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理之人》：伍迪·艾伦、海德格尔以及纳粹

《无理之人》

◎章利新

关键词：电影《无理之人》

阿贝：一个虚无主义的中毒者

伍迪·艾伦把自己的电影新作命名为《无理之人》（《Irrational Man》），有意套用了美国学者威廉·巴雷特的同名研究著作。这本著作曾是美国大学中关于存在主义哲学最主流的教学参考书。

这种重名的意味深长之处，电影塑造了一个在大学中讲解存在主义的哲学教授阿贝·卢卡斯，电影本身就是艾伦对“存在与虚无”的思考。

阿贝从外地来到新的大学任教时，已经深陷颓废，整天酒不离手，挺着大肚子在课堂上讲着并不指望学生真正理解的理论，甚至连性能力都失去了。在派对上，他甚至用手枪玩起了轮盘赌，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也就是说，阿贝是一个走在深渊边缘的极端颓废者，一个虚无主义的中毒者。

彻底的虚无感，是艾伦一直无法摆脱的主题，他的很多角色都表达过与阿贝类似的态度或观点。《星尘往事》中的桑迪·贝茨、《汉娜姐妹》中的米奇·萨克斯、《爱与罪》中的哲学教授路易斯·李维……他们都深深困扰于“生命毫无意义”的虚无感。

在《无理之人》中，艾伦再次把这种虚无感赋予一个几乎要自杀的存在主义哲学教授。通过阿贝的课堂讲授和极端实践，这种虚无获得了比以往更深远的文化背景和独特涵义。

18世纪启蒙运动以来，宗教式微，科技和理性昌明，与此同时日渐被现代技术和官僚机器控制的现代生活，也造成人同自然、社会、自我的多重疏离和异化。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把对现代启蒙传统的怀疑和反思推向高潮。

20世纪存在主义思潮试图把人还原进生活境遇及其全部的历史性、偶然性和有限性之中，用威廉·巴雷特的话说就是，“企图把完整的人——整个日常生活场景中具体的人，连同他的全部神秘性和可疑性——带进哲学”。存在主义肯定“非理性的人”，其实是拒绝像现代理性传统那样把人设定为一个单纯的认知主体。

在虚无主义者看来，没有不变的准则、基础或秩序，存在显现为混沌或深渊，并动摇破坏一切本体论、伦理学和宗教。因为一切都是历史的、偶然的、相对的，那么生命自然没有什么崇高的内容，没有任何真正值得为之奋斗或牺牲的东西。

阿贝一出场就是这样激进的、直面虚无的存在主义者，他沉溺于酒精之中，完全无法严肃地、投入地对待工作、著作、爱情、爱人的身体，甚至生命本身。

吉尔：中产阶级的庸俗视角

阿贝的学生兼爱慕者吉尔漂亮、善良、充满好奇心，但代表了一种中产阶级的庸俗视角。这也是伍迪·艾伦的“拿手好戏”：把平庸的和尖锐的放在一起，彼此吸引和误解，再慢慢地让这种误解从甜蜜变成可怕。

对吉尔而言，“外地人”阿贝顶着著名学者的光环，他的智慧、孤僻与不羁，都深深地吸引着她，让她充满前所未有的幻想，仿佛他能把她从乏味的、稳定的本地生活中拯救出来。

吉尔的形象特点和《午夜巴塞罗那》中的克里斯蒂娜、《午夜巴黎》中的吉尔等角色非常接近：对异国情调、异质文化充满好奇和热爱，但当他们真正卷入其中时，浪漫幻想就被一层层地剥掉了，直到不能承受，最终只能退回到原来的生活和文化之中。

显然，吉尔和阿贝有着根本的差异，她是被本地文化塑造的寻常人，她爱上的是对自己不具有的东西的浪漫幻象。

当阿贝显现极端的一面，当这种幻象被打碎后，吉尔退回到自己原来的中产阶级趣味和道德体系中，并且更加安于这种生活，就像克里斯蒂娜最终要回美国结婚那样。

在只有知识分子能欣赏的尖锐的东西边上放上一个平庸的东西，并让平庸获得胜利，这是伍迪·艾伦有趣的地方，也是他狡猾的地方：他从不会将真正尖锐的东西和盘托出，而是将它们包裹在喜剧的糖丸中。

谋杀让绝望者重新拥抱生活

阿贝真正变得尖锐，是从一次偶遇开始的。

在餐厅吃饭时，阿贝和吉尔偷听到了素不相识的卡罗尔对法官斯潘格勒的控诉：法官徇私枉法，要把卡罗尔的监护权判给根本不关心孩子的父亲。阿贝突然决定帮助这位可怜母亲做一件好事：除掉这个腐败的法官。

于是，他开始监视法官的日常行踪、生活习惯，据此制定谋杀计划；偷取毒药，实施谋杀计划。这个过程中，他的人生突然有了一个目标和方向，重新获得了生机，头痛和焦虑都消失了，甚至连性能力都恢复了。

一个存在主义哲学教授如何变成一个谋杀者？一场谋杀如何让一个绝望的厌世者重新变成生命的拥抱者？这些问题构成这部电影的核心议题，也是伍迪·艾伦思考的着力点。要解答这些问题，仍旧需要回到存在主义的思想脉络中。

无论对尼采还是海德格尔，虚无主义都是关键问题，都同时意味着“危”与“机”。对尼采来说，现代虚无主义既可能导致彻底堕落的“末人”世界，也同时孕育着“超人”；对海德格尔来说，虚无主义既是长期以来对存在的遗忘，也包含着在存在的新启示中得救的可能性。

阿贝的转变，显然是存在主义式的。虚无在他身上不仅激起绝望和自我厌恶之情，也让他体验到一切秩序的“荒谬”。或者说，虚无带来的绝望，和它带来的自由一样多，这为他重新体验存在（而非迷失在关于存在者的现成答案中）开辟了可能性。

所以，阿贝那么轻易就做出了谋杀的决定。对于杀人，传统的道德和法律的价值坐标，在阿贝那里早已消失。一个谋杀的决断，让阿贝从一个绝望者变成了自我和世界的全新立法者，通过自己的行动为自己的存在重新奠基，这种纯粹的意志让他的世界重新变得有序有力。

这种转变，如果用尼采的话来说，就是凭借权力意志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进入“积极的虚无主义”；如果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从被抛与沉沦的非本真状态进入决断与创造的“本真性存在”。

为了方便观众接受，艾伦也给阿贝抹上了一部分功利主义色彩——杀人是为弱者做好事。

死去，为避免平庸者的不安

阿贝的死，是伍迪·艾伦式喜剧结局。杀死法官后不久，吉尔发现了真相，她最终不能接受，要求阿贝去自首。阿贝决定除掉吉尔，但在缠斗中，他不小心踩到手电筒而掉进了电梯井。

艾伦让阿贝的生命因为一个偶然的决定而转机，同样因为一个偶然之物而终结。贯彻了存在主义的理念：无法摆脱的偶然性和有限性。

抽奖得来的手电筒，本身就是一个绝妙的隐喻：在绝对黑暗中，它就像人的有限理性，虽然能随意照亮一小块地方，让人前行，但这种前行根本而言仍是盲目的；而那些被照亮的地方就像我们偶然积累的知识、习俗等自以为可靠的东西。

这个结局无疑也是保守的，因为伍迪·艾伦把多数观众设想为吉尔这样的平庸者，显然只有让阿贝死去才能避免让他们不安。

但是，艾伦仍为部分观众保留了进一步思考的线索。刚到大学时，阿贝正在写一本关于海德格尔和纳粹的书，可是进展艰难；他决定谋杀法官后，生活重新充满活力，这本书的写作也变得进展顺利。“海德格尔和纳粹”，这是一把重要的钥匙。

20世纪30年代，海德格尔在弗莱堡大学和纳粹有一段短暂的合作，成为其一生的污点。他起初相信，应对虚无主义，纳粹革命或许可以带来对存在更为根本的体验，进而成为更本真的伦理和政治的基础。他起初相信，只有德意志此在的复兴，才能把西方从持续的虚无主义没落中挽救出来。

研究这段历史的著作数不胜数，显然，阿贝能从自己的决断经验中看到海德格尔思想中通往纳粹的隐蔽路径。个人和共同体同样面临着“存在的深渊”。一个共同体（即使是艾伦自己身处的所谓自由民主社会）所依靠的那些基础和价值，同样潜在地受到虚无主义的威胁，仍有可能像阿贝或曾经的德国一样，在偶然机遇中转向截然不同的另一方向。

虽然看似故事简单、结局轻率，其实伍迪·艾伦是相当严肃地对待阿贝的决断和转变，清醒地意识到这种决断的极端、尖锐以及思想背景。更重要的是，他能以含蓄的方式将“存在的政治”从个体推及社会，显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视野及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