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女人爱男人，往往只是为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

▲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在上海书店为读者签名

王安忆第一篇给我印象深刻的小说是《雨，沙沙沙》，发表在1980年《北京文艺》上。在1980年的语境中，它干净，单纯，清新，秀气，就写一个未谙世事的女孩雯雯在一个雨夜的向往。不是在深深的雨巷，就在飘着细密雨点的马路上，故事非常简单——她犹豫不决地退了两步，就有意错过了末班车，内心在等待曾在雨中带她回家的那一位。她走在雨中，那个他最终并没有出现，但王安忆只用雨中橙黄色的灯光一个意境，就娓娓完成了感人的叙述--那个雨夜，坐在一个陌生男人的自行车后座上，沐浴在一个橙黄色温存的世界里，她就觉得一切戒备都是多余的。这个雨夜，他无须再出现，她走在橙黄色温存的回顾中，就像走在梦里。有了梦，才有了生活的美好。

记得我被这篇简单的小说感动后不久，就贸然给王安忆写信了。那时她在《儿童时代》当编辑，我知道她是茹志鹃的女儿。茹志鹃的小说《百合花》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那个小战士枪管里插着的野菊花，那床新媳妇献出的枣红色白百合花的被子。曾经在山里拖毛竹的农村小战士当然不会有往枪筒里插花的趣味，乡村小媳妇也不会懂白百合花的雅致，但七十年代，在北大荒烧得暖烘烘的土炕上，《百合花》的情调就曾那么强烈地感染着我们。

也许是那个缺少色调时代的渴求使然吧。我至今记得那个新媳妇一针针默默给死去的小战士缝好衣服的细节，至今都不觉得情节或意境的人为。那是因为茹志鹃叙述的氛围是真实的，黄菊花、白百合花，在那个年代，也是梦吧。下乡时还读过茹志鹃的《高高的白杨树》，写“我”与一位沉默寡言的大姐在战争中的感情，战后去大姐家乡寻找，找到的是一位同名同姓，热情洋溢在养兔中的姑娘。情节毫无引人处，挺拔的高高白杨树的意象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以致我对这种树也有了某种情感。我以为，茹志鹃深深影响王安忆的，不仅是百合花、白杨树这样的诗意结构，还有在淡淡细密叙述中蕴涵的那种味道。我喜欢她的小说，就从这味道始。女儿的叙述细腻度高于母亲。

▲1978年王安忆和父亲王啸平母亲茹志鹃在家中

我向王安忆约稿，她很快寄了我《庸常之辈》，写街道作坊里，下乡回城的，一个只本分地守着自己一方卑微天地的普通女工何芬。在上海弄堂里，要面子的女孩当然很多。但像这样，尽自己本分，实实在在守护自己自尊的，自然不多。结尾，王安忆写她，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打发走了疲劳的一天”，熟睡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只占了个很小很小的位置”，是“庸常之辈”。但认真占好这小小的位置，其实又闪烁着暖暖的光芒。王安忆刚起步就是这样：甘居一隅，静静的，在一个并不宽敞的空间里，以细细的笔触，淡淡的情调，写一点小女子身上的触动人处，在不大的格局中寻找一种充盈。

王安忆了不起的是，几乎每年对自己都有拓展。我惊讶于她的生活积累能力，似乎有层出不穷、用之不竭的素材，它们变成小说娓娓道来，细节丰满、亲切，尤其对我这样，与他同时代人而言。且她似乎每年都在不知疲倦、头也不回地往前走，不断超越她自己，又似乎从不急躁，不为任何干扰所动。她的外表是温和的，嘴角常有浅浅之笑，但绝不随和。我能感觉其自我之强大。

王安忆写作的好处，恰是不拘结构。我后来读她一篇自述，称她其实不适合写短篇，因为短篇的精炼不适于她，中篇才适合她的放松叙述。其实，放松叙述正是她的长处。以我陋见，小说无论长短，细节多寡才构成结构。小说最考验细部，无切肤感就无亲切。王安忆小说中的细部常令人心动，这最难得。

王安忆的中篇确实比短篇好，长篇又比中篇好。为什么？因为长度足够使她放松。她是一个马拉松选手，跑马拉松的人不宜短跑，靠耐力。王安忆就属于越跑越好的人，这是她的个性使然。

我对王安忆的感觉，其实主要来自她的小说。她的第一部长篇《69届初中生》其实还未找到长篇应有的感觉——让人停留的章节远少于匆匆走过的章节，但却提供了一个体悟她的感光室。她的执拗，她的表象后的我行我素，她的淡然与内心的不妥协……我与她，好像也就一两次实际的面对面。一次是与陈村一起吃晚饭，到八点钟，她说，须要回家了，她本就很少在外吃饭，吃了，八点也须要回家的。我自以为已经很恪守自己生活原则了，她却要坚决得多。无这般坚决，我想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作品与那么高的平均值。恪守，也意味着对感觉力的保护，明亮的灯光下是不会有敏感度的。这大约与歌唱家保护嗓子，是一样的道理。

▲1970年代，王安忆在自己家中

王安忆的《69届初中生》中，写得最好是爱情：从初接到情书的惊慌失措、语无伦次，镇静下来又隐隐生出些骄傲，回味信中内容，便悔于自己的反应，开始偷寻、窥视他而将回味变成自己的“节日”。之后，变成忐忑盼待来信，到真见到信尾出现“我爱你”之狂热，又惊呆而幸福。其中层次太丰富了。这样的初恋悸动，那种刻骨铭心的体悟，也许我们都经历过。但纤微难搜，大约也难有王安忆这样的分辨力。分辨力是一个作家的资本，它真切表达了六十年代环境中，一个纯真少女，对爱情认知的全过程。

《69届初中生》开头第一章描写的角度其实非常有震撼力：婴儿的视觉与触觉，由母亲的怀抱、父亲胡子扎人的感觉始，延及水——洗澡与奶瓶；触觉转味觉——棒冰与包子；再抬眼环境——马路与弄堂口。感官能力真的太强了。王安忆以此长篇，有条不紊写了一部五十年代哺育、六十年代磨砺成的雯雯自尊的形成史。雯雯的自尊建立在那个年代真实的谱系中，感人而有社会学意义。王安忆之了不起是，她几乎是以鄙视当时戏剧性控诉的态度，在所谓的“家长里短”、“见素抱朴”中，就写成了这一届人更深刻的青春史。辛酸吗？当然有。被耽误的一代吗？当然是。更重要的是，她写出了集体主义熔炉锻造中，一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强大个人的长成。尽管雯雯只有实际的小学学历，只是一个很普通的下乡知青，进了城也只是柜台后一个很普通的售货员，最终也只在里弄工厂一个压瓶盖女工的位置上，成了一个拥有五味杂陈的新娘。相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是一部怎样的炼成史呢？我以为，这就是一部很精彩的六九届的“文革”史。最后结尾，新婚夜，雯雯与任一的对话是——

我和你，完全是误会。假如不搞“文化大革命”，假如一切正常，我们不会相遇的。

“文化大革命”本不该发生。

一切都在轻描淡写间。写完这部长篇，王安忆不再用“雯雯”了，她已经完成了雯雯的塑造史。

《69届初中生》1984年3月最后改定，1984年底她就写成了《小鲍庄》，发表在1985年第二期《中国作家》上（与莫言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发表于同一期）。说实在，1985年读到它，我先懊悔是，为何《庸常之辈》后就中断了与王安忆的联系，“假如这小说能经我手发表……”，这是一个编辑的本能。按《小鲍庄》篇尾记载，它1984年底改定于北京，那正是我在《人民文学》跃跃欲试的时候，尽管我那时不负责上海。当初令我意外的是她控制基调的能力--那村庄就像沉睡在清冷的月光下，没有狗吠，那样安静。

1984年底有关“寻根”的说法，不可能对王安忆没影响。《小鲍庄》里有一个“捞渣”，韩少功的《爸爸爸》里有一个“丙崽”，两人从不同的角度，构成了截然不同的思索点。

《流水三十章》是王安忆的第三部长篇小说，1986年10月起动笔，写了半年，发表在1988年第二期上海《小说界》上。写《流水三十章》前，她连续写了好几个中篇，写作能力已经汹涌澎湃。这些中篇，印象深刻是1986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阁楼》，以及分别发表在《十月》《上海文学》《钟山》上的三恋--《小城之恋》《荒山之恋》与《锦绣谷之恋》。

王安忆写男女，写得最美在注视。“她”这样注视“他”：“衬衫大了一些，前后飘舞得像一面旗帜，他的身体前后不着地处在宽大的衬衫里，有一股凄凉的孤独。这孤独有一种奇怪的魅力，好像在一个喧嚷嘈杂的世界里划出一个清静的圈子，分离了他与人群，温和地陪伴他向前去。”感觉确有张爱玲的影子。

“他”与“她”的真性被唤醒，出了家庭，就只能走向荒山，在荒山中毁灭。他的真性被唤醒时，那个母性她的态度，只能是“似乎什么都知道”，只是缄默着等他，以温暖的气息，鼓励他扪心自问。王安忆的心思在哪里？小说中说，“女人爱男人，并不为那男人本身的价值，而往往只是为实现自己爱情的理想”。我理解，她是要说，所谓爱情，只是一种男女本性需要维系的形式而已，撕破了这形式，就只能毁灭了。

我感觉王安忆是通过不断阅读在提高自己。1994年她在复旦大学开了一堂小说课，在文坛成为大家议论的一个话题。我感觉，开课是她在逼迫自己的理性分析能力。这门小说课共13讲，她从分辨“小说是什么”讲起，她说，小说是用现实材料构筑的一个心灵世界，一个神界。她的讲稿似乎当时在《小说界》连载，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的经典分析体现出优秀的解读能力。

▲《长恨歌》

《长恨歌》是王安忆的第六部长篇。她30岁时写完《69届初中生》，10年里勤勤恳恳，写了6部长篇。写《长恨歌》时，已经从容不迫、炉火纯青了。

《长恨歌》写一个沪上淑媛错位的40年，故事其实简单。王琦瑶，琦是美玉，宵朗之琦，能耀亮暗夜。瑶，“瑶华不琢，则耀夜之景不发”，也是美玉。冰雪态也称“瑶华”的。王安忆写这个王琦瑶非个体，她代表上海弄堂里曾经的小女儿情态，“这情态的名字就叫王琦瑶”。王安忆一开始就归结：上海弄堂因为有了她，才有了情味；因为了这情味，便有了痛楚；这情味一点点积累下来，在烟火气里，就有了弄堂的感动。她通过这个群体写她所体会的上海，所以，第一章最后一节，在鸽子见证着飞过之后，才写到弄堂里，有点寒酸的闺阁中，在流言里生长起来的王琦瑶。这个王琦瑶的命运，从一开始就确定了的--“本是如花蕊一样纯洁娇嫩的闺阁，却做在这等嘈杂混淆的地方，能有什么样的遭际呢？”

▲郑秀文饰演的王琦瑶

我感觉这部小说的好处，就在于写王琦瑶一错再错、事事相舛中有悲凉感，却都以顺遇的态度。她觉得所遇都是避不掉的，觉得这悲凉本是人生该有的，也就没什么怨艾，就以温婉压了感伤。

一部好小说，提供一个开放的结构，从不同的门进去，本都是可以走通所有房间的。不同道路的交叉，才构成丰富的回味与感叹。她从弄堂、闺阁写到晚会、公寓、邬桥的桥与砧杵声，写得最有诗意是邬桥与送豆腐的少年。平安里的下午茶与围炉夜话，很有《红楼梦》那种淡淡日常中充满了韵味的写法。程先生与王琦瑶再相会，那种微妙的知会，则是最感人的。这一段就令人感觉到，人与人之间，其实是一种修行，所谓“修百年才能同舟，修千年方可共枕”。这是王琦瑶对“老克腊”说的话。

本文节选自朱伟作品《重读八十年代》

▲《重读八十年代》，朱伟著，中信出版集团

上世纪八十年代，朱伟作为文学编辑就职于《人民文学》。他常骑着自行车从一个作家家里，到另一个作家的家里，期间结识了莫言、余华、苏童、刘索拉、阿城、格非等一大批作家，并推出他们最有代表性的一些作品。从《三联生活周刊》主编位置上退休后，朱伟花了三年多系统重读点评了王蒙、韩少功、陈村、史铁生、王安忆、马原等10位标志性作家的经典，新书《重读八十年代》诞生了。

用朱伟的话讲，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情人”一样“轧”着马路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