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没拿到博士学位？留学史视野下的林语堂

上月中旬，新京报·文化客厅、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民说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联合主办了一场“作为留学生的林语堂”研讨会，邀请到英国纽卡斯尔大学教授钱锁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中国文化研究院副院长顾钧、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全球史研究院院长李雪涛、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院长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钊。

“林语堂不仅仅是英文好，而且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和滋养。”在研讨会上，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如是说。

林语堂1919年赴美，入读哈佛大学，主修比较文学；1921年赴德，在莱比锡大学师从孔好古

（August Conrady）

，钻研中国古音韵学。在今年一月出版的《林语堂传——中国文化重生之道》中，作者钱锁桥通过查阅林语堂入读哈佛大学时的申请信等相关史料，对于林语堂的留学经历有相较于以往传记的更多呈现。然而，关于林语堂的留学经历和他后来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和文化成就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值得探究之处；甚至像林语堂是否从莱比锡大学拿到了博士学位这类最为基本的事实问题，也有待进一步核实。

《林语堂传》，作者：钱锁桥，版本：新民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1月

林语堂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了吗？

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李雪涛首先介绍了当前中国留学史研究的三大缺陷。第一个缺陷在于对留学生在留学期间知识的形成过程缺少具体的揭示，而过多关注留学生在出国前所做的努力和归国后所取得的成绩，这样的留学史其实更应称作“留学外史”。第二个缺陷在于当下的研究将注意力过分集中在某几个——不超过100个——有留学经历的人身上，而对于晚清到民国多达十万人的留学生群体缺乏足够的研究。这十万留学生归国后，给某个学科和领域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目前我们尚未有充分的认识。第三个缺陷在于未能将中国的留学放置在全球史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从19世纪开始到20世纪上半叶，留学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从洪堡大学开始建立，到一次大战之前，有一万多美国人到德国留学；美国大学的早期学科建设主要是靠留德学生和德国教授完成的。而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日本有大批留学生到德国学医，以至于鲁迅到日本学医，必须要学德语，因为日本的医学课堂上很多时候是用德文授课。

如果将林语堂的留学经历放置在当时的时代下予以考察，就会发现他在圣约翰大学-哈佛大学-莱比锡大学的求学路径，是很有那个时代的特色的。那时一个优秀的学者，很少是只读一所大学的。比如雅斯贝尔斯，曾在海德堡大学、哥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和慕尼黑大学求学。“一般来讲，一个好的学者，会上三四所大学。林语堂不仅仅是英文好，而且受到了欧洲文化的熏陶和滋养。”李雪涛说。

莱比锡大学主楼，摄于1917年

具体到林语堂在德国的求学经历，李雪涛介绍说，那时德国的柏林大学和莱比锡大学，汉学都很发达。莱比锡大学的东方学系，领军人物是孔好古

（August Conrady）

。林语堂求学于孔好古门下时，高本汉也在。有一天高本汉给林语堂看了一篇他的文章，林语堂说：这是胡适要做的事情！于是将高本汉介绍给胡适，后来林、胡二人还曾邀请高本汉到北京。

林语堂在莱比锡大学的博士论文题目是《论古汉语之语音学》。李雪涛说，这篇论文在莱比锡大学、波恩大学和科隆大学等几家以汉学研究知名的大学图书馆都没有收藏，我们对林语堂博士论文的了解限于两页纸的摘要和孔好古的评语。在评语中，孔好古说：基于林语堂在文体上的表现，这里指的是在论文中所用德语的错误以及各种疏漏，只能给林氏的论文以2分的成绩。“在德国的评分体系中，2分是好，3分是通过，4分是未通过。” 李雪涛说。孔好古认为林语堂的德语水平不够好，而且文章没有充分利用西方学界的学术成果，过分倚重中文材料。对此，李雪涛认为，林语堂在莱比锡大学待的时间太短，恐怕没有办法真正进入历史比较语言学这一领域。

孔好古（1864-1925）

林语堂回国后曾写过一批与语言学相关的论文，其中关于汉语古音和方言的文章，曾引起过不小的反响。但是因为目前未能找到林语堂的博士论文，所以他的这批文章，在何种程度上是基于博士论文的改写，还不十分清楚；而林语堂是如何通过对于中国语言的科学研究，践行胡适提出的“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的，也有待学界更充分的研究。

此外，李雪涛还谈道，依照德国传统，要想获得博士学位，光是通过论文答辩是不够的。学生或者需要将博士论文发表，或者需将论文印制两百本，由考试委员会分发给所有德语地区的图书馆和大的研究机构。林语堂的博士论文既无出版，又在几所重要的德国大学图书馆查不到，那么他很可能没有获得博士学位。“这也许是他很少谈到自己的博士论文或博士学位的原因。”李雪涛说，“我们可以去他台北的纪念馆看看，是否有他的博士学位证书。”

对于林语堂可能没拿到博士学位这一点，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顾钧补充说，民国时期不少学人并不太看重学位。著名的例子是胡适，他1917年已被北大聘为教授，所以虽未获博士学位，也还是回国了，直到1927年方才将他的博士论文100份交给哥伦比亚大学，最终拿到博士学位。“钱锺书在牛津也没有拿学位；陈寅恪不仅没拿学位，现在有些人说得更夸张，说他连考试都不参加。”

关于林语堂的博士学位问题，钱锁桥表示，林语堂明确说过他是需要博士学位的，他有意识地在取得哈佛硕士学位后，继续攻读博士。至于德国博士学位的取得需将博士论文出版或印制两百本分发一事，他此前并不知晓，所以林语堂是否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可以进一步做些工作来核实。

林语堂对德国哲学有多了解？

李雪涛谈到他2006年在汉堡时，汉堡大学汉学系主任傅敏怡

（Michael Friedrich）

跟他说，中国现在建孔子学院，但至少在德国，应该建林语堂学院。傅敏怡说他父辈那一代提到中国文化，马上想到的是林语堂。因为林语堂所有用英文写的书，当时马上就翻译为德文，在德国出版。傅敏怡对李雪涛说，他们没人知道林语堂在德国读过书，但是提到中国的智慧、老子、庄子等等，所有人马上的反应就是可以去读林语堂。

相较于德国民众对林语堂的广泛接受，在德国哲学大家眼中，林语堂可能并不够格和他们进行对话，李雪涛说。比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恐怕不会认为林语堂能够深入到一个层面，和他们一起进行哲学思考，在他们看来，林语堂的那一套是很浅显的美国实用哲学。

雅斯贝尔斯（1883-1969）

钱锁桥表示，有关德国哲学家的问题，他在自己的书中也提过，《吾国与吾民》还是《生活的艺术》在德国出版时，出版商曾因书中有对希特勒不敬的话，希望可以做些删节，林语堂同意了，但林语堂强调有关德国哲学家最庸俗最无聊的那些话不要删。（注：钱锁桥这里的描述见《林语堂传》252页注释1，当时华尔西代林语堂就《吾国与吾民》德译本向德国出版商回信，转述林语堂的话给对方：“他还说，他批评德国哲学家‘最为无聊’，这个不要删。”）钱锁桥认为，林语堂对于何为最好的学术，有其独立判断，他对德国哲学是知道的，“比如他在《吾国与吾民》里，就谈到要怎样来描述中国这个dasein（德语的‘存在’）。”对此，李雪涛表示，dasein已经进入了英语学术话语系统，不能以林语堂用了dasein这个词，就说他懂德国哲学。

钱锁桥说，他觉得林语堂对德国哲学是有了解的，但林语堂对哲学有自己的看法。在林语堂看来，德国哲学、西方哲学误入歧途了，因为西方哲学只讲理论，不讲生活。所以林语堂自己的哲学是生活哲学。钱锁桥认为，林语堂通过对中国文化的梳理，确立了德国哲学并非认识的最高形态这样一个认识，德国和中国是完全不同的理路。林语堂在晚年，曾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发表看法，说西方的哲学最好多讲讲人生，中国文化多讲些科学和民主。“德国的现代哲学都在说哲学已经死亡，上帝已经死亡，海德格尔也说形而上学已经死亡，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把眼光放到其他文化。”钱锁桥说，“思想的出路不在于系统，而在于关心我们的生活。”

海德格尔（1889-1976）

李雪涛并不认同钱锁桥对于德国现代哲学的概述。他指出，德国哲学并非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一定是体系化的，比如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就一直在努力寻求体系之外的哲学；而在德国传统中，把人生作为哲学的关怀一直也是另外的一个倾向，德国哲学并非只有黑格尔的那种庞大体系。李雪涛介绍说，海德格尔晚年的作品已经不在《存在与时间》的体系之中，而是从体系中跳了出来，可以明显看到他对东方哲学的转向。莱布尼茨更是早在1697年的《中国近事》中说，西方如果可以和中国的哲学或思想结合在一起的话，一定是人类的未来。

林语堂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念的践行者？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讲师杨钊专研中国人留学美国史。他从留学经费的来源、留学国别和留学学校的选择等方面，对林语堂的留美经历进行了细致地考察，提出了对林语堂思想的新看法。

从留学经费来看，晚清民国时期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可以分为以下四类：庚款留美生、一般官费生、教会资助的留学生和自费生。庚款留美生的经费来源于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这类留美学生数量较少，但由于选拔最为严格，竞争最为激烈，所以成为知名学者的比例最高，如梅贻琦、胡适、赵元任、竺可桢、闻一多、潘光旦、钱学森、杨振宁等都是庚款留美生。一般官费生的留学费用主要来源于国民政府的某些部委（教育部、海军部、陆军部和交通部），以及各省地方政府。由于民国初期中国政局不稳，这类留学生的经费常得不到保证，而且在选拔过程中有很多人情考量，学生水准参差不齐。

教会资助的留学生，其留学经费来自于教友的捐助，这些资助一般比较私人化，不带太多的附加条件，但是数额通常较为有限，顶多能够负担学费，生活费需学生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赚取。容闳、蒋廷黻、洪业等人都是教会资助的留学生。自费生的留学费用主要由自己的家庭承担。除官僚、商人的子女外，还有很多平民家庭通过借债和变卖家产的方式来资助子女留学。

林语堂属于比较特殊的半公费生。当时清华学堂对于部分自费留美学生实行补贴政策，每年70个名额，取得这一资格的自费留美生，每年可获得480美元的津贴。这一津贴数额不高，林语堂的津贴更是在第二年时被莫名停掉，导致他不得不赴法打工挣钱。他之后选择去物价低廉的德国攻读博士，也与留学经费紧张有关。

考察林语堂留学的国别也对我们理解他的思想倾向有所助益。在杨钊看来，晚清民国时期的留学生，无论是留日派还是留英美派，都主张中国需要变革；只是前者一般倾向于实行激进的变革，与执政者处于对立的位置；而后者一般主张在保持现有政权的基础上进行温和的改良，对执政者持比较合作的立场。

杨钊介绍说，一般来讲，留美学生在晚清支持改良派的立宪运动；而在辛亥革命后，则支持共和政体，但同时拥护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他们的这一政治取向，既和美国的政治文化在整体上比较保守有关——特别是第一批留美学生身处美国“进步主义运动”时期，深受美国渐进改良的政治氛围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因为留美费用极为高昂，相当多的留美学生都受到了政府或多或少的资助。

林语堂作为留美学人，也受到这种倾向的影响。他虽在1920年代也有过激进的一面，但自大革命以后，他先是逐渐“从战士转变为名士，最后又成为隐士”，而在赴美定居后，更成为国民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在抗战时期，他为中国政府奔走，在1940年代中后期整个美国的主流舆论都开始同情共产党时，林语堂依然坚定地站在国民政府一边，甚至不惜与自己多年的美国朋友华尔希夫妇渐行渐远。他晚年定居台湾，表明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支持态度至死未变。

杨钊继而将分析进一步聚焦到林语堂在美留学的学校——哈佛大学，并在分析林语堂的思想演变时，提出了与通行的看法相当不同的认识，即林语堂在西方大获成功的作品，可视为林语堂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理念的践行。

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是民国时期中国留美学生的热门选项，而两校对中国留学生的思想也有着相当不同的塑造。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学位的中国学生，相当一部分受到杜威的影响。他们中不少人是学习理、工、农科，或者先学农科、后来转入人文（比如胡适和蒋梦麟），因此有很强的科学主义思维特征。“哥大帮”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以崇拜科学为核心的理性主义者。

在哈佛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有不少人奉白璧德这一新人文主义学派代表为宗师，他们推崇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认为“轴心时代”古典文明的思想资源可以矫正现代社会的弊端和医治现代人的心理疾病。这些人归国后，以《学衡》杂志为基地，宣扬文化保守主义，形成了著名的“学衡派”。陈寅恪、吴宓、梅光迪、汤用彤和梁实秋都可以视为这一“哈佛帮”的代表。

白璧德（1865-1933）

林语堂在哈佛上的两门比较文学课，都是由白璧德教授的，而他的中国同学也大都是白璧德的信徒。但林语堂却并未成为“学衡派”的一员，反而是坚定地支持新文化运动，支持“哥大帮”的领军人物胡适。不过，这只是1920年代的林语堂，之后他的思想发生了比较重要的变化。

在林语堂的后半生里，他向西方介绍和阐释“东方智慧”，推广“抒情哲学”，成为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哲学家”；他对传统文化持一种温和的态度，修正了新文化运动激进反传统的论调。杨钊视林语堂在西方暴得大名的著作《吾国与吾民》和《生活的艺术》等，处在白璧德“国际人文主义”理想的延长线上。他同时强调，林语堂的文化立场超越了学衡派，因为他的关怀是普世性的，而不仅局限于中国。

“林语堂是白璧德理念在国际上的真正践行者，哈佛留学的经历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杨钊说。在1930年代，林语堂看到了当时美国中产阶级由于过度追求效率和成功而导致的精神上的困惑和迷茫，他在呈现中国文化时，侧重幽默、性灵和闲适，这正好契合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精神需求。如果以徐国琦“共有的历史”的框架来考察，在中美之间穿梭的林语堂是一位典型人物，他参与了美国社会的精神建构，参与了美国的历史进程。

作者：新京报特约记者寇淮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