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现代主义的根源是不信任

编者按：汉娜•阿伦特，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女性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玛丽•麦卡锡，美国杰出女作家、评论家、政治运动家。她们初遇于1944年的纽约，随后成为朋友，开始了长达25年的书信交流。在信中，她们辩谈时事，也探讨文学，倾诉情感，也闲聊八卦。

《朋友之间》收录了阿伦特和麦卡锡之间的所有通信。以一种私人的方式，为我们近距离展示了两位杰出女性的政治、道德、文学观和思想脉络，也见证着20世纪的文化和思想史；不仅向我们呈现了她们之间漫长而独特的友谊，也提供了艺术和政治批评的典范。

此书已被译成中文，由中信出版社·信睿出版。本文即摘自此书，有删节，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美] 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著，[美]卡罗尔•布莱曼编，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11

亲爱的汉娜：

……

我一直在写小说［《令人迷恋的生活》］，进展得不错，直到三个星期前，我才开始接待一些我觉得不能不接待的客人。我特别想和你讨论的是一个有关我的小说的问题，这本小说是写一群行为放荡不羁的文人以及他们无知的教条主义，或者说是写破灭的认识论科学。“你怎么知道这个？”书中的一个人物不断地对事实或美学领域的任何结论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道德领域，一个被经常重复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书中的另一个人物问道：“如果我想谋杀我的祖母，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给我一个好的理由。”这是拉斯柯尔尼科夫的老问题［《罪与罚》中］，但却是一种奇怪的模仿，提问者并不是认真的，只是有点儿烦躁，就像一个吵着要答案的孩子，能不能懂并不重要。这种伪探索或愚蠢的“多思”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普遍，任何一个普通人，只要是多疑狡猾的，就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哲学家。他滑稽地模仿哲学家怀疑一切，像渴望得到糖一样希望得到信息。我看到了这种现象，而且尝试描写，但我不知道，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是怎么产生的，是什么时候产生的，这也是我想和你讨论的问题。我觉得我发现了一个自己无力对付的话题。这种例行公事的怀疑是什么时候开始渗透到哲学以及大众思维中的？在现代阶段，我想可以追溯到康德，或者休谟？我很想好好地追根溯源，理一理这个谜团，但是我的无知和无能让我不敢这么做。我想读些东西，但不知道从何入手。我想尼采非常重要，在他之后就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了。所有的现代哲学派别—逻辑经验主义、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哲学相对主义，不管是哪个派别，似乎都在逃避或试图限制这个认识论问题。比如回归宗教，它之所以让人感到沮丧主要就是因为没有人真正相信它，难道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治哲学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和现代主义毫无关系，至少我是这么看的。

菲利普·拉夫来过，把你的手稿留给了我，［1］我一直在读，我发现，它不仅仅和你的所有其他文章一样生动，而且和目前困扰我的话题相关，这真是神奇。我也在思考你那篇关于意识形态和恐怖的文章—尤其是有关逻辑的那部分。［2］把逻辑作为理解的主要工具也是我上面提到的“多思”的特点。我们在德怀特的思考和他的性道德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即非常“符合逻辑”。我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我认识的人中似乎没有人关心这个问题。拉夫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在我看来已经过时，我们谈话的时候他显得非常顽固僵化。你说他在政治方面很有趣，我不这么认为，至少从他最近的来访中看不出来。我喜欢他自言自语地谈论文学，不是那些他会以争论的眼光或策略性立场看待的当代作品，而是过去那些俄国和德国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家总能激发他的想象力。至于其他所有话题，他都会让我感到非常紧张，就好像我们站在巴别塔上向对方大叫大嚷。我们彼此并无敌意，只是疏远了，彼此警惕。也许这是我的错。

……

我得说，我很想念德怀特。亚瑟·施莱辛格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每天早上在我们的工作室里工作，写一篇关于奥本海默案（Oppenheimer case ）［3］的文章。我读了他的稿子。你对这个案件有何看法？在我看来，我不觉得他是个危险分子，虽然我并不崇拜他。他有点古怪，显然这就是他受到惩罚的原因。人们很厌恶地谈论他的“傲慢”，似乎这也是对民主的背叛。我个人倒是希望他在整个过程中能够傲慢一点，他太乐于助人，惯于顺从，过于认同主流观点，缺乏政治勇气。但是听到赫伯特·索洛和艾伦·斯特鲁克［美国犹太委员会］那些人谴责他政治上“不成熟”，我会气得直冒火，他们简直像一群爱说教的猪。我真希望你能就这个案子写点儿东西。我想写，但最终还是没动笔，因为我的想法还不清晰。作为一个老共产主义者，拉夫对这个案件的评论是，知识分子不应该为政府服务，因为政府会先让你堕落，然后再羞辱你。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他说他为了这个案子和格林伯格［4］好好吵了一架，格林伯格认为欧本海默应该被监禁。但是让人惊讶的是，丹尼尔·贝尔发了个电报给［美国］文化自由委员会，提名让奥本海默担任主席。这些事似乎要归因于某种妒忌心了。格林伯格和索洛这样的老雇佣文人嫉妒奥本海默在巴黎和［哈肯］希瓦利埃［5］共进午餐，就好像是几个忠诚的丈夫在偷窥某个同事和女演员偷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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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你俩的

玛丽

纽约，帕伦维尔

栗树草地屋

1954年8月20日

［1］这里说的手稿也许是指《历史的概念：古代和现代》，这篇文章以“历史和不朽”为名发表于1957 年1—2 月的《党派评论》上。阿伦特打算研究马克思主义和西方思想的“伟大传统”之间的矛盾关系，以及现代极权主义的兴起，这篇文章是有关这个研究的数篇文章中的一篇。她没有完成此研究，这些文章后来被收在《在过去和未来之间》（1961）中。

［2］《意识形态和恐怖》原是一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的第四章，该书没有完成。这篇文章首次发表于1953 年7 月的《政治评论》，后来以前言形式出现在第二版的《极权主义的起源》（1958）中。

［3］1954 年夏天，原子能委员会在举行听证会之后，剥夺了普林斯顿大学高等研究院主任罗伯特·奥本海默接触机密信息的权力。奥本海默是原子能和量子物理方面的专家，他曾担任洛斯阿拉莫斯科学实验室的主任，1942—1945 年参与原子弹的生产。由于他早期与左翼集团有来往，尤其是和哈肯·希瓦利埃（见注8），同时也因为他不愿支持研制氢弹，原子能委员会认为他是个危险分子。

［4］这里指的是评论家克莱门特·格林伯格的弟弟马丁·格林伯格，他是《评论》的编辑。

［5］哈肯·希瓦利埃是著名的法国翻译家，奥本海默的朋友，“奥本海默案”的重要人物。原子弹项目刚开始时，他和奥本海默在伯克利谈过话，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可以安排奥本海默和苏联领事馆的人谈谈科学问题。奥本海默把这次谈话向安全部门进行了汇报，但他说这是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在经过进一步询问之后，他承认自己撒了谎。他和希瓦利埃在巴黎共进午餐的事也在原子能委员会的安全听证会上遭到严厉批评。

汉娜·阿伦特

最亲爱的玛丽：

收到你的信真开心！收到信的那一刻，我才意识到其实我一直都在盼着你的来信。我先说重要的事，其他零零碎碎的事留到后面。

先说说知识分子“无判断力的多思”和“多思的无判断力”。你的例子：如果我想谋杀我的祖母，我为什么不能这么做？在过去，回答诸如此类的问题，一方面要借助宗教，另一方面要借助常识。宗教的回答：因为这么做你要下地狱，要永劫不复；常识的回答是：因为你自己不想被别人谋杀。这两种回答现在都行不通了，这并不是因为某些具体问题，比如再也没有人相信地狱，没有人确定他不想被别人谋杀，不确定死亡甚至暴死真的是件非常糟糕的事。这两种回答之所以行不通，是因为这两个回答的依据已经失去了意义—一个是信仰，一个是常识判断。苏格拉底的回答可被视为哲学的回答：因为我得和我的自我生活在一起，我的自我事实上是唯一那个永远不会和我分开的人，我得永远忍受它的陪伴，我不想成为一个谋杀者，我不想和一个谋杀者共度余生。这样的回答现在也行不通了，因为现在的人很少有机会独处。如果他是一个人，那他就是孤独的，也就是说，他没有和他的自我在一起。（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在精神上和其他人在一起，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完全同意你说的话，那些人滑稽地模仿哲学家，那是因为他们被置于在历史上只有哲学家才有胆量应对的处境。苏格拉底的答案永远行不通，因为他的回答要取决于一种自我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只有最优秀的哲学家才可能拥有：在思想活动中，我和我的自我在一起—和别人无关，和这个世界无关，就像艺术家一样。而我们的朋友呢，渴望获得具有哲理的“信息”（这种东西根本不存在），他们根本不是“思想家”，也不可能与他们自己的思想对话。苏格拉底的回答也帮不了他们的忙，能帮忙的只有：停止这种争论。

至于一个人会争论什么问题不仅仅取决于他对不同民族传统、教养等方面的总体态度。我认为德怀特是一个最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美国人。在英国哲学家那里，现代主义总是以常识性讨论的形式出现，这种争论把常识及其感性特征扭曲成一种非常具体的推理形式。霍布斯是英国哲学家中最伟大的大师，他把这样的争论称为“已有结果的演算”。这正是德怀特所做的：他从某个他通常不会明说的假设出发，其实也是因为无法说明，然后继续“演算结果”，最后的结果就是他所认为的真理。这是个简单的谬论：任何傻瓜都可以先做出一个假设，然后从一个完全不同的假设出发，到达一个不同的“真理”。你提到的怀疑在英国传统中只是一个冒牌货，引起争论的根本不是怀疑，而是假设。在法国的现代主义中，情况非常不同，法国的现代主义到处弥漫着笛卡儿的怀疑主义。法国传统和英国传统的相同点是不信任，这也是现代主义的根源，这种不信任也许是自然科学的重大发现带来的直接后果，因为这些发现证明了人类的感觉不能解释世界的本来面目，相反往往会把人引向错误。由此而生的是对常识的扭曲，或者是对其感性特征的疑虑。所谓常识的感性特征，是说常识是一种第六感觉，其他五种感觉的特殊感觉信息通过它被归置于一个共同的世界中，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和别人分享的世界，可以和他们共同拥有的世界。换句话说，常识是其他五种感觉可能产生的错误的控制实例。普通的生活是在由感官提供的世界中进行的，并且受到常识的控制和引导。如果丧失了常识，就不再有共同的世界，甚至不再有哲学家暂时执意要离开但最终要回归的那个世界。当人们认为组成这个共同世界的不是感觉，而是我们共有的能力时，常识的扭曲就开始了。这种能力就是逻辑能力，我们可以众口一词地说出以下事实：2+2=4。但虽然我们也许都有这种能力，它却不能指引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找到方向，也不能帮助我们把握任何东西的本质。它只强调纯粹的主体化，虽然我们可以假设（当然是错误的）所有的主体都是一样的。如此下去，你就肯定会得出“正常人”的提法，虽然失去了他们本来共有的世界，他们仍然是一样的。但因为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你就会发现，所有人都“不正常”，都需要心理分析师或者别的什么人把他们变成和“其他人”一样—准确地说，就是成为一个谁也不是的人。

从历史上来看：怀疑的习惯始于笛卡儿，只有在他身上才能找到最初的动机：他担心在整个存在的背后不是上帝而是魔鬼，这是真正的焦虑。在霍布斯那里，你能找到现代主义推论的持续发展。康德：已经努力摆脱整个困境。他问：我们生活的条件是什么？在康德看来，对于他，也只是对他而言，人最高级的能力是判断（不是笛卡儿的推理，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不断地得出结论）（我觉得休谟不那么有趣。）——尼采：当然，尤其是从他后期用具有误导性的标题发表了《权力意志》之后。但是还有查拉图斯特拉。—然后是克尔凯郭尔那篇并不出名的关于笛卡儿式怀疑的小论文《怀疑一切》。——最后一个，但也同样重要的是帕斯卡。——在现代的哲学家中，我认为海德格尔是最有趣的一位，因为他试图把尼采思考个透，但同时又牢记哲学的整个传统。他的几部作品会很快被翻译成英语，还有更多已经被翻译成了法语。

如果撇开历史条件不说，我想补充一点我自己的观点：最主要的谬论是相信真理是经历了思考过程之后的结果。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哲学家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哲学家不会放弃思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唯一拥有真理的人。认为真理是思考的结果这种想法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也许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本人。如果我是对的，如果这是一个谬论，那么它也许就是西方哲学中最古老的谬论了。你可以在几乎所有关于真理的定义中找到这种谬论，特别是那个认为真理就是“思维和现实一致”的传统定义。换句话说，真理不存在于思考中，用康德的话来说，真理是使思考成为可能的条件。它既是思考的开端，又是先验的。

……

关于奥本海默：我非常不喜欢他，但他当然不是危险分子，这整件事真是丢人，虽然这是件非常严肃的事。10年后，美国会在科学方面落后，这会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灾难。在这一点上拉夫没有错，人们确实不应该为政府工作。但是如果自然科学家也有这样的认识，就会成为灾难，而且是不小的灾难。

我很高兴你喜欢我那篇关于历史的文章。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我似乎没有特别的理由出版。我正在把我的旧作［《极权主义的起源》］翻译成德语，我不太喜欢做这个工作，我很想赶紧回到我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我能做的话。[1］

不过这不重要，我是说，不管我能不能胜任我想做的事。海因里希在和学生讨论学习哲学时，给了他们一个很好的建议，他对他们说：“只有当你知道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学好哲学，而第二重要的事，或者说同样重要的事，就是学不好哲学，你才可以去学哲学。”

不管你的小说［《令人迷恋的生活》］写得怎么样，只要你愿意给我看，我都会热切地盼望早日拜读。毋庸置疑，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有趣。希望我们能快些见面，不管是在哪里。

爱你们

汉娜

［1］这个时期关于“伟大传统”的文章本来是阿伦特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而写的，这些分析没有完成。但她“真正想做的”也许是关于劳动、工作和行动的思考，这些思考源于这些文章，后来扩展成为《人的境况》（19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