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澜：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

蔡澜，1941年生于新加坡，祖籍广东潮州，现居香港。作家、生活家、美食家、电影人、主持人。《舌尖上的中国》总顾问，《新周刊》年度生活家。与金庸、倪匡、黄霑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作为作家、生活家、美食家、电影人、主持人，蔡澜有多重身份，但他最乐意的或许还是成为一个快乐且有趣的人，这比任何名誉头衔都更了不起。

一次，夜间坐飞机，突遇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死死抓住座椅扶手，蔡澜却一直在喝酒。飞机稳定后，那人不解：“老兄，你死过吗？”蔡澜缓缓放下手中的酒杯，说：“我活过。”

作家、电影制片人、美食家、旅行家、书法家、画家、篆刻家、鉴赏家、电视节目主持人……北京的新书发布会上，主持人念完一连串名头，蔡澜接过话筒，一如既往地笑眯眯：“怎么叫都好，我都很感谢。不过真的没有什么了不起。”

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几乎随处可见，简短、轻松、易懂，书籍、电影、旅游、美食、时尚、人生，声色犬马，家长里短，无所不包。香港一些餐厅喜欢在店里悬挂蔡澜所写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菜单上标出“蔡澜推荐”四个字，招徕顾客。做过四十年电影监制，为上世纪香港电影的繁荣付出过诸多心血；写专栏，出了上百本书，主持过多档美食节目，写食评，开餐厅；录制旅游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好友世界各地旅游。蔡澜可谓不负“我活过”三个字。

好友金庸评价他：“见识广博，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他不弹古琴、不下围棋、不作画、不嫖、不赌，但人生中各种玩意儿都懂其门道，于电影、诗词、书法、金石、饮食之道，更可说是第一流的通达。”倪匡则调侃道：“这样一个人，来自哪一个星球？在地球上多久了？看来，是从魏晋开始的吧？”

四十年一觉电影梦，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

1941年，蔡澜生于新加坡，父亲蔡文玄早年跟随邵逸夫兄弟渡南洋，负责在东南亚铺排邵氏电影公司的院线。在蔡文玄供职的大华戏院，常能看见幼时的蔡澜半蹲半跪在椅子上，看戏，发呆，一待就是一整天。1959年，18岁的蔡澜赴日本就读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期间被邵逸夫看中，半工半读，担任邵氏电影公司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发行到香港。六年后，蔡澜回香港定居，担任嘉禾电影制片经理。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港片的影响力向北延伸至大陆，向南辐射整个东南亚。在成龙主演的《龙兄虎弟》《福星高照》《城市猎人》等一系列风靡亚洲的商业大片中，“监制：蔡澜”的字样十分常见。“我只是赶上电影最容易卖的时候，但是作为一个有抱负的电影人，其实那是挺痛苦的。”邵氏公司一年生产四十部电影，蔡澜曾向邵逸夫提议拍三十九部赚钱的，一部“为了艺术为了理想的”，结果却是无解。

“一生做错了一件花四十年才知道是错的事，不应该一直沉迷在电影行业里面。”爱电影如命的蔡澜在电影行业摸爬滚打四十年后，恍然大悟：“一部电影不可能是你自己的，它是很多人的。我也想说一部电影是‘蔡澜作品’，但在电影行业是做不到的。”自称“个性非常孤独”的蔡澜“在商业与艺术间徘徊”，逐渐感到无味，于是转向写作，写起了专栏，因为不必再考虑宏大的制作费用和剧组几千人的心情，也因为终于可算作是“蔡澜作品”了。

折磨？雅癖？写作能把快乐传给很多人

转向写作后，蔡澜在香港《东方日报》《明报》《壹周刊》上开设专栏，写美食美景、鱼虫花鸟、情感婚姻、人生杂感，创作进入井喷期，每天能写上几篇。

他不断旅行，不断“吸收、学习，吞进去的东西都够吐出来的”，所以从来不愁灵感。每天清晨六点，蔡澜起床，看电视、读报纸、给金鱼换水、侍奉花草，“一直不肯坐下来写”，但只要坐下来，就文思如泉。有人质疑三十年出书逾二百本会不会有快销的嫌疑，蔡澜却说自己写作并不快，“800字的文章要改四遍”，写完之后改一次，放起来第二天再改，传真给报馆，编辑改好后传回来，再改。如此反复。

念书时，蔡澜写作是为了赚多点稿费，带朋友去玩。他坦言，有幸生逢香港写作的黄金时代，“几十年前单靠写作一年就能赚几百万港币”，然后走进一家书店，指着书架对店员说，“从这边到那边，我都要”。后来，他渐渐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

“写作是折磨，还是雅癖，我不清楚，但是我明明白白知道，作家的生涯就是我想过的日子。”如今，年逾古稀的蔡澜每周依然写一篇文章，写作的间隙，他偶尔会去广东道和奶路臣街之间的旺角市集逛逛菜市场。“菜市场就像一面‘照妖镜’，一眼看去就知道当地的文化。”逛菜市场是蔡澜多年养成的习惯，就像“进去一个古董拍卖场，必须从容不迫，悠闲地选择”。在他眼中，新鲜的瓜果蔬菜远远看去，“好像在说：买我买我！”蔡澜会买上整整一袋，心满意足回家去。

快乐的秘诀：艰难时代，依然能找到生活乐趣

“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宋朝人蔡持正的这句诗是蔡澜的最爱，云淡风轻，悠然自得。清晨或深夜，不入眠时，蔡澜会挥毫走笔，临摹《心经》。家中的墙壁上，挂着弘一法师的真迹：“自性真清净，诸法无去来。”

年轻时“个性扭捏”的蔡澜察觉到自己的性格让周围人“不好过”，于是决心“扭转过来，把自己变得开朗”，他暗下决心：“我决定活得有趣。”“人家快的时候，我们慢；人家慢的时候，我们快，要跟人家不同。卖蛋卷，人家都卖甜的，我就卖咸的。这是思考的态度。一般人都是很闷的，他们最坏了，要做这个世界里好玩的人。”蔡澜话音落，掌声起。

自诩为“快乐教主”的蔡澜外出时，常背一个亮黄色布袋，上面是朋友设计的绣像，正中间的便是他，在树下打坐，眯着眼朝众生微笑。问起人生观，蔡澜想也没想：“吃吃喝喝咯，快乐咯，自己活得一天比一天更好，希望今天活得比昨天更好，昨天活得比今天更好。”抱着“大吃大喝也是对生命的一种尊重”的信念，蔡澜的美食地图遍布世界。此次来京，他一口气品尝了36道老北京点心，打算回去写写看。

除吃喝外，蔡澜还着迷于各地的人情味和艺术品。一次，“蔡澜旅行团”去到日本小千谷，冬天，大雪封山，妇女们用麻搓成绳，织好的布铺在雪地上，布料薄如蝉翼，在雪地里立起来，有了形状，“穿在身上不会碰到你的皮肤，非常舒服”。

在电影、写作、美食和旅游等话题外，蔡澜很少对任何人和事做评价，“你一讲，一批评，就要吵了，我很不愿意和人家吵。”停顿片刻，补一句：“他们也不配和我吵。”他看不惯的，是年轻人喜欢自称为“吃货”：“好好的，为什么要把自己讲成‘货’呢？为什么要把自己和自己的心情降低到‘货’这么恶劣呢？不是在作践自己吗？”

哪怕崇尚和追求快乐，也难免有不开心的时日，蔡澜的解决办法是：“不去想啊，逃避啊，吃吃喝喝啊。逃避很好呀，兜一圈回来，又很快乐的。”“我爱一切活着的东西，最讨厌的是担心、难过、悲伤、痛苦、忧郁和沮丧这几样，我当它们是敌人。消灭敌人不用和它们去斗争，最好是逃避。”在金庸看来，这是个“真正潇洒的人”，“真正的不萦于怀，一笑置之”。

在新书《没有什么了不起》中，蔡澜写道：“天下总分几种人，有的不肯进取，不肯学习，就那样过一生。有的肯搏，出人头地。”当被问及属于哪种人时，蔡澜并没回答快乐云云，而是一字一顿地说：“我当然是搏命的人。因为我很爱生活，很努力地在学习、吸收。”可是，你又追求快乐、放松和有趣啊。“这是你勤快得来的成果，快乐的秘诀就是，先勤快，先赚钱，然后再讲快乐。”

怎么样才能找到生活中的美学呢？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家都很穷，一个苏州男人经过食堂，看到湖里的浮萍，俯身捞回家，放在家里养。”蔡澜将手杖立在桌边，伸出一根手指，“在一个艰难的年代，还能找到这么一点乐趣，就是生活美学了”。

“被这个时代推着，你不给我别的机会，那我就从中找到别的乐趣。”

后悔过吗？

“没有后悔过，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