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五月风暴中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女权运动

由于很多男性激进分子对她们的动机和目标仍然不甚了解，更别说明显的不同情了，所以“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分子不久就做出决定——不准男人参加她们的聚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压迫者必须从他们的压迫者那里要求造反的许可呢？”她们以极具修辞色彩的语气质问道。

摘自｜理查德·沃林《东风》 

对于法国女权主义者来说，1970 年是元年。8 月26 日，即美国妇女选举权50 周年纪念日，12 名女权主义者提前通知媒体后就到凯旋门（Arc de Triomphe）集合，前往无名烈士墓（Tomb of the Unknown Soldier）举行示威游行。正如电视镜头滚动显示的那样，她们从当地地铁站出来后就打开横幅：“每两个人中间，就有一个人是女人”、“比士兵更加默默无闻的人：他的妻子”。12 个人立即被逮捕，并被带上了警车。积极分子加入了毛主义团体“革命万岁！”［一个前共产主义青年联盟（马列）积极分子和南泰尔激进分子组成的联合体］，并从中获得了鼓舞。“妇女解放运动”团体就这样诞生了。这一看似次要的事件产生了轰动性的全国影响。尽管法国确实习惯了示威游行和抗议活动，但是它不习惯那些明确引起人们对妇女问题关注的女权主义者所发起的抗议活动。

那年秋天，时尚周刊《她》（Elle）设法组织了一场“妇女总体状况”专题研讨会，以便推动一场关于妇女议题的“文明的”、也就是非女权主义的讨论。为了安全起见，小组辩论的名单十分偏重男性发言者。会议组织者发放了一份不痛不痒的调查问卷，以便获得有关女性品味与消费习惯的信息。不久，一群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叫来了一群女孩（Les petites marguerites）来搅局。这群女孩分发了她们自己的“标新立异的”调查问卷，以这样的问题为特点：“你化妆打扮（a）出于自我厌恶的目的？（b）看起来更少地像你自己而更多地像你期望的样子？”另一个问题是：“谁最适合决定你生孩子的数量？（a）教皇，一个没有孩子的人；（b）总统，一个很难有充足时间与自己的孩子相处的人；（c）医生，一个重视胎儿的生命高于你自己生命的人；（d）你的丈夫，一个每天下班后与孩子玩几分钟的人；（f）你，一个怀孩子、生孩子和育孩子的人。”

《第二性》

2014 年合卷本精装收藏版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但是，最有利于提高女性议题意识的事件是经受非法堕胎的343 名妇女的宣言，这篇题为“我们的子宫属于我们！”（Our Wombs Belong to Us!）的宣言发表在1971 年4 月5 日的《新观察家》上，其中签名者有波伏瓦、卡特琳·德纳夫（Catherine Deneuve）、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维奥莱特·勒迪克（Violette Leduc）和让娜·莫罗（Jeanne Moreau）。

波伏瓦的《第二性》（The Second Sex）是一部现代女性意识发展过程中里程碑式的著作。她言简意赅地驳斥了生物决定论，她在对存在主义主体性的明确肯定中宣布了一个众所周知的观点：“一个人并非生而为女人，而是逐渐成为一个女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郑克鲁先生版本翻译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大约1970 年“妇女解放运动”突然出现时，波伏瓦主张人人平等的女权主义似乎是温顺的、过时的。尽管她个人没有堕过胎，但是谣言含沙射影地说她有时会允许怀孕的女人去她的公寓堕胎。

343 名妇女的宣言开篇写道：“法国每年有一百万妇女遭受堕胎之痛。由于她们不得不忍受偷偷摸摸的情况，所以她们在危险的条件下做堕胎手术，但是这一手术在医师的指导下是最简单的手术之一。人们忽略了这一百万沉默的妇女的命运。”当时堕胎在法国仍然是非法的，自“一战”以来法国始终被停滞不前的出生率困扰不已。根据法国的刑法，堕胎是一项被判以6 个月到3 年监禁的犯罪。避孕在1967 年得到了法律上认可，因为这一年所谓的“新出生法案”（loi Neuwirth）通过了。直到那时，提供避孕知识的医疗人员常常会遭到起诉。

法国女权主义出现在一个令人陶醉而又令人困惑的时刻。法国此时正值左倾主义的高峰期。男性左派分子担心的是，女权主义者通过独立探究妇女议题会减损阶级斗争的更大利益。法国女权主义者自身就展示了多种多样的政治忠诚。许多人开始成为左翼积极分子，至于她们会怎样将其马克思主义的介入与其新近获得的女权主义信仰协调一致，她们是不确定的。其中一些人通过简单宣布男人是资产阶级、女人是无产阶级来解决这个问题。由于很多男性激进分子对她们的动机和目标仍然不甚了解，更别说明显的不同情了，所以“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分子不久就做出决定——不准男人参加她们的聚会。“从什么时候开始被压迫者必须从他们的压迫者那里要求造反的许可呢？”她们以极具修辞色彩的语气质问道。

主流的女权主义者探究权利导向的议题——优良的儿童保健、男女同工同酬、堕胎权利，而“妇女解放运动”积极分子认为女权主义是一种重新审查有关女性身份的基本问题的方式，也就是说一把从质上改变她们整个女性气质和女性特质的钥匙。在笨拙地抛弃资产阶级平等主义的女权主义的过程中，她们的口号变成了“打倒妈咪的女权主义！”（Down with Mommy’s feminism!）传统的女权主义试图让女人融入社会，而“妇女解放运动”在与时代精神一致的前提下试图“分解”社会及其占主导地位的实践、价值和习俗。

一位评论者描绘了这个时代的氛围，兹述如下：

在这些集会中，与其说是秩序与透明度占了优势，倒不如说是混乱与好心情占了上风……在“妇女解放运动”的集会上，没有人完全知道正在进行着什么。这种松散的安排，是一种对男性主导的政治集会的严格程序的反抗，遭到了毁誉参半的评价。一些女人觉得这种安排令人精神焕发，其他一些人则觉得令人懊恼不已。一个女人坦率地写道：“每次我参加会员大会，我想知道我正在那里做什么。”但是另一个女人写道：“这种聚会太好了，令人精神焕发。你不知道正在进行着什么，你确实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依然有我在其他地方看不到的热闹、欢乐。”

“妇女解放运动”创造性地扰乱了一个原本古板的法国社会，因此根深蒂固的家长惯习和假设很快就失去了它们的自明性。传统习俗受到了一系列全新的女权主义术语和概念的挑战。“加油站”（Gazolines）是一个无所不在的、吵吵闹闹的易装癖者的小团体。另一个因媒体报道而名声鹊起的团体是“红色女同性恋”（Gouines rouges），她们在1971 年五一劳动节游行期间特别惹人注目。一本主导性的女权主义刊物被称为“怒火中烧！”（Le Torchon brûle!），副标题是“一本月经杂志”（Un JournalMenstruel），这个副标题是在玩弄“每月一次的”（mensuel）这一法语词。受民粹主义信条的启发，《怒火中烧！》成为“革命万岁！”团体的支派。一位成员解释说：“没有欲望去制作优美的报刊杂志，而是避免划分哪些是能够阅读的人和哪些是不能阅读的人，并激励女人们去写作，不管她们认为她们能够写作与否。”激烈的意识形态争论风靡一时，或者有关于母亲身份是对女人自主权的否定（如波伏瓦在《第二性》中所暗示的），或者有关于女人最终的满足感（如女权主义很快就宣布的某些“差异”的张力）。

出于同样的原因，通过追求独立自主的议程，“妇女解放运动”在左倾主义的中心创造了一个无法修复的裂口，由此促进了左倾主义的死亡。在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的主张推向新的极端后，“妇女解放运动”经常玩弄一种病态的派系自恋。这场运动的主导性理论家克里斯蒂娜·德尔菲（Christine Delphy）在《女人的时代》（Le Temps desFemmes）上断言：“我们没有欲望去为我们的邻居斗争，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激进分子过去曾花时间为工人或移民等群体的利益而斗争。而我们谈论我们自己。”不久，不仅“妇女解放运动”拒绝与男性同志合作，而且它也拒绝联合与其竞争的女权主义团体。这种发展只不过又一次表明，要保持左翼事业和政治派系的脆弱的后五月同盟将是多么的困难。

“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活动公然变成反知识的，一种“感觉的政治”（politicsoffeeling）（“以直觉的方式进行思考”）战胜了“理智的政治”（politics oftheintellect）——如今贬称为“大男子主义的”（masculinist）和“菲勒斯中心的”（phallocentric）政治。最终结果是，“妇女解放运动”的焦点自相矛盾地呈现为一种明显的非政治特点。外部世界对她们来说不再有意义。在她们的讨论中，激进分子似乎不能超越他们自己的群体动力和个人感觉的界限。正如一位观察者所指出的那样，“政治贬值了，溶解在女性个体的相关问题的无限表达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溶解在‘妇女解放运动’特定成员的相关问题之中。”这样“妇女解放运动”完成了从“历史的”唯物主义向“歇斯底里的”唯物主义的转变。

（完）

本文选自

《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 世纪60 年代的遗产》

[美] 理查德·沃林｜著

董树宝｜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