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在讨论先锋文学时，我们在说些什么？

用这样一个流行句式来开章谈先锋文学，能否稍微抵消一丝“先锋”先天的距离感？虽然也担心熟滥标题难衬以“陌生化”为豪的先锋品格，但这一问在现下提出确实是恰当的——在北京刚刚召开过的“纪念先锋文学30年国际论坛”上，来自北京上海浙江广西美国芬兰瑞士阿根廷等地的学者作家们，他们坐而论道了整整一天，谈的最多的问题，可不正是：“谁是先锋”、“它在今天是什么意思”吗？尽管这场论坛官方命题更加宏大——“通向世界性与现代性之路”。

专家选择专业的言说路径，合理合情。但普通如我们，若隔着学术名词去观看本已不断被历史的“先锋文学”，这个行为是否终成对博物馆里前朝“遗迹”的例行凭吊？“先锋”一脉，不该只给我们留下大而陌生的前身与后事啊。

如果说，常被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拥趸者研究者们轻薄的当代文学，是一个面目颓然表情尴尬的中年男人，那迅速勃兴又倏然隐匿的“先锋文学”，是这个男人生命中哪一段？它该是光辉岁月？还是年少轻狂？为什么在风流云散30年后，还有一些人，在持续地回忆它，怀念它，追索它，讨论它，理解它？它是一个结案的概念吗？它是一种作古的精神吗？如张清华教授的发问，30年前的“先锋文学”，它是一段历史还是一伙人？它是一段现象还是一堆文本？30年后，它成了一份来自历史深处的“精神遗产”？还是化为一种消费性的“中产趣味”？

“先锋文学”到底指的是什么，这篇数千字的文章，难以承载也显然无力完成这个讲述。但数一数旁逸斜出的细节和分枝，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加贴近它。 

长空下最后一场雪，你就是八十年代

1982年，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学生骆一禾，写下诗作《先锋》。“世界说需要燃烧 / 他燃烧着 / 象导火的绒绳……当春天到来的时候 /他就是长空下 /最后一场雪……”这首写在八十年代开端的小诗，竟是“先锋派”的寓言。

5年后，一个叫余华的浙江青年带着手稿，来到上海。

余华，还有一批被多家文学杂志拒之门外的青年作者，这一次决定要敲开重量级文学杂志《收获》的门。和余华一起投宿在华东师范大学招待所里的人中，还有一个苏童。彼时他俩和任教于华东师大的格非，经常被人遇见在小餐馆里高谈阔论。白天，他们和同伴坐着公交车去《收获》编辑部，被人戏称“好像《收获》是他们的家”；晚上，他们在招待所里聊天、打牌，深夜饥饿时，一起爬过紧锁的摇晃的学校铁栅栏门去觅食，再饱食归来。

余华这么回忆1987年的那个秋天：“收到第五期的《收获》，打开后看见自己的名字，还看见一些不熟悉的名字。《收获》每期都是名家聚集……却在这个节骨眼上集中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

这一期《收获》后来被称为“先锋文学”专号。“一伙来历不明”的名字，分别是马原、苏童、格非、叶兆言、孙甘露、洪峰。他们被《收获》的编辑们顶着“胡闹”的“罪名”推上了1987年第五期第六期《收获》。

说“罪名”，并未言过其实。80年代中期，尽管“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意识形态召唤着变革，但“消除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运动，让刚刚宽松起来的文学环境三度进入戒严似的紧张状态。”——余华这样形容——如此背景下，先锋派被判定为“首先没有听党的话，政治不正确；其次不是在写小说，是在玩弄文学”。

有杂志因为登载他们的作品，受到“上面”的严厉批评，余华他们一度成为“文学弃儿”。但历史的因果，让他们遇上了同样没“听党话”的《收获》杂志。

《收获》“收留”了这群小说家，并为其大张旗帜。一年中最黄金的出刊月份里，四期先锋文学专号被隆重推出。

《收获》桀骜的文学品格背后是有原因的。 杂志时任主编是德高望重的巴金，实际负责人、副主编是巴金女儿李小林。这也是管控意识形态的官员们为之绕行的原因。但当四期先锋文学专号出刊后，《收获》还是收到了改组的命令。李小林被要求不再有审稿、发稿权，官方理由是“李小林不是共产党员，当时文学杂志的负责人都是党员。”

改组命令折腾了几个月，最终不了了之。李小林后来对余华说起原因，一是官方顾忌巴金的反应，二是《收获》当时得到了茹志鹃、王西彦、柯灵等老知名作家的支持。

就这样，《收获》化险为夷，先锋小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集体亮相。一个叙述新时代来到。

既然是“燃烧”，注定要迎来火烬。写下《先锋》的预言者夭逝于1989，先锋文学也在不久后的90年代偃旗息鼓——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变动让西化思潮戛然而止。1993年以后，当代文学思潮与运动出现整体的停滞和瓦解。

然而哪怕是一次短促的燃烧、一场限时的落雪，先锋派也给这片土地留下了无比重要的经验和常识：对精神自由的积极追寻、对丰富人性的自觉捍卫、对既定历史的个人化重构。无需否认，先锋派的现代化叙事探索并不成熟，甚至是生涩借鉴，但更深层的价值启蒙才是先锋文学给中国当代文化最重要的贡献：与其迷信“群众”，不如去“尊重每一个人——确确实实的每一个人”。

这是后人带着历史良心去书写和怀念它的最大缘由。

言必称余华格非，那能不能谈谈王朔和冯唐？

 30年过去，当年“身份不明”的先锋派主角们，在被建构的历史中，形象地位已成为封神榜上分茅列土的神仙。尽管作家们陆陆续续出版的作品已经回归常规，但对普通读者来说，位列仙班的他们还是难以亲近。和先锋派一起长大的读者如今已成为中年一辈，后起的80、90后们，也鲜有对先锋派亲近——他们宁愿选择《平凡的世界》里直白的苦大仇深。

必须承认的前提是，不管“现代性”一词多么的让普通读者不想接近，这确实是先锋文学深刻标签。“先锋派”们就像是现代主义中的革命份子，他们带着冒犯，颠覆，叛逆，激进的特质，狠狠地拒绝着大众。也因此，我们通常觉得，如果哪位作家的作品有不错的市场效应，他的小说就很难在艺术上有所创新。

这一点，持续研究“先锋派”在当下的北大文学系陈晓明教授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当下的文学里，先锋沉潜于表层之下，个人的创新反而成为常态。“恰恰是最近有市场效应的作家可能会选择非常偏激的个人化的表意策略，可能是他们更具有先锋意识，他们对小说艺术的创新耿耿于怀，孜孜不倦。”通俗地说，书卖得不错的作家，可能有更强的先锋性。

有人推出莫言，有人以说起了刘震云和阎连科。

莫言自谓“妖精的现实主义”，刘震云以“一地鸡毛”式的新写实主义建业，阎连科更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员大将。他们的小说无比贴近现实，咋一看，似乎很难与一身乌托邦浪漫的先锋派联系起来。但在《蛙》《故乡面和花朵》《一句顶一万句》《受活》等小说中，土的掉渣的乡村故事背后，混杂着后现代的激进主题。作家尽情地书写荒诞，极端解构。先锋性被不动声色地隐藏。

如果说莫言刘震云阎连科还属严肃文学作家一脉，那将王朔冯唐这两位粉丝众多的热门作者与冷峻的先锋文学联系在一起，是否让人大跌眼镜？

诚然，90年代，王朔以“痞子”、“取悦大众”的声名争议在外，但2007年小说《我的千岁寒》，陈晓明评为是一册“超文本”。王朔一改贫嘴、调侃的文字戏耍，以极其克制的文风零度叙述，也抛弃了“痞子”的故事，以意象纷呈、似是而非的机锋来呈现佛教的禅机。这种返璞，被陈晓明认为颇近八十年代末的先锋意态。

同样讲佛祖故事，如果说王朔的《我的千岁寒》若是旨在用文字表现“禅”，那冯唐《不二》则是有意以故事忤逆“禅”。端庄的佛祖被冯唐放入通篇的色欲迷障中，极尽男女交合之事……写作者“冒犯”之心堂皇可见。这种个人写作的极端纯粹之心，又怎说不是“先锋”的态度呢？

王朔冯唐两位，是极难被定义的作家代表。他们市场化程度极高，作品相当多的欢迎和追捧，这明显有别于传统意义上“先锋派”远去市场的出世风格。他们在市场中胜利，不甘心重复和平庸，又凭着这个胜利，滋生出自己的写作先锋。

陈晓明反问：“如果说这样的小说不是站在汉语小说的艺术前列，还不够先锋，那还有什么小说先锋呢？”

在今天，谈论一个作家的先锋姿态可能比谈论一个先锋作家更适宜。

我们愿意相信，断裂没有歼灭传统。如陈晓明所说：“它没有随同80年代历史终结而死去。”逝去的东西，并不意味着他们被永远埋葬，更有可能因为其他目的被重新召回。先锋不仅是一种静态的品格，更是一种持续地推动能力。“先锋”不仅是历史与经验下的写作，而是用写作创造着历史与经验。

在“纪念先锋文学30年国际论坛”论坛上，先锋派作家们的发言被着重安排在了晚上，白天是各路评论家学者的“百家讲坛”。偌大的礼堂里，作家们接受八方注目，坐在台下听自己的名字被不断提起，神情平静。余华甚至因为胃疼直到下午才出席——他是小病初殃，格非是大病初愈。

作家们不肯高谈阔论当年，非要发言，便轻描淡写地比喻旧梦。苏童说“我们那时候就是在进行一场裸奔”，余华说“那时中国文学好比一个人的血管99%被堵住了，需要装上几个支架了，我们就是装了几个支架而已。”

当年住遍了招待所彻夜不睡的青年，如今坐在燥暖的房间里，一不小心打上个盹。而我们，就像和父辈隔膜多年青年，想慢慢走近他们，谈论他们。情深不寿的预言家说“我们一定要安详地 / 对心爱的谈起爱 / 我们一定要从容地 / 向光荣者说到光荣。”是的，不讳言他们的失意，也坦然地、从容地，谈起爱和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