要求更为重要，而在于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是否能够对该社会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道德确信和宗教确信保持中立。易言之，根本问题是，权利是否优先于善。”

因为对罗尔斯代表自由主义的批判，桑德尔就被简单化地贴上自由主义批判者标签。但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桑德尔提出，康德式的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一种自我观念之上的，这种自我观念使我们无法理解某些可能并非出于选择的道德义务和政治义务。“因此，我认为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并没有充分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即我们可能部分地由某些目的和目标、归属和依附所构成，而它们可能产生团结或从属的义务。对这种版本的自由主义的另一种批评与自我观念没有多大关系，它质疑政治对于特定之道德和宗教观念保持中立的可能性和可欲性。”

桑德尔头上另一个更知名的标签是“社群主义”代表。 对于这个标签，桑德尔会感到不安。“我之所以对这一标签感到不安，是因为‘社群主义’意味着这样一种思想，即盛行于任何特定时期任何特定共同体中的价值都是正确的。‘社群主义’意味着多数至上主义或某种道德相对主义而言，它不能正确地指称我所要捍卫的观点。”

讨论与争辩

是社会的力量源泉

《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专注于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哲学进行艰深的学理剖析；而10年后出版的《民主的不满》中，桑德尔从美国的公共话语中，选取美国司法实践中的宪政观念与社会生活中的政治经济观念来分析自由主义的不足。

《民主的不满》是同时写给学者和公民阅读的。对学者而言，这本书继续展开关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的争论，提出一种借鉴了公民共和主义的另类版本。“但这本书也面向学术界外的公民。因为我感到，人们虽然获得了更大的物质繁荣，却体验到一种共同体的失落，体验到一种越来越严重的无力感。这时就会产生不满，而这本书试图对这种不满予以诊断。在我看来，政治哲学不只是研究过去的思想家和思想传统，它也与当下相关。政治哲学的目的是对那些影响我们的公共生活的思想家和思想传统做出批判性的反思。在民主社会，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要介入这种反思。”

政治哲学似乎与这个现实世界相隔遥远，理论原则和政治往往无法一一对应，政治是与硬邦邦的事实打交道。“但是，如果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法实现的，那么它在另一意义上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个意义就是哲学从一开始就栖居于这个世界；我们的制度与实践是理论的体现。”“尽管我们可以拒绝去问正义是什么含意以及良善生活的本质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但无法逃避的是，我们一直生活在对这些问题的某种回答中——我们践行着某种理论——一直如此。”“讨论与争辩并不一定是虚弱的征兆，实际上反而可能是民主社会的力量源泉。”

桑德尔教授的两部代表作《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和《民主的不满》都已在国内出版，而根据24堂“正义课”整理编撰而成的《正义：什么是正确的事？》中文版预计年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