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阿伦特：过去从未死去，甚至不是过去

书内明信片

“我也很想有智慧。/在古书里，他们说到智慧：/远离世间的纷争，没有恐惧地/过完你短暂的一生，/还有要避免暴力，以善报恶，/不满足你的私欲而是把它们忘了，/这就是智慧。/这些我都做不到：/确实，我生活在黑暗的时代。”（布莱希特《致后代》黄灿然译）

阿伦特借用了布莱希特的“黑暗时代”，却屡屡提及“启明”。莱辛、罗莎·卢森堡、雅斯贝尔斯、伊萨克·迪内森、本雅明、布莱希特……在描绘同时代人的思想肖像时，她始终追溯人们洒出的光亮。在《爱这个世界：汉娜·阿伦特传》中，阿伦特的朋友圈展现得更为清晰：老师兼情人海德格尔、导师雅斯贝尔斯、前夫君特·斯特恩、丈夫布吕赫、朋友玛丽·麦卡锡、W.H.奥登……俨然一副20世纪智识生活的全貌。

“即使在黑暗时代，我们仍有权利期待某些火光。它们往往不是来自理论与概念，而是来自一些人在生活和工作中的那些不确定、飘忽并且经常是微弱的光，它们几乎在所有的环境下都会闪烁，超越时间限制而永放光芒。”凤凰文化摘取本书的第九章《黑暗时代的美国(1965—1970)》，为读者展现黑暗时代里的阿伦特和她的朋友们，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宥于篇幅，编辑进行了删减，注释亦未收录，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购书细读。

阿伦特

黑暗时代的美国(1965—1970)

有人认为他们很强壮

有人认为他们很聪明

就像蝴蝶一样，他们被分成两半

美国能伤透你的心

奥登

共和国

当汉娜·阿伦特试图思考通向“政治道德”的路径时，收留她的国家进入了战后政治和道德上最混乱的一段时期。许多美国新左派或支持新左派的人认为他们正目睹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魏玛共和国或法国衰落的重演。阿伦特不同意这种类比。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她认为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存在仍将是有限度的；她期望军队早日撤退，并设想公众坚定反对战争的明智意见会胜利。1965年4月，她告诉玛丽·麦卡锡说，她自己对战争“不太感兴趣”，后来她向麦卡锡推荐汉斯·摩根索1965年4月15日发表在《纽约时报杂志》上的文章。摩根索是两个用辞职来抗议美国战争政策的高官之一，他指出约翰逊总统已经表示了谈判休战的意向，并主张约翰逊应该让胡志明成为“亚洲的铁托”，并放弃认为北越南在征服南越南的战役中是侵略者的幻觉，就好像越南不是一个国家一样。整个1965年，阿伦特接受了摩根索的立场，并安心地给雅斯贝尔斯写信说这是有说服力的。雅斯贝尔斯则对公共论战的进行没有伴随着煽动行为而松了口气。这种乐观，后来被证明欠妥。

1966年9月，阿伦特填了一份关于越南战争的调查问卷，问卷是由一个英国团队发出的，他们做的这个测验就好像在1937年西班牙内战期间W.H.奥登、斯蒂芬·斯彭德、路易斯·阿拉贡（Louis Aragon）和南希·丘纳德（Nancy Cunard）做的那样。用“对西班牙内战所采取的立场”的模式，塞西尔·伍尔夫和约翰·贝格雷让被调查者回答两个关于“对越南战争所采取的立场”的问题。阿伦特对在1966年发展成为的全面战争而不仅仅是“军事顾问”口中的形势的观点非常扼要，她拒绝了美国政府将越南的战争仅仅描述为内战：“1.我反对美国对越南内战的干涉。2.解决武装冲突的办法都是一样的：停火—停战—和平谈判，希望是和平条约。”

但是在她写下简要的回答后不久，阿伦特读到一篇让她大为不安的文章。《明镜》的编辑鲁道夫·奥格斯泰因（Rudolf Augstein）指责美国的战争政策，并给出印象说没有一个美国人与他持同样观点。这促使阿伦特给这个编辑写了一封特殊的信，她在信中提醒这个德国政府最重要的批评者之一要意识到，许多美国人都在批评政府的政策。我可以向你说说美国出版界的情况。例如像参议员富布赖特（Fulbright）、乔治·凯南、刘易斯·蒙福德（Lewis Mumford）、罗伯特·洛厄尔（Robert Lowell）、瓦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我提他们只是因为我猜想德国人也知道他们——这样的人，你愿意消除他们的存在吗（因为你不能和他们讨论战争问题）？难道你不知道这个国家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吗？难道你不知道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辩论已经引起关注吗？难道你手上就没有一本《新共和国》或《纽约书评》吗？难道你不知道有多少影响力巨大的电视新闻报道日复一日地将越南发生的事情呈现在公众面前？难道你没听说大学里老师和学生都参加了的那些充满愤怒的讨论吗？所有这些美国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发表公共意见。阿伦特很难相信一项被如此公开、如此广泛抵制的政策能继续执行下去直到悲惨地结束。

像大多数60年代中期的政治分析家一样，汉娜·阿伦特低估了美国政治状况的复杂性和后来她所说的华盛顿“问题”解决者和决策者的不妥协态度。但是，到她收集自己在60年代后期的政治文章独立出书时，她很清楚地知道自己是在目睹并写作“共和的危机”，而越南战争是对美国政治生活和世界秩序都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变。当她做一生中最后一个公开演讲的时候，即越战正式结束后仅仅一个月的1975年5月，在波士顿市政厅做的一个感情激烈的二百周年演讲，阿伦特确信，她的国家正处在一个令她绝望地想象的边缘。她列出了很多伴随“在东南亚的灾难”而来的事件，并向听众提出为什么他们可能同意“在这个世纪许多史无前例的事件之中，美国权力的急速下降应该被认真考虑。这几乎是空前的。我们可能正好站在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转折点上，将整个时代与其他分离开来。对于目前我们所处的混乱状态，在我们日常生活无情的需求中，当时代的分隔线交叉在一起时，我们就很难看清它；只有当这些线变成一堵墙把人们绊倒的时候，才将过去永远切断”。

这段忧虑的文字与汉娜·阿伦特确信的只要有讲故事的人，过去就有可能挽回，是截然不同的，这也表明了她情绪的变化。在60年代，不只是日常生活无情的需求，还有世纪中叶发生的空前事件，都使人们很难看清世界的情形。曾经史无前例的事件现在成了先例，并以不同方式和不同程度出现。随着50年代“冷战”局势的出现，纳粹时期和斯大林政体被重新看待和梳理以作为理解当前事件的线索。美国正处在“过去与未来之间”。在汉娜·阿伦特的生活和工作中，她很喜欢经常引用福克纳珠宝商见识的例子：“过去从未死去，它甚至就不是过去。”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发表演说

“现在迫在眉睫的就是共和国的存亡，”阿伦特在1963年12月1日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她和其他美国人一样，都想弄清十天前在达拉斯发生的事情。约翰·肯尼迪的遇刺在她看来是一场大灾难。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和汉斯·摩根索一起在芝加哥观看了肯尼迪的葬礼报道。她对国民的悲痛印象深刻，但是，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强调的是，她担心没有对暗杀的调查，将很难消除共产主义者对北方“黑人运动支持者”的共谋和复仇的推断（她用英语说的这句话让雅斯贝尔斯很难理解）。对共和国的未来而言，她感到面对既存的种族主义和狂热反共产主义这一事实非常紧要。“我猜想，”她在给雅斯贝尔斯的新年贺信中写道，“关于肯尼迪被暗杀一事，你比我们知道得更多。一周前的《新共和国》上有一篇关于整个事件的详细报道，但没有澄清任何事情。”她注意到一些矛盾的证据，并推断“这件事是一个不祥的预兆，并可能永远都不会被彻底清除”。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都曾对掩盖手段如何使“未解决的过去”一直处于未解决状态有过太多的经历，他们都很担心沃伦调查团。在肯尼迪遇刺的几年后，雅斯贝尔斯仍然警告说：“这罪行还没有被处理。从政治上说，这与暗杀本身一样致命。美国人民作为一个整体还没有弄清这件可怕的事情。……最受尊敬的、最让人信赖的也最无懈可击的沃伦大法官正全面负责调查此事。他说整件事情的真相不能完全被当代人所了解，那只意味着结果由于背离国家利益而不能公之于众。……但是美国依旧是美国。这个问题不会被尘封。”

阿伦特个人很忧虑共和国衰落的先兆，但是她的公开陈述则更为谨慎。在1963年《纽约书评》——这本杂志是在《纽约城市》于早先的冬天罢工时出现的——的圣诞节特刊上，阿伦特和其他人评论了暗杀事件以及这一事件可能的后果：

这是如BBC一个评论员在被新闻报道震惊之后说的“自萨拉热窝（Sarajevo）以来最响的枪声”吗？这次暗杀是否意味着已逝的总统先生两个月前对全美人民演讲中说到的“相对平静的时刻”和“上升中的希望”将很快结束？我们被迫在这悲剧性事件中看到的历史转折点是否将会到来？用比较的模式思考和用历史的范畴分析当前的事件是非常诱惑人的，因为预见未来就是逃避残酷的现实和对当前悲剧的赤裸裸的恐怖情绪。这将人引入歧途：未来要依靠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同时代人，未来是不可预见的，而历史只有当故事已经结束之后才会开始。

阿伦特确定肯尼迪的死将会给美国政治带来风格上的变化。她私下里对雅斯贝尔斯说出了对约翰逊忧虑的方面：“政策能力，偏狭，无疑地，”她用自己在疲倦或失望时使用的电报式口气说。11但在公开场合，她强调美国的政策应该在美国政治风格改变的情况下保持连续性，这同汉斯·摩根索在《纽约书评》上表达的观点一样。“肯尼迪做一切事情的风格使他的行政部门如此不同，这一不同不只表现在它的表述上或对美国政策的实行上，还表现在对政治的评估上。”对政治才能尊重的肯尼迪“赠与政府一种全新的威望和尊贵。”这已经被那些惊奇地发现自己受华盛顿欢迎的知识分子明显地察觉到；当罗伯特·洛厄尔在肯尼迪遇刺后返回纽约时，他告诉汉娜·阿伦特“美国再度面貌一新”。

汉娜·阿伦特在一个真正的“现代人”、一个行动者身上发现了古代对荣誉和荣耀的尊崇，这使得她克服了自己曾对肯尼迪的许多保留看法，而在他当总统之前，阿伦特曾称他为“这个亨利国王”。当肯尼迪赢得了1960年民主党提名时，阿伦特非常高兴，因为她认为他的唯一对手阿德莱·史蒂文森是一个神经质的人。第一次在电视上看提名大会时，阿伦特认为肯尼迪“做了会上最好的一个演讲，在演讲中他着重指出了几点恰好被之言中的要点：‘旧时代正在结束’，‘陈旧的口号和错觉’将不再有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实行的保持现状的政策将被宣告失效，因为‘今天在世界上的任何角落里都已经没有现状了’”。阿伦特当时正在写的《论革命》一书就是致力于这些通则的。

总统大选辩论期间，另一总统候选人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给汉娜·阿伦特留下的印象，是一个平凡的公民故意做出杜鲁门的样子。阿伦特对两个候选人都不满意，她认为“（他们）都被细节困扰，不知道如何按照原则清晰地讲出来。”在帕西菲卡广播中，阿伦特认为肯尼迪没有理解应该成为美国政策基础的基本原则，他还接受了阿伦特归之为赫鲁晓夫的基本章程：“共存意味着在美苏两国经济之间的竞争。经济增长要以苏联的经济发展来衡量。我认为这是完全错误的。”阿伦特希望苏联人民能获得“物质条件，这是人类尊严的必要条件”，她认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认为贫困和痛苦不是人的境况的一部分”的美国人民，应当祝愿苏联人民得到物质收益，并希望他们能有与增长的人口相适应的经济增长，调整国内的收入不均，为世界一些生产力不发达的地区提供帮助。

阿伦特非常高兴能在1960年投票支持肯尼迪，但是，她认为唯一将“肯尼迪先生的主张清晰地表达出来”的纲要，是另一个共和主义者洛克菲勒提供的。洛克菲勒提出的政纲是“不要意识形态的废话，比如资本主义反对社会主义，反之亦然，要充分意识到至关紧要的问题，并摆脱了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那没有希望的陈旧框架。”实际上，这个纲要是两年后出版的《论革命》所表达的原则。

洛克菲勒（Rockefeller）对经济发展的提倡与“政治自由是一项自由的事业，不同于暴政，其间差别，就像拥有两辆汽车的人与那些没有汽车的人一样”这样糟糕的想法无关。正如他曾非常重要地提出一个“对拉丁美洲的马歇尔计划”，并表示他很支持欧洲的、西半球的乃至亚洲和非洲的自由国家之间的联合。对阿伦特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不用“欧洲国家体系”的方式思考，因此他也可能持不反对革命的立场。洛克菲勒强调在防御规划中，核威慑能力的联合与“为有限的非核战争而出现的常规性武器”的发展，阿伦特从中看到了一项能带来“核威慑的稳定局势”的政策。她认为这就是在军事谈判中“实质性的共存状态”，也是美国能实质性减少国防支出的正确途径。她也预见到这一计划一旦实现，未来的常规武器将起决定性作用；如她在《论革命》中说的那样，“如果我们不是一起毁灭，那革命而不是战争，将更有可能在可预见的未来与我们相伴”。真正可能爆发全面战争之前很久，克劳塞维茨写了他的《战争论》；而当它变成可能的时候，阿伦特写了《论革命》。

小石城事件

阿伦特在洛克菲勒的政纲中发现了一个重大失误，那也是她以前在她那备受争议的《关于小石城事件的思考》中所阐明的：没有对南部静坐示威者的认可，也没有对人们非暴力行动的认可，这些行动应该按照集会和结社的惯例来对待，以区别于联邦政府针对南部州政府所采取的行动。她比共和党人更是一个共和主义者，这也非常矛盾地使她对民主党的肯尼迪非常同情，她完全支持肯尼迪在1962年和1963年对示威这一公民权利的认可。

肯尼迪赢得总统大选后，阿伦特极力赞许他，认为他关于“一个时代的结束”的认识将很快带来新的政策。阿伦特基本的假定是，革命是新时代最需要理解的现象；而对革命的害怕将继续成为“战后美国外交政策背后的主题”则是她最深切的忧虑。当让她和海因里希·布吕赫都很高兴的古巴革命给华盛顿带来忧虑的时候，阿伦特感到很失望。在1962年《党派评论》的讨论会上，她表达了自己的判断：

我们还没能理解，当一个非常贫困的民族很长时间生活的腐败猖獗的国度突然从他们的农场和家中解放出来，尽情表达自己的不幸，并去了他们从未见过的首都的街道上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古巴革命的误解不是因为信息不准确，明显是因为不能理解革命的精神。

阿伦特认为，古巴革命“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影响下如此轻易地完成”是美国对古巴缺乏了解的代价。她支持肯尼迪在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中的立场，但是对这一危机曾有美国反革命政策的参与而深表遗憾。“对肯尼迪，”她在1962年10月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写道，“我们有理由高兴，最重要的是因为，只要有另一种可能性存在，他就非常坚定地拒绝妥协。”她希望美国能在这次危机之后与拉丁美洲改善关系，当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的时候，她斥责美国1960年代后期对拉丁美洲的政策是“帝国主义式的”，并发现这与肯尼迪声称的拒绝美国主导下的和平秩序截然相反。

艾希曼

在公共场合露面

……

在她最频繁地出现在公众前的那些年，汉娜·阿伦特为自己设定了几项原则。她对所有来自公共关系事务的请求的统一回答是：“我很讨厌公共关系。”而对所有的编辑请她为她不喜欢或会将她卷入刻薄争论的书写评论时，她设下了第二条原则：“我有一个古怪的规则，那就是我决不评论一本我看不上的书。”她还有一条关于《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讨论的规则：她不允许任何没有读过这本书的人坐在她和读者的桌子旁；所有的旁观者必须坐在这个圈子外面并保持沉默。她只接受她认识的人或她朋友介绍的人的广播采访。她经常拒绝将自己演讲或讨论的录音整理成文，因为她认为那不如她写下来准确，她也拒绝在美国电视上露面，因为她不想“在大街上被人认出来”。

……

教皇在第三帝国总理府

汉娜·阿伦特对霍赫胡特的剧本也不是一个不加批判的仰慕者；她认为剧本从戏剧上讲很难处理，并在教皇庇护十二世的性格上面着墨过多。霍赫胡特暗示如果一个更好的人会作出更好的决定，而她认为教皇做了“在那种情形下虽不是全部，却也是大多数世俗统治者做的事情”。雅斯贝尔斯也认为“教会和教皇作为人间机构不比其他所有的政治权威们做得好或差”。阿伦特和雅斯贝尔斯都说出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主要的、也是最让人误解的一个主题。她用自己书中的话指出：“罗马教廷和教皇很明显地认为，在欧洲整个道德和精神结构崩塌之后，断绝与已不复存在的常态的紧密联系是明智的。”阿伦特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好人能干出最坏的事，或者肯定不是最好的事；作小恶并没有意识到它不会生出善来。

汉娜·阿伦特一次又一次地声张这个主题。这也是她在1964年在很多大学里并在英国BBC和美国的帕西菲卡广播中演讲的题为《独裁之下的个人责任》一文的核心。她在约翰·肯尼迪遇刺后的那一年发表了这个演讲，她还清晰地记得肯尼迪在1960年清楚表达的“现状不再存在”。她知道美苏之间“冷战”的局势在1964年没有出现，但是她没有看到美国在越南“镇压暴乱”的行动成为新世界局势的开端。她的注意力不是“过去与未来之间”，而只是关注过去。

在1964年到1966年间，阿伦特第一次从1946年来没有写任何书。她不断地旅行、演讲和教书，但对她而言，这是一个转折点，正是她自从告诉雅斯贝尔斯要准备《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和《论革命》两部要同时完成的手稿后所盼望的。“你曾经说过，”她提醒雅斯贝尔斯，“没有人真正使自己劳作过度，我每天都重复这句话作为我的警句。”

1965年，阿伦特开始写作《真理与政治》一文；这是她对艾希曼论战的回答，也断言了“对真理毫无偏见的追求”对政治的重要性。她在埃默里大学、东密歇根大学、安纳波利斯（Annapolis）的圣约翰学院和卫斯理公会大学宣讲了这篇文章。在演讲途中的每一次停留，她都收集对艾希曼论战的反应，她将自己的思考汇集为她著作第二版的结尾和德文版的前言，最终就是《真理与政治》一文。阿伦特在1965年秋天康奈尔大学的研讨班期间完成了这篇文章，后来在美国政治科学协会大会上宣讲了该文章的最后修订版。直到论战最后一次高峰即雅各布·罗宾逊的《扭曲为直》和她通过《纽约书评》对此的回应消退之后，她才将这篇文章发表。

1966年春天，阿伦特在回复了几篇寄给《纽约书评》的信后告诉雅斯贝尔斯：“现在论战已经如愿结束了。有趣的是在我公开讲出我的观点之后，我被来自所有犹太组织甚至曾攻击过我的组织邀请去演讲、出席大会等的信件淹没。同样，《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希伯来文版本也在以色列面世。我想我和犹太人之间的战争结束了。”这个判断下得有些过早，1966年格里玛出版社发行《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法文版后，法国出现了强烈的反应。在这之前的一年，一个为纪念巴黎不知名的犹太遇难者的大型展览的组织者，指出他们的展览“不是故意驳斥阿伦特博士，虽然有这个意思。”在开幕典礼上，纳胡姆·古德曼（Nahum Goldmann）宣称，阿伦特和其他作家歪曲了“犹太人与希特勒主义的斗争”这一展览所真正展示的史实。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法文版发行后，为驳斥而付出的努力范围缩小了，但是更加强烈。在美国，艾希曼论战于1966年逐渐消退，并随着1967年的中东战争而结束。当然，这些问题仍然存在，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中出现，像小说（索尔·贝娄（Saul Bellow）的《塞穆勒先生的行星》）、戏剧［罗伯特·肖（Robert Shaw）的《玻璃隔间中的人》］、关于大屠杀的会议和大学课程。阿伦特从这个领域回撤。当在1969年两大卷关于纳粹时期的回顾摆到阿伦特面前时，她非常简单地回复说：“我感觉我已经为理解这个时代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并与整个时代妥协了。现在该轮到别人试试了。”

书内明信片

论革命

……

在《纽约人》发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后不久，在1963年春出版的《论革命》一书是一本更重要的著作。但是它最重要的观点没有被评论者抓住。历史学家汉斯·科恩是犹大·马格内斯的支持者，他对民族主义的批评与阿伦特很类似，他在《纽约书评》上这样总结这本书的观点：“今天世界的较量不是关于经济制度，而是关于自由和权威主义。阿伦特博士将此阐述得非常详尽。”然而，很少有评论者愿意接受这种说法，甚至只有更少的人认为这种说法是建立在有说服力的政治和历史分析之上的。“不必说，《论革命》几乎被所有的专家忽视，”阿伦特告诉诺曼·雅各布森说，后者是伯克利大学的政治科学家，他对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很感兴趣并在阿伦特1955年开始考虑写书时给她大量启发和建议。

许多专家同意E.J.霍布斯鲍姆（E.J.Hobsbawm）的观点，即历史学家或社会学家“在看到作者缺乏对事实的兴趣而偏爱形而上的构建或对现实诗性的感悟时将会很生气”。这本书的许多部分引致了批判：如阿伦特声称的美国革命实际上是一场至少自托克维尔以来就争辩不休的革命，也是一次理想的革命；她对卢梭和法国革命理论家的解释；她对马克思主义范畴的忽视；她没能讨论美国建国中的宗教因素，甚至没有提到阶级的存在。那些将事实问题集中到汉斯·科恩总结的问题的人认为，阿伦特对经济事务和政治事务作的区分，或者是理论上的误导，或者是为实践的目的，是非常保守的。“阿伦特好像是在用她那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洞察力工作，朝向柏克式的托利主义，怀念自由土地拥有者的等级社会和充满讨论的乡镇大会，”爱批评的批评家乔治·斯坦纳（George Steiner）写道。

阿伦特读者中很少有人思考为什么她在如此有问题的历史基础上提出了看起来非常奇怪的进步和保守的结合。只有伦敦大学的巴纳德·克里克（Bernard Crick）认为她是“现代政治思想家中最有原创性的思想家”，不仅承认阿伦特对建国之父们的赞誉给他带来的想法，还提供了一种解释：“每一个德裔美国人都很感激。”《论革命》就是这样一种感恩行动。阿伦特对建国之父的描述按字面意思来说是神话般的，但是她的神话是非常特殊的政治神话。政治科学家默尔·芬索德（Merle Fainsod）是少数几个认识到阿伦特对“美国革命历史的背景、导火线和发展过程”缺乏关注是故意为之，她关心的是他称之为的“有意义的革命”，对当下和未来都有意义。用阿伦特的话说：“我们想了解什么是革命——它作为政治存在的人的一般意涵，它对我们生活的世界的政治意义和它在现代历史中的角色。”

雅斯贝尔斯曾向阿伦特承认，如果他不是德国人，他更愿意成为一个美国人，他经常在精神上向往美国，阅读她写的这个国家过去的政治故事。在与她的文本搏斗——他叹息说“英语啊”——之后，雅斯贝尔斯写了他对这本书的回应，他称这本书“也是盖特尔德和我的书”——因为该书是献给雅斯贝尔斯夫妇的：“我抓住了你意图的主要方面。在我看来，这本书在政治信念上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接近甚至超过了你关于极权主义的著作。……整体来看，你展示的最后是一个悲剧，但也不是没留下一丝希望。”布吕赫的判断与此类似，他在给妻子寄去的修改了很多遍的底稿校样中写道：“这本书现在看起来好多了，也确实如此，正如阿尔弗莱德·卡津所说，这是你最好的书。观点清晰，表达明确，良好的政治判断。如果它会产生影响，那必将是意义深远的影响。”雅斯贝尔斯和布吕赫看到《论革命》是一个警告和警戒的故事，是保存革命“丢失的珍宝”——政治领域和议事会制度的努力。

《论革命》在后来的确产生了影响，但这影响很复杂也很模糊。在60年代中后期，对政治理论感兴趣的学生都在阅读这本书。在伯克利，在自由演讲运动的前几天，阿伦特的书和阿尔伯特·加缪的《造反》成为必读的推荐书。学生们响应阿伦特提倡的美国学生促进民主社会协会称作的“参与式民主”和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合会（SDS）的鲁迪·多茨克（RudiDutschke）称作的“基层民主（Demorcracyat the bottom）”——各地的人民议事会，讨论问题并作出决定。这本书也在学生出版物及和平运动期刊比如《和平新闻》中讨论。但是，像曾在1964年《乡村之音》上评论过《论革命》的社会学家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一样，很多人接受了这本书的最后章节“革命传统与它失落的珍宝”，但拒绝接受第一部分，即对社会革命者对“社会问题”的关注高于一切的批判。“阿伦特，对；阿伦特，错，”哈林顿总结道，很多人也同意这种看法。

阿伦特的一些读者在60年代后期组织起来，用她的著作来指导他们的工作。一个在布鲁克林工作的纽约团队创立了一本名为《公共生活》的杂志，并将其来源归为两个美国政治理论家的贡献：托马斯·杰斐逊和汉娜·阿伦特。这个团队的成员之一沃尔特·卡普（Walter Karp）继续撰写关于美国政党体制的政治性分析文章《不可缺少的敌人》，其基础就是阿伦特关于议事会制度的讨论。她反过来向她的仰慕者推荐在作了大量政治经验调查后得出理论性结论的著作，比如说米尔顿·考特（Milton Kotler），他在1969年写的《邻里政府》极大地超前于它的时代。

《论革命》在学界的政治理论家中被广泛阅读，但是也招致很多批评。在理论界而不是政治组织者眼中，《论革命》的问题在于它的方法。汉娜·阿伦特使用了一种现象学的方法，虽然她很少使用这一术语，并通常感到少谈论方法为好。“我是一个现象学家，”她曾经对一个学生说，“但是，不是以黑格尔或胡塞尔的方式。”当她研究政治现象比如革命等，她假定每一种现象都有本质特性，而对这些本质特性的理解是可能的。为了这一理解，研究语词是很好的开始，这并不是因为概念化语言以某种直截了当的方式揭示了现象本身，而是因为如海德格尔认为的那样，语词不管真实与否，也不管是启示还是歪曲，都承载了过去对其理解的记录。因此，阿伦特指出，“革命”最初的含义是复原，但在18世纪的进程中，“革命”一词获得了它最终的意涵：新的开始。她假定如果不同的语词因现象而存在，现象就是彼此不同的。但是她也假定如果形容不同现象的语词被在同一意义上使用，那肯定有某种原因，那就是某一最重要的概念已包摄了不同的语词。例如她指出“权力”（power）、“力量”（strength）、“强力”（force）、“权威”（authority）和“暴力”（violence）等概念已经失去了其清晰性，这是因为一种认识，即“最为核心的政治问题是，也经常是，谁统治谁的问题”。不同的语词显示出“人统治人的不同方式；它们被当作同义词使用是因为它们有同样的功用”。

20世纪60年代的学术批评往往将阿伦特的方法称为“本质主义”（essentialism），他们对阿伦特方法论的批评，与更为经验主义的批评者以及“德国式”形而上学的反对者们曾经批评马克斯·韦伯构建理想类型的方法时差不多。她关于革命的概念被认为是未被验证的概括，它忽视了现象之间的重要区别。她宣称的革命本质特性是起义，然后是所谓的为保存自由而建立政治组织的行动，她的观点被称为是理想主义的、形而上学的、反社会主义的、反进步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

这里只举一个代表性的例子：查尔姆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批评“阿伦特界定革命所使用的自由概念极不严密且很狭窄。”他认为“在外围建构的定义是不严密的，并经常是不同印象的简单平衡。”在他1966年出版的《革命性变革》一书以及其他地方，约翰逊建构了一种标准的革命，包括阴谋家的政变、暴民的起义、千禧年反抗（由救世主领导的乌托邦式的反抗）、反动分子的叛乱或复辟、罕见的“雅各宾共产主义革命”和20世纪新的革命类型——“由游击队精英领导的军事叛乱”。在阿伦特思维框架下，革命的目标当然对这些类型而言不是必要的；但是“谁统治谁？”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革命所处的历史阶段如何。约翰逊认为，所有的革命都含有“不妥协的精英”被推翻这一内容，也就是说在所有的革命中都会有统治的变更。像很多理论家一样，约翰逊接受了一个前提，即阿伦特拒绝将政治定义为“为权力而斗争”，在这种政治里面“权力的最后形式就是暴力，”如C.赖特·米尔斯（C.WrightMills）在《权力精英》中写的那样。

汉娜·阿伦特讨论革命不是为了列出革命的历史或区分出它们的类型，而是为了给实践提供一种理念。她反对将政治看成权力斗争，同样也反对许多年轻人都有的一种观点，即反对权力政治而寻求一种更私人化的方式。她一方面和专业的社会科学批判家争论，另一方面与“新人”辩论。在改一个芝加哥大学学生的文章时，阿伦特清晰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在你文章的最后，你给出了自己关于政治的定义，你说政治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模式’。我并不怀疑很多人同意这种定义，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当然，我不这么看。”

2阿伦特修改过的《极权主义主义的起源》书稿清样

再评极权主义

当《论革命》在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反应冷淡的时候，阿伦特第一次实践用自己的方法写成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重新被政治科学家们拿了出来，他们认为阿伦特的概念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存在着问题。两本书都被那些草率的描述、追随者和批评者批判为修正主义的。后一本书中有问题的概念是“革命”，早先那本中则是“极权主义”。

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讨论最为广泛的战后研究著作就是阿伦特的书及卡尔·J.弗里德里希和布热津斯基（ZbigniewK.Brzezinski）写的《极权专政与独裁》。特别是在麦卡锡时代，最热门的话题就是纳粹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在政府形式上有多大的相似度。到60年代初，很多人都拒绝接受通常的极权主义概念，因为它含混不清，同时善辩的反共产主义者也拒绝这一概念。拒绝的原因在20世纪50年代就已经被说了出来，但是，随着“冷战”达到顶点，那些拒绝者的声音更大，也更有影响了。到1968年，《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第二版被赫伯特·J.斯皮若（HerbertJ.Spiro）增加了一条“极权主义”，他大胆地预言说“《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的第三版会像1935年的第一版一样不会列出‘极权主义’条目了。”

当它出版的时候，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因宣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知道两种真正的极权支配方式：1938年后民族社会主义的独裁与1930年以来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独裁”而备受左派和自由派的批判。说民族社会主义是极权主义，这不存在问题；而斯大林主义的性质则备受争议。历史学家H.斯图亚特·休斯（H.StuartHughes）非常赞赏阿伦特这本书，但还是怀疑阿伦特对苏联经济史的了解程度：“如果她参考一些专业的经济分析，她可能就不会那么拒绝说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癫狂’。”62阿伦特实际上曾参考过能用到的最详尽的文本研究，即达林（Dalin）和尼可拉夫斯基（Nicolaevsky）的《苏俄的强迫劳动》。在为《政治学评论》写的该书的书评中，阿伦特写道，在自己的书中“对极权主义政体最难把握的，莫过于利益动机从经济事务中脱离和经济事务的非功利目的。”对后来那些恼人的修正主义批评者，包括H.斯图亚特·休斯当时说阿伦特的书很业余，“过分做作，极其庞杂，对材料解释过度”。64阿伦特在1968年版中用新的证据重申了自己的观点。“最终，”她在1968年版的序言中写道，“对目前理论——依照这一理论，晚近二三十年来的恐怖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付出的‘巨大代价’——真实性的这些所有怀疑，已经被事情的真实状况和在特定地区发生的事件的进展消除了。”65阿伦特看完1949年到1968年间出现的文献与研究成果后，她确信“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体制比以前更加像是同一模式的变种。”

当阿伦特将她的论证建基于苏联经济政策的时候，她的批评者不是分析政策的细节，而是试图将她的断言归为休斯形容的“冷战”的歇斯底里。收录在《巨变》中的休斯的攻击文章是20世纪60年代写的文章简要而集中的总结。休斯对阿德勒和帕特森的一篇名为《红色法西斯主义：美国关于极权主义想象中的纳粹德国与苏联的合并，20世纪30—50年代》的煽动性文章作了如下解释：“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和50年代早期，极权主义一词是为了减轻美国人、英国人或流亡者情绪的重新调整所带来的振动，他们刚刚打败了敌人，现在被他们的政府号召起来面对另一个敌人。如果能证明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很大程度上是一回事，那针对晚近同盟国的‘冷战’就可以被修辞正当化，这修辞已经因非常有效地对抗了晚近的敌人而证明有效。”阿伦特对1968年文献的评论和她争论的理由（在假定的“情绪重新调整带来的振动”很久以后）即纳粹和布尔什维克的体制是同一模式的不同变种，都没有在休斯的争论中提及。

在所有攻击罗伯特·巴洛兹（RobertBurrowes）称之为“单一极权主义（unitotalitarianism）”的文章中，涌动着一股烦人的辩护式的意识形态批判。阿德勒和帕特森在他们的《红色法西斯主义》一文中总结说：“阿伦特小姐……避免在一种声称是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但没有实现其理想图景的制度和另一种实践反人道主义和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制度之间作出区分。”这可能就是修正主义者指责阿伦特的症结所在，她没能看到布尔什维克的苏联马克思主义已经陷入混乱，好的意识形态堕落了。将“极权主义”一词塑造为美国对“冷战”观点的特有名词，舒缓了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被诅咒的危险。但是阿伦特的关注点是在另一层面的：当一个民族的手段压倒了结果的时候，如同当好人在采用了一种“不太坏”的方法做了最坏的事情时，结果而不是动机才是问题所在。她的那些修正主义的批评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20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一种不那么政治化的指责观点，那是由政治科学家迈克尔·科迪厄斯（Michael Curtius）提出的“从极权主义撤退”。科迪厄斯和其他人对“极权主义”一词的责难不在于它妨碍了欣赏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当这个词第一次被使用的时候不足以描述现实，在斯大林死后，就根本不能描述现实了。这个概念的缺点向这些批评家发出了社会科学正遭遇方法论危机的信号。

科迪厄斯的文章和另一篇本雅明·巴伯（Benjamin Barber）的文章都被收在一本叫作《极权主义透析：三种观点》的文集中。第三种观点是文集的编辑卡尔·J.弗里德里希提供的，他在序言中称这些文章是在1967年美国政治科学协会会议期间举办的座谈会上征集的。巴伯的文章提出了问题：“一个理论家将极权主义理解为只是自由放任的反义词，另一个（指阿伦特）则说‘它演化的最后阶段’将伴随着‘绝对的恶’。还有第三个，想将这个概念应用于一种发展理论，他抱怨‘它适用于太多的情形了，实质上对传达任何特殊的含义已没有任何意义。’”巴伯使用了在60年代早期通用的政治理论术语，他区分了对极权主义“现象学的”和“本质主义的”不同定义，这也就是在那些关注叫作“表现出的有限特征”或可测量的行为和制度特征的人与那些关注“相对抽象的和政权不可测量的部分”比如说意识形态的人之间做出区分。巴伯还提出了其他区分不同定义的因素：它们是强调极权主义的新颖还是将其视为历史在现时代的印记，它们是强调社会和经济状况还是强调政治状况，它们是集中在一个因素上还是多个因素上，它们是倾向于“集中理论”（所有形式的复杂社会都在朝向中央集权和官僚控制发展）或与此相反，如此等等。巴伯的劝告是把“极权主义”从政治理论词典中“根除”，这就是在鼓励对概念的“理论意涵”进行客观的分析发掘。这样才是将政治理论从“分析的荒野”中带出之坦途。科迪厄斯在他的文章中形成了类似的结论，但是弗里德里希辩称，如果像“极权主义”这样的概念被小心地使用，被当作“一种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概念”来理解，那它就应该保留下来。

之所以争论是否该抛弃“极权主义”一词，是因为该词很含糊，同时用它来做宣传之用太过敏感，这一批评如同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它要求克服“冷战”简单化的局限，但它主要的矛头所指，是政治科学在政策制定中扮演的角色。为寻找更纯粹，也更客观的政治理论，免除不可测量的因素，许多理论家从极权主义的概念后撤的意义完全不同于科迪厄斯的意指：他们不再询问任何数学“模型”或“博弈论”方案不能回答的问题。另外一些寻求解除历史歪曲的负担的人转向关于极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比如像弗朗茨·诺曼这样的学者，以求获得历史见识；或者转向新马克思主义诸派以获得对未来的预测。阿伦特的著作对进行定量研究的经验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什么用处。

在60年代后期，汉娜·阿伦特有许多机会讨论她在《论革命》和《极权主义的起源》中提出的观点。最有趣的一次是在哈佛大学举办的苏联1917年革命五十周年研讨会。她的受邀被广泛称赞，因为她是唯一一个外行，其他与会者都是苏联问题专家和历史学家。（要指出的是，她向雅斯贝尔斯说这件事的时候只是说她是唯一一个外行，而没有说她是唯一的女性。）会议安排阿伦特评论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亚当·乌兰（Adam Ulam）的论文《革命的用处》。她的回应中包含了好些二十多年来将她和其他研究苏联革命和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学者区分开来的观点。她提到了曾经在她的同事之间发生的关于革命连续性的辩论：当我旁听这场辩论的时候，我非常吃惊于参与者都相信从1917年10月到斯大林去世为止苏联的历史是一直连续的。换句话说，他们都或多或少赞成列宁革命也适用于斯大林政权，这样，那些指责斯大林极权主义的人认为，列宁不仅要对斯大林的极权主义负责，而且列宁与斯大林是同一路途，斯大林是列宁的一个必然结果。这种暗含的舆论在我看来非常具有对此事“西方思想主流”的特征，并且很显著的是，它与新近苏联的声音（指责所有正当化斯大林的努力，将他视为共产主义的叛徒）正相反。

阿伦特认为，斯大林的经济政策——他对“农民阶级的清算”——和他对苏联和外国共产主义政党机构以及红军军官的攻击与列宁的理论和实践是不连续的；只有斯大林的政体可以被称作极权政体。理论上讲，阿伦特反对的是连续性的假定，她在论列宁的继承人时对那些历史学家说：“法国大革命的教训已经成为今天对意识形态化思维的自愿接受的主要动因……（革命者们）知道革命必会吞没自己的孩子，正如他们知道革命过程中将有一系列的革命，或在公开敌人后面紧跟着‘嫌疑犯’面具背后的暗地里的敌人，或革命将分裂为极端的两派……（并被）中间派的人‘拯救’……”连续性的理论应用到实践就将可能发生的偶然事件或新的开端最小化或消除了。

阿伦特最后一次在学术会议上谈论斯大林问题是在1972年哥伦比亚大学的研讨会上，她比以往都更确信这种不连续性，不是因为发现了某些新材料，而是因为自战争以来居住在苏联的作家写的书第一次在西方出现。她说麦迪维夫（Medvedev）的《让历史裁决》、娜杰日达·曼德尔施塔姆（Nadezhda Mandelstam）的《一线生机》和索尔仁尼琴（Solzhenitsyn）的小说《第一圈》虽然没有增加任何理论卓识，但是“改变了”西方历史学家对这一阶段的“整个感受”：［他们］废除了一大堆关于斯大林的理论，具体如下：（1）斯大林对统一整个国家是必要的；（2）斯大林对统一逐渐走向分裂的共产党是必要的；（3）斯大林进行工业化是必要的；（4）斯大林（还有斯大林主义）是革命的（必然产物）；（5）斯大林主义是列宁主义的产物。阿伦特教授强调，包括个人崇拜在内的所有这些谜思，都以某种方式否认了整个政体的集体犯罪。……集体犯罪被用作组织的一个原则……作为一种原则的罪与国家理性是非常不同的……这样，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什么是恶？”，而是“什么是恶的组织原则？”……当我们知道这个过程（人们在其中支持恶行并走向自我毁灭）的一些要素时，比如原子化个人和散播不信任的必要，有许多我们不理解的方面。作为总结，阿伦特教授提出在一个大众社会中值得政治理论家去思考探询的问题：为什么人们做一些违背自己利益的事情，而这正是在斯大林的案例中他们所做出的。

在1972年的这次会议上，阿伦特清楚地讲述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的框架，即研究恶是怎样被组织起来，同时人们又是如何被组织吸收的。她也清楚地理解了当时犯罪行为侵入美国政府和社会的程度。她在4月26日发表了演讲，这是在民主党总部发生水门事件之前两个月，但却是在她看了五角大楼的文件之后。阿伦特坚持在苏联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她强调的美国所处的历史阶段之间作出区分：必然发展和连续演进的观念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工具，与所有其他观念相比，它们首先模糊了行动的不可预期，同时卸除了做判断的责任。阿伦特号召人们作出判断，希望这能防止人们支持恶行。在1967年的讨论和1972年的讨论之间的这几年，阿伦特反复提出这个观点，并赞扬那些她认为向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1968法国五月风暴

1968年的《论暴力》

我只想说两件事：第一，我非常确定你的父母，特别是你的父亲如果现在还活着将会对你非常满意；第二，你可能陷入麻烦之中，也有可能缺钱，我们和坎南·克兰伯特将一直会尽我们的全力帮助你。1968年6月27日，汉娜·阿伦特将这封信寄给了她老朋友年纪较小的儿子丹尼尔·可因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在法国的保守派和共产主义者将他作为“犹太人”、“德国人”和“不受欢迎的人”进行惩治之后，法国政府不允许他呆在这个他父母曾避难也是他在1945年出生的蒙托邦。可因本迪特回到自1958年以来赋予他公民身份的德国，并和他的哥哥写了《戴高乐主义：医治共产主义老年病之药方》（Le Gauchisme： remede a la maladie senile du communisme）一书。

可因·本迪特在1968年春天事件之后离开了法国，这一事件自他和他在南泰尔的其他同学抗议大学的教育和社会规则开始。在警察将他们从一座占用的建筑中驱逐出去之后，他们在巴黎大学避难；巴黎大学的警察行动造成拉丁区的暴乱。整个5月，拉丁区的大街上充满了示威的人群。路障四处竖立，空气中弥漫着催泪瓦斯。首先在巴黎，接着全法国，大学都关闭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公务员继续战斗。戴高乐宣布他想继续掌权并赢得选举的压倒性胜利之前，很多人已经鲜血淋淋——虽然没有人开枪，也没有人丧命。

在巴黎的墙上，汉娜·阿伦特在人民阵线活跃的那些日子看到的口号又出现了：同志们团结起来；继续战斗。一张画有可因—本迪特的海报上有对政府自豪的回应，并使用了克里孟梭对德雷福斯讲话的精神“一个人的事就是所有人的事”：尽管我们是“不受欢迎的”。法国大革命当然还有回声：年轻的叛乱者被称为“狂热者”，他们的派别离“衰老的”共产主义如同最初的“狂热者”离“宽容者”那样远。

汉娜·阿伦特和海因里希·布吕赫从电视和报纸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我们最近见证了，”她在回顾中写道，“它怎样没能采取一种更为无害的方式，实际上，学生的非暴力反抗显示了法国政治体系的弱点，这一体系在年轻反抗者惊讶的眼神面前迅速瓦解了。不知不觉地，他们已经测试了它；他们只想挑战僵化的大学体制，然后政府体制和庞大的政党官僚机构的权力压了下来……这只是一场教科书上的革命事件，不会变成现实，因为没有人参加，且最不可能发生的是学生准备去夺取权力和与权力相伴的责任。除了戴高乐，没有人想这样。”戴高乐不是罗伯斯庇尔（Robespierre），而更多是中间人、救世主。

汉娜·阿伦特对法国人称这一事件“本质上非暴力”印象深刻。她曾在美国公开为非暴力行动的效力辩论，试图（但不怎么成功）指出美国新左派宣言中对“权力”和“暴力”的混淆。1967年12月7日，阿伦特参加了一个关于“暴力的合法性”的讨论，讨论是由《纽约书评》的罗伯特·施利夫主持的，与会的还有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柯诺·克鲁斯·奥伯林（Conor Cruise OBrien）和罗伯特·洛厄尔。这次讨论是在21街阁楼内进行的，这个地方也是思想的剧场，是1961年以来纽约知识分子聚会的地方。

阿伦特在权力和暴力之间作出区分，这种区分也是《论革命》的核心，她接着谈到要从教训中引以为鉴：通常来讲，暴力往往从无能中产生。这是那些没有权力（没有来自人民的同意与支持）的人寻找替代权力的东西，我认为这种希望是徒然的。同样，用暴力武器库来衡量一个国家的权力的做法是一种危险的错觉。认为充足的暴力资源是对共同体权力特别是对共和国最大的威胁之一，这一观点是政治科学最古老的观点之一了。例如，坚持认为一个国家因为它拥有最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所以就是地球上最强的国家，便陷入了通常的也是错误的将权力与暴力等同的做法。她将矛头指向了三种对暴力的正当性证明：马克思宣称暴力是社会革命出生的阵痛所必需的一部分；索列尔（Sorel）声称的暴力本质上是有创造性的，因此对社会的生产者——工人阶级来说是反对社会的消费者的合适模式；萨特声称暴力对人的创造至关重要，是“人的自我消遣”。阿伦特详细叙述了她在《人的境况》中作出的区分，拒绝了马克思将行动和如生育或劳动这样的自然过程混淆，索列尔混淆了行动与制作，萨特对马克思立场的延伸是说不是劳动而是暴力创造了人。

阿伦特的评论非常地抽象和理论化，这和其他参加讨论的人一样，当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从听众席上质问他们：“我很难理解1967年12月在纽约的讨论突然转向在这个房间中的我们和我们认识的人是否会参加暴力活动这个问题”的时候，阿伦特一点都不惊讶。“我很高兴你能提出这个问题，”阿伦特说，“因为这理所当然地主导着我们的思想。”她接着同意诺姆·乔姆斯基认为的非暴力对和平运动是必须的，这是从策略的原因去考虑，因为政府军事的强力能让抗议“自取灭亡”，也是因为“暴力对抗的是不承担义务的行为”。她认为美国官员会练习英国面对甘地的非暴力运动时所采取的控制措施，这项运动“用一个帝国主义官员的提议，本可以用行政屠杀解决”。她认为，美国人会意识到，行政暴力直接对抗公民的非暴力运动，将是“共和的终结”。另一方面，阿伦特全面谴责了那些想使用暴力抗议作为托辞，从而试图将共和国推向毁灭之路的人：“在合法的策略与非法的策略之间必须严格地划线。”

与会者在非暴力策略的重要性上达成了共识。但是在1967年夏天暴乱中曾担任SDS团体组织者，来自新泽西纽华克的汤姆·海登（Tom Hayden）不耐烦了。“在我看来，直到你能够开始不是用语言，也不是用理论，而是用行动来展示时，你才能中止越战，中止美国的种族主义，你不能谴责那些不能等待你的人们的暴力行为。”海登主张在和平运动——“我想称之为反抗运动更好一点”中存在或很快就将存在暴力的活动空间，纽华克（Newwark）的暴乱也证明了非暴力的活动形式试图发生作用的失败。阿伦特没有被说服：“至于暴乱帮助社会改变这一点，我们知道在整个历史进程中都充满了暴力行为，但并没有导向任何事端；没有什么事能这么快一扫而净，不留下一点痕迹。”她提醒海登，在判断国内面对和平运动的挑战时要谨慎小心：“在这方面，欧洲人可以给美国人好好地上上课。直到今天，这里都没有折磨，没有集中营存在，也没有恐怖。”

汉娜·阿伦特在与汤姆·海登争论的时候牢牢地蹲守自己的阵地，但是她在反省了奥林夫提出的意见后稍微改变了自己的立场，他在一次示威中受到警察的暴力袭击，参会时还没有完全缓过来。柯诺·克鲁斯·奥伯林引用了他的一位爱尔兰同胞的评论：有时“暴力是保证节制被接纳的唯一途径”。当阿伦特在1969年写《反思暴力》的时候，她赞许地引用了这个评论：“暴力不能促进事业发展，无论是历史还是革命都不行，但是它可以用于将苦难戏剧化以引起公众的注意。”她承认犹太人“隔都”的暴力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她很谨慎地提出“与暴力提倡者想告诉我们的相反，它更多的是改革而不是革命的武器。”法国的学生暴乱促成了大学体制的改革，她写道，哥伦比亚大学的暴乱只促成了一项对大学政策的研究。

1968年4月哥伦比亚大学的示威活动在刚开始时受到汉娜·阿伦特非常兴奋的支持。她对学生要大学摆脱与防御分析委员会的联系的决心印象深刻，这个机构与战争有关研究有牵连，虽然她并不确定我们呼吁大学要对周边的哈莱姆社区负有更大的责任意味着什么，这个社区当时充满了对4月4日马丁·路德·金遇刺的悲恸气氛。学生占领建筑物的第一天，坎南·克兰伯特在阿伦特河畔公寓和哥伦比亚大学正门之间百老汇的宾馆里与阿伦特见面。“学生们正在示威，”她高兴地说道，“我们站在他们这一边。”远比阿伦特——当她愤怒的时候，她会说他和海因里希·布吕赫都是老“共产主义者”——谨慎的克兰伯特提醒她实际上正在饭店里吃晚餐，不要出去参加示威。汉娜·阿伦特没有成为一个示威者。群众和人民会议使她很不安，她很小心地对待自己选择的旁观者角色。当她的一些已经六十岁的同伴去华盛顿参加反战示威时，她拒绝了。

几天之后，阿伦特就对哥伦比亚事件的发展失望了。两年前，在芝加哥大学，她曾支持过学生阻止大学行政部门向义务兵役部报告学生的阶层的努力，因为阶层高的人可以享受免征兵役的待遇。学生感觉越南战争是留给穷学生打的，不是留给“特殊学生”的。在狠狠批判了任何接受特殊的社会或政治地位的人之后，汉娜·阿伦特和她的一个学生米歇尔·迪南尼（Michael Denneny）一起走进了一栋在芝加哥大学里占领的建筑物，并同时从梯子爬到了学生总部——“作为一个女性太让人兴奋了”迪南尼回忆时说——和他们讨论他们的想法与计划。她给学生讲了一个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中曾经讲过的故事：当法国犹太人中的“一战”老兵免于被纳粹驱逐的时候，他们发布了一项声明。“我们庄严地宣布我们放弃任何作为退役军人可能得到的好处。”她的学生都很感动，在三年后的《论暴力》一文中，阿伦特表扬了一般的学生运动：“学生反抗几乎都是因对这个世纪整个无法预料的事件的道德反思之激发而产生的。”她在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对她印象深刻；她开设的《基本道德的诸命题》是学生从他们表决抵制的课程中保留的唯一课程。

但是，对哥伦比亚的接管走向了阿伦特不能接受的方向。她认为哥伦比亚的学生已经失去对自己目标的洞识，并不能联合起来进行合法抗议以对抗国防部研究计划。阿伦特多次主张，大学和法院一样，必须进行机构分立，进行“权力制衡”。“非常不受欢迎的真理已经从大学里萌生，”她在《真理与政治》中写道，“法院一次又一次非常不受欢迎的判决；这些机构像其他真理的避难所一样，依然暴露在社会和政治权力中出现的所有危险面前。在公众面前揭示真理的机会当然仅仅因这种机会的存在，以及独立的、无私的学者们联合在一起的组织的出现。”阿伦特非常清楚地表示，她认为，是大学的行政机构，而不是学生，应对大学的堕落、将大学与商业和政府事务勾连负责。但是她认为，学生想把大学交付给“人民”是简单地要求另一种所有权，而不是独立；那些想因大学的堕落而将其关闭的人，不仅威胁到追求真理的独立立场，还威胁到他们自己行动“唯一可能的基础”。阿伦特不反对占领建筑物——“在里面坐着并占领建筑物不同于纵火或武装起义，其间差异不是一点点的问题”——因为她认为大学是学生的“所有物”，也是教工和行政人员的；但是当由哈莱姆社区提供武器的黑人学生占领哥伦比亚汉密尔顿会堂时，她对武装暴乱的迹象予以坚决反对。

在大学的主体以及它们对少数团体的责任上，汉娜·阿伦特是而且一直是一个“保守派”。当城市学院制定公开入学的政策或任何其他地方号召这么做的时候，她都持反对意见。她认为“严重的暴力伴随着黑人权力（the Black Power）运动”进入了美国大学校园，“黑人学生中的大多数入学时不需要任何学术资格，他们作为一个利益团体自我定位，并组织起来作为黑人团体的代表。他们的影响就是降低了学校的标准。他们比白人叛乱者更谨慎，但是从一开始（甚至在康奈尔大学和纽约的城市大学发生的事件还要早）自他们那里而来的暴力行为就不是一个理论或修辞的问题。……在黑人学生口头和实际的暴力行为背后，站着庞大的作为少数民族的黑人群体”。阿伦特认为，同意公开入学和黑人研究课程的要求是对学校标准的威胁，同时也是对不需要“非洲文学和其他不存在的科目”而是需要读、写和算术基本技巧训练的黑人学生的伤害。她害怕黑人会“在五年或十年中”发现黑人研究是“白人阻止黑人获得足够教育权的另一个圈套”。

汉娜·阿伦特从来没有像思考犹太人问题那样思考她所称的“黑人问题”，她对此问题的思考也从没站在自由派或保守派的立场。她认为，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的事情是她十年前在《关于小石城事件的反思》中就指出的那一情况的结果。她在给玛丽·麦卡锡的一封信中解释道：我非常确信对我们的自由派造成突然袭击的黑人权力和反种族融合的新趋势是之前种族融合的直接结果。只要融合是我们所称作的表面文章，或者实际上只有较少部分的黑人融进来，而未对纳入的正常标准产生严重威胁，这时候，一切都进展顺利。对普遍公民权的热情导致更大规模的黑人联合起来，他们身受限制，对他们处于一种无法忍受的竞争状况当然比其他有良好意愿的人理解得更快。今天这种状况非常清晰：黑人要求自己的课程，不受白人社会标准约束，同时，要求按照他们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入学，置标准于不顾。换言之，他们实际上是想接管并按照自己的水平来调整标准。这对我们高等教育机构的威胁比学生暴乱要大得多。……新左派和老自由派存在的问题并不新鲜——根本不愿面对事实，抽象地讨论，常常很势利，又几乎看不到别人的利益。……这种伪善确实是很严重的。种族融合的住宅区当然是可能的，在特定的收入和教育水平上也完全无害，这也是纽约昂贵住宅区中的既成事实。然而问题从低收入阶层中产生，这个问题也非常现实。换言之，那些鼓吹种族融合的人是既不可能、也不愿意付出代价的人。然后他们傲慢并充满“歧视”地打量他们贫穷愚昧的同胞。这不是实例性的谈话，同样是抽象的。阿伦特的概括是在城市学院的事件基础上形成的，对黑人群体的整体“利益”没有很多经验。她引用了黑人公民权利领袖贝阿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对“补救训练”而不是对“核心课程”的要求，但是她认为他的声音很是孤独，没人响应。她同其他人一样也不能提供一种一体化的教育方式将基础课程和为少数学生特殊的需要而设计的课程结合起来。但是在十年后，如她所预言的那样，像受人尊敬的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这样的黑人领袖开始为她所赞成的地方性项目工作；通过像“奋力争取卓越”这样的组织为公立学校、家长和学生提出要求回顾检查他们承诺的学术成果。

阿伦特对社区学校或公立大学以及他们之间的冲突知之甚少，但是她至少有一次机会观察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的复杂形势是如何影响了普通黑人。1968年10月的一天晚上，她和其他《美国学者》编辑部的成员听到了并非常震惊于拉尔夫·埃利森（Ralph Ellison）发的两个小时的脾气。编辑海勒姆·海顿（Hiram Haydn）在他的自传《言辞与面孔》中回忆埃利森如何反对编辑决定，埃利森说文章在被接受之前必须经过他过目：“然后他陷入暴怒，不能正常地审查文章。他下了很多彻底的一般性结论，言语过激、跑题很远以至于很难跟上他的话。并且很难让他平静下来。”几个编辑部成员想让他安静下来，却没有成功；“汉娜·阿伦特在道了晚安之后离开了，告诉我说她太心烦，不能再呆下去。”十五个人中没有人知道是什么事刺激了拉尔夫·埃利森，海顿甘冒不韪“这是中间代一些黑人孤独地承担着重任的一种宣泄。被新的好战分子拒绝，对黑人保守派又太自由化，经常意识到一个区别，这些思想和精神贵族在我们的社会中取得巨大成功，但实际上，除了同类的小群体之外，他们没有任何归属。这种孤立的感觉最终使任何一个人不胜重负，我相信，10月份那天晚上的事情就是负担太重而导致的一种发泄”。

“观念剧场”（Theatrefor Ideas）关于1968年暴力和暴乱的讨论促使汉娜·阿伦特详细阐述了她对权力和暴力的区分以及人们联合行动的能力与使用工具的能力之间的区别，而使用工具是团体或个人的特权。“如果不是这一讨论让我意识到我们在这个事情上的混乱，我永远也不会写关于暴力的论文。”她在完成社会研究新学院第一年的教学任务后，开始在1968年夏天写作这篇文章。她的时间安排也让她有条件来完成七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不再一次性地离开丈夫几个星期去芝加哥大学讲课。出于对布吕赫的尊重，她在新学院开设的第一个研讨班就是《20世纪的政治经验》，这个课程设计的用意是追溯一个虚构的人——实际上是布吕赫——出生在世纪转折点上并生活在“黑暗时代”的经历。

阿伦特写《论革命》时经常反思她生活的变动不居的氛围。她告诉玛丽·麦卡锡说，“我第一次见到中年本土美国人（非常值得尊重的同事）考虑要移民。”这种氛围在1968年秋“观念剧场”讨论的主题上得到很好的反应：“民主还有前途吗？”阿伦特认为民主肯定是有前途的，当然民主在目前也存在，但是她发现日常生活日益艰难。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则在讨论中表示“民主在美国已不复存在，美国社会已渐变疯狂”。阿伦特和布吕赫并不打算移民，但是他们的确考虑过到帕伦维尔或到瑞士住一段时间等方案：“我们年纪都大了，也希望不要像在这里这样多地受外界影响。在别的地方也比在大城市生活得更舒服。”布吕赫的身体不太好，1968年春犯了几次轻微的心脏病，整个6月基本都在住院，这正好错过了接受他获得的唯一一个学术奖励——巴德学院颁发给他的荣誉博士头衔。当布吕赫恢复了一些之后，巴德学院的一个代表来到河畔公寓，布吕赫接待了他并接受了这个学位；然后布吕赫夫妇到帕伦维尔呆了两个月，并一直待到来年夏天，然后去瑞士南部的洛迦诺呆了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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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与麦卡锡 电影《汉娜·阿伦特》剧照

《论革命》就是在那个夏天起草的，但阿伦特同时开始写作另一本书，她在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提到这本书时说，“这本书是《人的境况》的第二卷，”那就是《心灵生活》。她在新学院开课和在芝加哥大学逗留期间就一直在做笔记，在芝加哥大学时她还做了几个讲座，并继续辅导她的博士生。尽管她很欣赏她的学生——“现在唯一的快乐就是这些学生带给我的”，但是教学所需的准备还是让她很疲惫。阴郁的世界局势扰乱了她的注意力：“我感觉自己做的每一件事都徒劳无益。和现在的危险局势相比，任何事都无关紧要。我知道当我自己进入过去和未来的鸿沟之间——即目前思想恰当的立足点时，这种感觉就会消失。而当我教学的时候不能做到这一点。我必须全身心投入。”

和大多数反对越战并害怕国内法律与秩序强力的美国人一样，阿伦特也认为1968年的大选是灾难性的。她本来对尤金·麦卡锡的总统竞选抱有很高的希望，并如同她投票支持参选参议员的乔治·麦戈文（George McGoven）和弗兰克·丘奇（Frank Church）一样为他投票。她本来会支持她认为是真正爱国者的麦卡锡或如果能活着获得党派提名的罗伯特·肯尼迪。如果纳尔逊·洛克菲勒与民主党候选人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竞争的话，没有党派立场的阿伦特将会对他怀有好感。而在汉弗莱和理查德·尼克松之间选择，她没有任何积极性地把票投给了汉弗莱，这个选择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使她确认了自己对政党体系一贯的不信任。“在人们如此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之后，”她在“观念剧场”另外一次讨论中说，“两党都不选择自己党中最有吸引力的人，而是选择了党内最有权势的人。我已得出结论，正是政党机器让我们软弱无能。”

头脑中带着这个结论，阿伦特抱着很高的期望观察了1969年的反战运动，认为运动的成功可能会使政党机器受挫。在1969年华盛顿示威后，她非常的乐观：我又一次看到了在麦卡锡竞选期间怀抱的那些希望。但是这次希望更大，因为它绕开了整个政党体系，并将落脚点置于人们集会和请愿的宪法权利上面。因此容易得出结论，宪法依然充满活力，而政党体系虽然没有灭亡但已经成为令人讨厌的东西了……主权在民……整个运动都是由新一代组织的，他们现在可能真正成为他们自己，甩开极端分子空虚的花言巧语，并可能重新发现共和国，发现公共事物。阿伦特的乐观来自她对民主党无能的断定，这种无能表现在它在芝加哥大会期间使用武力对抗示威者。但是，她的乐观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政党机构的“讨厌”被政府机构的危险处境所遮蔽，阿伦特在她的下一篇政论文章《政治中的谎言：对五角大楼报告的思考》中讨论了此事。

阿伦特与雅斯贝尔斯夫妇

告别雅斯贝尔斯

尼克松总统宣布从越南第一轮撤军的那一年，即1969年，是国内相对比较平静的一年。虽然夏天发生了一些骚乱和黑豹党与警察之间的枪战，这让人们想起令人焦虑的充满暗杀、警察暴力和学生反抗的1968年，但1969年似乎是风暴过后的平静，也有人认为是另一场风暴的前夜。而对汉娜·阿伦特来说，这是悲痛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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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斯贝尔斯去世的时候，汉娜·阿伦特试图重新获得哲学的“自由空气”——心灵生活，但是政治将她紧紧束缚住了。她完成《论革命》的写作后，便开始将其翻译为德文《权力与暴力》（Macht und Gewalt）。她的文章在《纽约书评》上发表后，罗伯特·施利弗写了封信询问她有关问题，这些必须回复。纽约大学的哲学家拉吉尔·亚贝尔逊（Raziel Abelson）也对她提出了质疑：“阿伦特小姐从来没有明确支持或反对什么事情。她好像只支持智识的清晰。”亚贝尔逊教授最后猜想她肯定曾用权威界定权力来“讴歌创制”，而这实际上是阿伦特极力想详细区分的两个概念。阿伦特努力去理清亚贝尔逊教授的误读，最后无助地发现他根本不相信应该在其间作出区分。汉斯·摩根索在读完这些论争之后，给阿伦特写了一封表示同情的信：“我读了你对那些批评家的回应后，感觉你太不值了。那些推测你写作时肯定支持一个立场的人太傻啊！我们都是学术中的巷战者：我们或支持或反对此事或彼事。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确我们站在衔垒哪一边，我们就已经输了。”

阿伦特知道在“黑暗时代”里“仅仅”澄明的价值。雅斯贝尔斯是他那一代人和阿伦特生活的伟大的澄明者。当阿伦特想说服爱德华·利瓦伊（Edward Levi）支持巴塞尔大学提出的推荐雅斯贝尔斯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的建议时，她向他描述了自己非常怀念的雅斯贝尔斯：雅斯贝尔斯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他是当前欧洲唯一一个不受任何特殊的党派或立场左右而谈论政治问题的人。他的政治观点是其哲学的自然结果，并且，这些观点都是围绕着自由和理性展开的。这也是他哲学思考的两个核心。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将会有双重意义：它意味着承认哲学对政治的重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将和平奖颁给一个反对20世纪和19世纪晚期德国的德国人。雅斯贝尔斯很忧虑联邦共和国的发展……这种姿态几乎必定会迫使人们注意他关于德国政治形势所说的东西，这与一般的公众明显地不同，它彰显着他的伟大。

著者：【美】伊丽莎白·扬-布鲁尔 译者：陈伟 张新刚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道德和政治行动

对卡尔·雅斯贝尔斯来说，汉娜·阿伦特是他作为一个教授的职业生活的确认。阿伦特自己作为老师与雅斯贝尔斯非常不一样，因为她不像雅斯贝尔斯那样主要是一个老师。另外，她的学生都是美国人，文化上的差异造成的距离是她与雅斯贝尔斯因年龄差异而带来的距离的两倍还要多。但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当她和她的学生都很忧虑地看着美国的政治局势时，她让自己更私人化地融入“年轻人”中。欧洲人的超然态度消失了，而这以往只有当学生成为同事之后才会被克服。她为那些在新学院挑选出来予以特别关心的学生和芝加哥大学的学生将家里布置得更加亲切。雅斯贝尔斯去世的时候，她也没有在年轻人面前掩饰自己的悲恸；她给学生讲她老师的事情，鼓励一个博士生以雅斯贝尔斯的著作为研究对象，并在她深刻而艰深的讲座中引用雅斯贝尔斯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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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特一直都很忧虑在公众场合露面，但是在越战期间当被叫去参加讨论时，她则很快地表示同意。惊恐于法律和命令的强力——特别是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Spiro Agnew）——对越战抗议者和议会的宪法权利进行的口头上的攻击，“观念剧场”筹划了一个关于“第一修正案和对抗的政治”的会议。阿伦特加入了司法部长拉姆齐·克拉克（Ramsey Clark）和若·杨（Ron Young）——此人1969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组织过“反对死亡游行”——晚上的讨论小组。在那之前，她刚结束在芝加哥为期两周的演讲，在间歇期间，她“非常慵懒，阅读柏罗丁（Plotinus）和谢林等”——她告诉玛丽·麦卡锡说。108这次休息让她比以往都更加放松，但布吕赫的健康再次让她担心，这次是因为静脉炎。

她在“观念剧场”的讨论中非常活跃，通常留给学生的才智现在展现在了听众面前。如·杨坚持认为是人民集会的权利而不是宪法使得11月的和平游行成行，她对杨说：你完全是对的。没有人民去执行它，整个大厦就将崩溃了。但如果没有宪法第一修正案，政府就会很简单也很轻易地阻止整个事情。宪法上的那几行字站在我们和暴政之间。……总而言之，在我看来你似乎低估了以奇幻方式出现的局势的严重性。我关心的是你的幻想。我关心的是，你确实不知道你必须尽快将此事紧紧地与第一修正案联系在一起。将它不断地告诉给政府和人民，一遍又一遍。你能多次大叫狼来了，却在它真从角落里跑过来的时候对之视而不见？听众听到这句话都笑了，但杨主张说，捍卫第一修正案最好的方式就是“与越战进行有力而危险的斗争。”阿伦特继续说：“但是你进行斗争的权利是由第一修正案保证的。没有它，你就必须依赖政府的良好意愿。如果我是你，我不会这么做。我更想有法律的支持。”若·杨并不是孤军奋战，为《壁垒》和其他杂志撰稿的年轻人琼·西蒙（Joan Simon）问道：“如果你能谋杀的话，如同他们在梅莱做的那样，自由言论又意味着什么呢？”

汉娜·阿伦特认为，那些极度痛苦的年轻人提倡的“对抗的政治”完全是幻想。她提出马丁·路德·金的行动曾“使美国人民共同面对宪法、法律和实际的法令以及南部州的法律和实践之间的鸿沟和矛盾。……那才是真正的对抗。也有效。”她认为，这种对抗完全不同于公民不服从，因为不服从是基于“根据自己的良心作决定”而产生的。阿伦特在“观念剧场”道出了两者的区别，而在进一步思考之后，她认为自己错了。

阿伦特在“观念剧场”的讨论和她1970年5月1日在纽约大学参加的一次会议，均推动她进一步思考有关问题。那个会议的主题是“法律死亡了吗？”，主题非常阴郁，但是阿伦特从会议推荐的题目中选择的话题并不阴郁；她的话题是“契约社会中公民道德与法律的联系”。

1970年夏，阿伦特将她的发言稿修改成文，并命名为《公民不服从》。她在文章中主张，在公民的不服从与严正地反对之间是有区别的。两者都牵扯个人抉择，但是只有不服从的公民——而不是严正的反对者——仍依赖于别人作出的抉择；不服从的公民是共同认同一个观点的团体中的一员。

考虑到实践，这种对“好人”与“好公民”、道德态度与政治联系所作的理论上的区分，对阿伦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她知道，抗议行动必须由集体行动才能实现，也因为她认为共和国容许公民不服从的能力与“美国法律的精神”一致。与她在“观念剧场”引用的例子不同，公民权利运动和反越战示威瞄准的是联邦宪法，而不是针对各州的法律和实践，比如说，战争的合宪性就成了一个问题。阿伦特承认不可能期望任何法律体系将对法律的侵犯正当化，但是她认为“政治路径”能“在我们政府的机构框架中厘清公民不服从”的难题。她比较了公民不服从与自愿联合在一起的成员整体，指出压力集团和特殊利益的游说者被认为是和“公民不服从的少数群体”相同的。阿伦特意识到第一修正案“既没有在言辞中，也没有在精神上包含在这个国家中践行着的结社的权利，”所以她建议：“如果有什么事情迫切地需要新的宪法修正案，值得费一切心事去做，当然就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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