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印象记

石挥，中国电影史上公认的传奇。同时，也是上世纪40年代享誉上海的“话剧皇帝”。他曾留下过147篇文字，不仅有演出札记、戏剧理论，更有小说、散文、杂文数篇，他是中国电影和戏剧界真正的艺术家。

《曹禺印象记》写于1941年上海，此时的石挥结束了长达6年的北京戏剧活动，转投上海。他回忆起了与曹禺曾经因战乱逃离到四川江安时的经历。石挥曾因出演曹禺的《日出》、《雷雨》而备受好评，曹禺甚至赞赏道，“石挥演的鲁贵，比我写的都好。”这篇文章，既是石挥对二人过去时光的怀念，也是对曹禺最真诚的敬意。

石挥

曹禺印象记

文|石挥

由古城来到这繁华的上海，一切都难以习惯，心头整天的像被一只黑大魔手压住，沉重得可怕。在这儿常见的是些阴暗的日子，那疯魔似的欢乐与我是无缘的。我为那弥漫于周遭浓厚的血腥窒息。

我怀念着古城，我爱那新鲜而自由的空气，幽静而愉快的生活， 朴实而诚恳的乡民……

这古城——江安，在川江的上游。战前那儿几乎没有一个外省人，连本省的异乡人也少见。直到现在还有许多中学生没有见过火车或是到过重庆，民俗闭塞得很。

因为重庆几次猛烈的轰炸，国立戏剧学校搬到这古城来。剧校的迁来，给古城憨直主人们带来无限的惊异，他们几乎不能置信，在他们的世界上，会有这样的“洋学堂”，让一群年青的孩子们，不分男女的成天混在一起，上着没有书本的课，他们认为这简直是奇迹。

剧校的校址是座古旧的文庙，深居在这殿室内那高敞而阴森的厅堂，那善歌而忧郁的宫铃，那耸入云际而峻美的殿角，那久经风霜而浑壮的牌坊，每令人有隔世之感。

我难忘在剧校潇洒的生活，我难忘在那纸窗净几的图书馆中，静读时窗前飞过的鸟鸣，我难忘黄昏时分在校园外紧围的半圈城墙上， 对着无垠的田野，寂寞的低唱，我更难忘牌坊下三三两两的同学，对满天疏落的星斗，抱藤长谈的月夜……

一群可爱的艺术儿女，在古城度着清苦的生活，虽然每天只有一样没油的素菜下饭，但他们精神上却异常愉快。无论是排戏，听讲，他们都与剧中人同喜乐，共悲愁，分不出是中外，是古今，是自己， 是剧中人，他们只知道这是生活，人类悲惨的生活，他们想尽他们微薄的力量，在荆棘丛中，为人类找寻道路，急切的盼望悲剧不再人间上演。

年轻时的曹禺

在孤岛我寂寞的日子里，我忘不了在古城短短的一年。除了那愉快的生活，可亲的师长，打得火热的同学，我特别对万家宝教授——曹禺先生寄与更多的怀念，因为在剧坛的前辈与剧校的教授中他给我较深刻的印象。

他不爱修饰，矮小的身材，常穿着件灰旧的长袍，要不是有一双敏慧充满神采的眼，你说不定会猜他是个小店里的朝奉。在平时他不爱讲话，闲着除了看书，无论是静坐是散步，总是潜浸在沉默的凝思中。常常在街头碰见他夹着几本书匆匆的走过，同学都避开他，不敢跟他招呼，恐怕扰他从沉思中惊醒。

他暗涩而忧郁，面对着眼前的非人的生活，有无限的烦闷与苦痛。他恨不得新的世界即刻来到，由于人类许多超卓的理想不能如愿实现，他燥急，他叹息。但这一切却不轻易与人言说，总是暗暗的自己忍受这些苦恼。

他为人诚挚而富于情感。记得有一次在假期中，我与他同船，遇见一个被开除的同学，他不但不回避他，又极关怀的垂询他的近况，劝他不要灰心，如果有心于戏剧事业，世界便是最好的学校，它给予人无限的学习机会。不要虚浮，任性，要切实，要有恒心，前途总是有希望的。世界上有许多成功的人，在年青的时候也是被开除的坏学生，所以不要气馁，只要认清道路。那同学被感动得嚎啕大哭起来， 他看看那无知而天真的青年，也不竟泪下。

曹禺话剧《蜕变》

他战后的新作《蜕变》，轰动整个的“自由中国”。这是他准备了二年，尽取这中国有史以来未有最伟大时代的精髓而成的唯一心血结晶，渝地中外报纸誉为战后最能表现中国伟大的“脱旧变新”时代精神的剧作与史诗。（原作于在渝首次公演后一月内逐日在新蜀报载完，得酬千元，创中国剧作稿费之最高峰。）但《蜕变》获得如此的成功，决不是偶然的，战事开始后，他便着手收集材料，据我所知《蜕变》 的素材大半取之于剧校搬迁的途中，剧校由南京而汉口而长沙而沙市而重庆而江安，所经路程，几乎是“自由中国”心脏的全部，因为交通的不便，同时沿途要作宣传工作，进程极慢，差不多踏遍沿途的小城， 并且每个城池都有较长的耽搁，使他能有机会与生活在这伟大时代人群作亲切的交往与深入的观察。再加之他对西欧名剧渊博的素养，成熟的技巧与丰盛的经验，削笔春秋般的谨慎的精神，《蜕变》的轰动， 的确不是无因的，侥幸的。

《蜕变》全部是在古城写的。他为了静心的写作，在校中请了假，并且将他的夫人送到重庆，据说是因为他的夫人太关怀他的健康在家一定要限制他一定的时间起息，这种关怀作家们是难以忍耐的，因为作家不是一部机器，无论任何原因，他不能在写得顺利的时候停止他的写作。在写作期间，谢绝一切的客人，整日一个人坐在屋里，差不多有一个月不出家门一步。由校长到同学，都为了希望他的新作早日完成，谁也不敢去惊扰他。

至于他写作《蜕变》认真的态度，我愿意举一个小小的例子。他为一句台词中的一个字的推敲，曾费过一整夜的功夫。剧中有个丁大夫，她是被人称为“伤兵之母”的好医生，她对任何病人，无不尽她所有的能力救治，有一天，她自己的儿子，忽然在前线染了重病下来，非开刀不可，她又不敢亲手开刀怕自己的孩子死在他母亲的刀下。可是，这医院里除了她又没有再好的外科医生，最后她只有狠心自己动手。在动手前的刹那真是母亲生年最大的痛苦，但无论孩子得救与否， 这是最后一次了。在写作的时候作者不能决定那最确当，当时丁大夫的台词“这是最后一次了”，还是“这是最末一次了”。他反覆的将“后” 与“末”两字试读，推敲，最后决定用“这是最末一次了”那句。因为“最末”的“末”字音调下沉，较“后”深沉，有力，内在并兼有忧郁苦痛压抑等多种复杂的情感。像这样的例子很多，我不能一一举出来了。

等《蜕变》写成后，第一次带他的原稿到校中来，他清瘦多了，但精神极好，兴奋得像一个刚生产后，第一次抱着她自己的孩子的母亲。脸上满堆着欣慰的笑容。欢喜得几乎掉下眼泪来。

曹禺的家庭据我所知，除了他夫人外，在北平还有一位年老的母亲，他对于他母亲有无限的敬爱，这部新作《蜕变》，故事便侧重于狭义与广义的母爱的表扬，因为《蜕变》是献给他母亲的。他对于家庭有超人感触，记得他讲到霍甫特曼《沉钟》的时候，曾经提到家庭对人类的束缚，因为家庭，致令他不能有充分的自由，任性的在广大的世界中随意飘游，因为家庭，因为责任，因为道德，他不能尽如己意地将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他的理想，真理与事业。旧有的道德与新的思想所引起的矛盾，破坏了他诗人的怀抱，摧毁了他心中最美的艺术之宫殿。

曹禺

对于婚姻与恋爱，不但是他自己，也是全人类的，他以为总是难以乐观的。当他对我们讲到班那的《痛苦的灵魂》《玛婷》，霍甫特曼的《日出之前》与柴霍甫的《万尼亚舅舅》时，表示过他的恋爱观， 他认为世界上，无论是怎样方式的恋爱，总是难以获得久远的幸福， 他同意班那的主张，人到世界上来原只带了半个灵魂，他必须在异性中寻找那其余的一半，这一半在这世界中一定是有的，可是，世界太广大，人心太隐藏。也许这半个灵魂，在你眼前飘过，但是你没有发现她，以致你永远失掉她。也许这半个灵魂你永远不遇见。除了那配合灵魂的恋爱，一切的恋爱都是极易动摇的，当任何一方，认为自己所寻着的同路人，不是自己另一半的灵魂时，便有了深切的痛苦，这种失望往往并不是因为对方有什么严重的错误，或是突然改变，而不过是因为更接近的生活，使你真正认识了你所选择的人。因为人类的柔弱，特别憎恶“离散”的习性与不彻底的道德观念，往往会使你不能按着理想行走你所要走的道路，以致你容忍了你的不满，放弃了灵魂配合的希望，矛盾地、 苦痛地，甚至于不甘地抱着自己孤独的半个灵魂隐恨终身。烈性的人，无奈何时只好自杀，如同在《日出之前》中的教授一样。

关于他自己的婚姻（他的夫人是他在清华大学的同学），正如其余关于他自己的事情一样，总是层层隐秘的。不过他说过这样的话，妻子往往只知道怎样在小节上，表示他对丈夫的情爱，睡迟了催你早点睡，工作太忙要你休息，逼着吃些滋养的食品，问问冷暖，这并不是不好的，但只止于此，就未免太狭义，而扬弃爱的广义的价值。假如，真的爱情失去了，夫妇之间任何一方，只是在小节来弥补，那不但无益，反而会更深重地加增对方的苦痛。

曹禺平日的生活很清苦，尤其是到了古城以后。在那儿什么东西都非常昂贵，而且没有好的，他很俭朴，衣服总有好几年不添置了。他在古城的生活，并不十分愉快，我看他常常异常寂寞，除了在创作中寻找他的乐趣外，几乎将全部闲暇的时间消磨在图书馆里，我时常看见他一个人，带着他的读书劄记，在书堆里静阅。所读大半是原文的剧本与理论。他读得很精细，把重要词意，都摘录下来。他读过的书很多，尤其是世界名作家重要作品，差不多完全读过。他的记忆力极强，读后他不但记得那剧本的主题故事，并且记得它的结构，技巧，有名的台词。

他是一个不喜讲话的人，但并不是不会讲话。他讲话最多要算在上课的时候。他的课程，没有一个同学不爱听，他在校中担任的课程是各级戏剧概论，西洋戏剧史，剧本选读，编剧方法。全校同学最喜欢的功课，是他的“剧本选读”，可以说，他简直不是在讲书而是在演戏。他用丰盛的情感与不同的音调，读着各种角色的台词，用动人的语句，讲出每个剧作的灵魂，用亲切的理解道出角色的个性及其发展与转变。尤其是在讲剧本故事时候，他能将所有学生自由地带入他所要讲的世界与生活中，十百个心变成一个心，与剧中人同甘苦，同纵放，同欢笑，同郁闷，同忧伤。全课室一点声息也没有，连他轻微到几乎难以听见的叹息，也沉重地打动每一个人的心弦。我们甚至于爱听他的授课，胜于捧读他的作品，我们往往费两天功夫细读一部名作，只能接受一两段动人的情节，三四句有名的“悲词”，而那不易深切体会的伟大作品的精髓，每经他一两句湛深的评语，而发得深刻的认识。

曹禺的哲学观念，在这里难以有限字句作确当的叙述。但，我可以简单地写出他几种重要的思想。在哲学上，他不为任何宗派所束缚，他推崇各宗派的优点，吸取它们的精华，辩证地接受。他赞美柏拉图神奇的“理想国”，他同情叔本华对生活深沉的忧郁，他热爱尼采丰盛生命力与超人的思想，他折服所罗门惊人的智慧，他崇敬创设新世界坚强的手臂——马列主义，但他撇弃一般患着“左倾幼稚病”的青年， 他仰叹耶稣对人类所寄予的真诚的慈爱，然而他也憎恶专以倚神为生的僧侣，……他毫无偏颇的宗派观念，极理智地接受应当接受的，扬弃应当扬弃的，不将自己奔放的思想困在狭窄的笼中。

综合起来说，他推爱一切含有强劲的生命力，神圣而豪放的自由，积极的创造性，与超时代的思想的真理，直至现在他不相信世界上已经有完善的真理或是主义，这时代的儿女不应当为某种思想所满足，而迷信它，应该将它作详尽解析，选择地接受，辩证地扬弃，果敢地批评，理智地补充。他鄙视那盲从地跟随着响亮而趋时的思潮摇旗呐喊的蠢徒，他同情那些不为当代赞赏的新思想，他认为易卜生所提出的，个人比群众更有智慧的思想，有部分的真理。

曹禺

在文艺思潮上，他特别羡慕与赞美文艺复兴与狂飙运动的时代。 因为在那两个不同的时代中，有着相同的精神。那种光芒万丈，洋溢的才华，狂放的情操，惊人的丰满的生命力、无限而新颖的创造智能， 不顾一切非难而胆敢破坏那些颓旧而具有深潜的势力的思想的毅力， 他被感动。

文艺复兴与狂飙运动时代中的艺术家，都是世界有史以来稀有的天才。他们不但长于某一种艺术部门，而是往往能文善诗精于音乐，刻塑，绘画，戏剧，并具有几种不同形式创造的能耐；在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家中，甚至有体育家，剑术家。这是有史以来，艺术界最光荣的时代。

因为受文艺复兴与狂飙运动思潮的影响，曹禺极力想使自己变成博学多能。最近半年来，除了努力读书，闲暇时，他勉力从事运动的学习，与同学先生们一同打篮球，打乒乓甚至于做啦啦队的队员。他那种爱隐饰自己的柔弱，耐着急迫的喘息，同年青的小伙子们一道在场中奔跑时灰白的面色，我深被感动，做啦啦队队员的时候，他那种忘了自己年龄而天真的笑容，令人有深切的亲敬之感。

（他喜爱狂飙运动，甚至于喜爱它那原文“Sturn Und Drang”的名字，因为他爱它那铿锵，有力，热情的音调。）

对于宗教，他也有异于常人的理解。但也如他的哲学观念一样，并没有确定信仰。他只是以为一些自以为唾骂宗教为前进的人，是极其愚蠢的。正像柏拉图的“理想国”令他向往一样，基督教没有眼泪的“天国”，他美丽的灵魂为着人类将来的幸福，感觉那对他也有极强的吸引力。可是他并不就信宗教，他愿意研究它。因为中世纪（五—十一）的黑暗时代，宗教执事变成市侩，教堂变成法庭，神父们为了敛钱，而做着为人在世界在天国以钱赎罪骗局，诸如此类的恶行，使他对宗教有许多反感与怀疑。

不过，耶稣伟大的慈爱与明远而深湛的哲言，不能使他立刻否定宗教人类灵魂不可解的苦痛与寂寞，死亡的憎恨，世界的必然毁灭，（依据元素化合物必然风化与变散的科学定律，物质虽然不灭，但地球一定会毁坏的，科学家早有预言，不可视为迷信。）推动他开始对宗教作有心的研究。本班有位同学是天主教徒，有暇他很喜欢与他接谈，探询一些宗教的真理。 曹禺在戏剧上的成就，一般人只知他是剧作家，其实他不仅精于剧本的创作，同时长于导演，并且还是中国少有的优秀的演员。他曾导演过高尔斯华绥的《镀金》，自己的《日出》《原野》与《正在想》，《日出》《镀金》由剧校在南京演出，《正在想》是前年戏剧节在江安，由剧校演出的，极得好评。《原野》是战后由昆明某剧社特请其飞滇导演的，也轰动一时。至于演剧，据我所知，曾经在《镀金》（清华求学时代）、《雷雨》（南京中剧学校）、《总动员》（重庆首届戏剧节）担任过角色。在清华演过不少的戏，据说以前多演女角，因为，那时候女演员不易觅请，我曾经看过他演《雷雨》 中的朴园，深认是我所看《雷雨》许多舞台上的朴园中最成功的一个。他亲近的友朋，甚至于以为他表演艺术的成就高于剧作。若不是受身材的限制，他真是中国能演多型角色而艺术修养最高的唯一优秀演员。

石挥的舞台形象

曹禺是怎样写作的呢？他写作最主要的工作，是用长期间收集材料，与制定极详尽的写作大纲。（新作《蜕变》的写作大纲，长几近万言。） 他善于观察人类的生活与性格，他对生活与人物的观察无不探索到人类灵魂最深处。他重视性格胜于情节。他在角色的制造上，费极大的功夫，择取多数“模特儿”之特性，以雕塑其所希望造成典型。他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熟识舞台，他的作品竭力使他能适合舞台。写作时他无时或忘那些重要的舞台条件。他主张以个性发展故事，否定以情节发展故事的写作方法。他极注意角色所用语汇，务使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字义，能表现角色的性格，职业与其身处环境。他竭力避免叫角色说作者自己的言语。他以为“角色”的孕育时期，给他极多的愉快。

他愿意在“角色”未成形前以很长的时间与他们相处，使自己对“角色”熟悉，熟识他们如同自己的儿女。他不但重视台词的确当，更爱推敲台词的音节与语调，他在改作时都要用情感试读已写成的台词，仔细体味台词的音节与语调是否适合每一场戏的情调与每个角色当时的心绪。他留心每句台词的发音所给予观众的音乐效果。他写作的态度极为严谨，不肯放过一个单字，一句短话，或是一段对舞台工作者的说明与要求。他创作时，不肯忘却观众，顾到他们的理解能力与其需要，但并不过分迁就观众。他能确定主题，自始至终把握它，使每一场每句话属于主题，为主题而作。最后，他喜爱在每部新作中试用新的作风， 使每部作品赋有独特的风格。

曹禺的成功，主要因素，是他圆熟的技巧。而这技巧的获得，我以为得益于他对古今名剧的博览。他的剧作，我们可以看出都多少受着名剧的影响，如《雷雨》部分的受易卜生《群鬼》的影响，《原野》部分的受奥尼尔《琼斯王》的影响，《蜕变》部分的受名电影剧本《白衣护士》的影响，《正在想》部分的受理格烈的The Red Velvet Goat 的影响……不过，受影响决不是生硬的抄袭，而是技巧学习后的活用。 其余因为他对各种学术有广泛的认识，哲学知识的丰富，帮助他对主题的把握，与对生活的深刻认识（在我熟识的剧作家中他可以算是读书最多的一位），对于他的成功，我们不能忽视他严肃的写作态度，他几乎将自己的作品当作他生命的全部。同时他对人类的热爱，与精进向上的精神，也促成他的成功。最后有一点，我希望提出的：我以为在他的作品中技巧多于生活，若是在他作品中再加增生活的含素，我想他的成功将更大。（这当然不是说他作品中的生活含素少于任何一个中当代的剧作家。）

曹禺

曹禺对戏剧理论也有不少宝贵的意见，在剧作方法，他推崇“静的戏剧”，他憎恶那些没有“死亡”便不能写悲剧的作家。他认为真正有价值的戏剧不一定要有“死亡”“决斗”“离散”，因为在真实的生活中，“死亡”“决斗”“离散”是不常有的，常有的是难以言说的隐藏的忧伤，淡漠而难消的灵魂的苦痛与深切而丛杂的内心矛盾。

……

因为这个原故，他极爱柴霍甫与霍甫特曼的作品。如《三姊妹》《海鸥》《万利亚舅舅》与《日出之前》《沉钟》。

作家与观众间的联系，曹禺极为重视。当然不能无标准的迁就观众，或竟降落意识水准。不过，作家不能忘怀作品是写给观众的，总要使他们接受。他赞叹莎士比亚的写作技巧能获有上至显达的贵族，下至肩担贸易的贫民的多数观众。莎士比亚的剧词能雅俗共赏。为了要获得广大的观众群，不惜写出极俚俗的词句。可是，他的作品的艺术价值， 非但不因此低落，反取得更高的评价。

关于中国优秀演员的修养，他有这样的意见，对于剧校训练的演员，他并不给予较高的评价，认为剧校的演员，生活经验异常薄微，虽则在演技的基本训练上较有基础。一般中国的演员，生活经验确较为丰富，但忽视了演技的基本训练，可是，他们忘却世界上没有一个伟大的音乐演奏家能不苦练音阶而获得成功的。所以他们往往虽极努力，但不能觅得那进前的梯阶。他深以为造就优秀的演员，首先要注意生活与技巧的调协，不宜偏颇。

在世界著名的剧作家中，他对柴霍甫有较深的崇敬，极端喜爱他那极高艺术价值的“静的戏剧”。其次他爱莎士比亚的才华，能写多种阶层的生活，多型的人物，及他深入的人性的体验，诗情的词藻，丰富的语汇，尤为余事。对于易卜生剧作美妙的结构，远见的主题，精确的台词，亦有无限的钦慕。

他很少提及自己的作品，不过在许多零碎的谈话中，稍许可以知道一点，《雷雨》中太多的技巧，使他渐生厌恶，但仍极爱那没有登台主角《雷雨》的性格。对于《日出》虽比较满意，但他颇恨那新的希望的空洞，没有能在“黑暗的必然灭亡”外，将新世界的基础稳固的建设起来。他对《原野》颇有偏爱，虽然剧坛对它的评价并不高（尤其是主题）。他爱仇虎，金子，焦大妈，那丰盛的生命力，极端的仇妒，果敢的毅力与旺烈的生之意志。新作《蜕变》，他喜爱丁大夫那伟大的母性。更使他愉快的是他在以前只是将思想与希望寄托在虚渺中，而在《蜕变》里看见他的思想与希望已部份的实现在生活与斗争中。

曹禺与巴金

离开古城一转瞬便是半年，何日再重临旧地呢？每思及此，不胜怅惘。我虽远离了古城，但我的心，依然留在那里。我怀念着她，我惦记着那些艺术的拓荒者与儿女们。

何日再见呢？何日再见呢？…… 当我离开了古城，在重庆机场跨上座机，飞入去港的旅途时，我泪眼凝噎了，我用低泣，向可爱的“自由中国”道别。 铁翼下看见那繁盛的街市，尽成了废墟，但如今已有无数耸入云霄坚壮的烟囱在废墟四周建树起来。城市是冷落了，可是在乡村，田园旁，山谷中，岭峰上，有了许多新房，有了新的家庭。……

远了，远了！那洁白而无际的云海，遮住我模糊的泪眼，我极目不能再看见这可爱的首都。低首俯视只见一片无边的天地，绵连雄踞的山岭，纵横夺胜的江河……

锦绣的山河暂别了，但我坚信我们再见日子近了，很近了！在将来的新的天地里。

写于夜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