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人何以伟大：城邦开启真正自由的文化生活

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各种方式追求自由和发展自己。诗歌、文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哲思，还包括政治生活与自由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自由发展的工具，且构成自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雅典卫城南侧的狄奥尼索斯剧场，台阶系后来修建。悲剧《波斯人》在此上演。

《自由的文化：古希腊与欧洲的起源》被视为德国古代史学家克里斯蒂安·迈耶最具雄心的作品之一，因为探索的笔触涵盖整个古希腊文化，其讨论了从艺术到哲学，从政治到战争等一系列问题。有人说，《自由的文化》是作者毕生研究古希腊文化的灌顶之作，叙述并解释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而我认为，其实它是对古希腊文化的一次巡礼；说它是文化的朝圣，亦非夸大其词。

这部作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起源问题，而第二部分是城邦世界的崛起。“起源问题”触及古希腊与欧洲历史的关系，试图回答一个学界争论不已的问题：古代是欧洲的史前史还是欧洲的早期历史。作者的回答是：欧洲历史始于古希腊。第二部分叙述了古希腊文化的形成、发展及繁荣。然而，必须注意，正如作者自己所说，“‘起源问题’原本是独立的一卷”，它对古代与欧洲历史关系的探讨并不深入，而是简单直接地给出结论。“城邦世界的崛起”才是该书的主体；即便是在探讨古代与欧洲历史关系的“起源问题”中，大部分内容也关乎古希腊人的自由天性。

《自由的文化》

用“对自由的热爱”区分希腊人、野蛮人

《自由的文化》的主旨在于阐明希腊文化的生成，作者恰如其分地把古希腊文化定义为一种自由文化，因为这种文化负载着希腊人的宏大理想而定向于个体自由的全面发展。在那种文化里，“每个个体都被期望成为一个整体的人”，一个全能的多面手；这个人被定义为人的典范而最具人性。因此，如果说希腊文化是对真正的人的找寻，则实不为过。

这样，我们从古希腊人这里有力地见证了“文化塑造人”这一最基本的认信。如果说希腊人创造的文化使他们具备了某种特质，那是因为，就如《自由的文化》的作者表明的，“他们创造的东西同时也在塑造着他们，创造者同时也是受造者”。但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希腊人的文化秉承了自由品质？难道希腊人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自由品性而与众不同？必须看到，在古代文化中，唯有古希腊文化不以政治权力为中心，而以人的独立、自由和自我管理为目标。倘使我们承认文化与人的互动性，那么就必须承认古希腊人是一个天性自由的民族。公元前472年，古希腊悲剧家埃斯库罗斯的悲剧《波斯人》在雅典成功上演。这部戏剧致力于回答一个其时弥漫在世人心中的普遍疑问，“弱小的希腊城邦如何击败庞大的波斯帝国，是战略、勇气、技巧、机遇，还是神祇的护佑”？悲剧诗人通过戏剧情节的方式把希波战争还原在舞台上，并借由戏剧人物的对话清晰地予以了回答。戏剧中，波斯国王薛西斯的母亲阿托萨（Atossa）从噩梦中惊醒，向歌队诉说萦绕梦里的不祥故事。阿托萨梦见两位美丽无瑕的女性，一位穿着波斯长袍，另一位身着希腊短服。显然，前者是野蛮人，后者是希腊人。不知何故，她们发生了争吵，国王薛西斯出面干涉，把绳索套在二人的脖子上，一个女子顺从了绳索的牵引，而另一个则竭力反抗，并把薛西斯座驾的轭折成两段，无地自容的薛西斯撕碎了身上的长袍。

当阿托萨问及谁是希腊人的统治者时，却被告知“他们不做臣民”。不做臣民“意味着希腊人没有统治者，不受任何人统治。”既然如此，希腊人怎能抵御入侵之敌？长老们告诉王后，“雅典人尚且摧毁了大流士的精兵良将”。在退场戏中，但见薛西斯衣衫褴褛，孤身一人回到波斯。阿托萨认为，希腊舰队击败波斯海军是神的护佑，薛西斯不应对此负责。可是，埃斯库罗斯在悲剧中严正地指出，薛西斯傲慢狂妄，因为他试图将希腊人和野蛮人这两个本应独立的民族合二为一。亚洲和欧洲乃神定的自然秩序，任何突破其界限的努力都是对神的亵渎。

波斯人对希腊的统治企图为何遭到了阻挠？埃斯库罗斯列举了一长串波斯人和希腊人的不同特征，并试图以此解释战争结果。但一如迈耶所说，“最根本和关键的是，就像阿托萨梦中的两位女性一样，雅典人不肯向任何人屈服，他们不想让自由生活发生改变”。埃斯库罗斯在戏剧中回忆了萨拉米海战中希腊人曾经呐喊过的战斗口号：“前进呀，希腊的男儿！你们要为自己而战。”“为自己而战”乃希腊人的信念，也是埃斯库罗斯对波斯战争的原因给出的结论性言辞。

无独有偶，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以后，希罗多德在《历史》第七卷中也表达了完全相同的观点。我们被告知，在讨伐希腊之前，国王薛西斯对波斯水师进行了一次检阅，大呼过瘾，于是问流亡的斯巴达国王戴玛拉托斯，“希腊人是否有力量抵抗他”？戴玛拉托斯解释道，希腊人的贫穷是天然的结果，但凭借法律和智慧则习得了勇敢的美德，据此他们不会屈从任何奴役。在希罗多德看来，追求自由的秉性是希腊人胜利的不二法门。他在《历史》中宣称“对自由的热爱”是希腊人与野蛮人的区分标志。

巴比伦人自视“世界中心”，古希腊人不然

我们无须列举更多的例子来说明希腊人的自由品性。在“欧洲大陆的构成”一章中，克里斯蒂安·迈耶简要地描述了欧亚两洲的概念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出现及形成，指出“如果不是希腊人，欧亚大陆不会成为两个分离的大洲”。地球在概念上被划分为几大洲以及各自概念蕴涵的意义均出自古希腊人的知识贡献。

公元前6世纪末期，希腊世界的知识氛围令人难忘地展示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经由观察绘制出第一张世界地图，而他的学生赫卡泰乌斯则完善了它。从那里，我们看见了欧洲和亚洲。可以肯定，正是希腊人首先认识到了欧亚两洲的区别，并以此为基础把世界一分为二。欧洲和亚洲不仅被想象为同等大小，而且南半球被视为北半球的镜像，因而地球东西南北对称。所以，地球是完整的圆。柏拉图在《斐多》中形象地把地球比作池塘，人类像青蛙或蚂蚁一样环绕在它的周围；而在《蒂迈欧篇》里，柏拉图强调说，宇宙乃一个包罗万象的圆形，从中心到宇宙的任一边缘都在距离上相等，因此体现了相似原理，没有中心和边缘的冲突，一切事物和谐共处。据此，任何事物都没有特权。

希腊人对世界的认知与古埃及和巴比伦全然不同。古巴比伦人绘制了《巴比伦世界地图》。从该地图发现，巴比伦城位于地球的中心，地图最中央有个圆点，它被视为世界中心的肚脐。古巴比伦人的信念是，巴比伦城为世界的中心，世界中心的外围是环绕的“盐海”。可在希腊人看来，无论巴比伦还是希腊都不是世界中心。

显然，古希腊人没有按照以希腊为中心的方式思考世界，尽管有希腊人认为德尔斐是世界的肚脐。就知识传统而论，希腊人向东方学习，但他们对世界的认知彻底打破了以民族主义为中心的东方传统，以自己的方式观察世界，以自己的方式提出希腊式问题，并形成希腊式的生活观念。

而这，或许可以解释自由文化的起源。

城邦开启真正自由的文化生活

埃斯库罗斯和希罗多德都试图论证希腊人的天性自由的命题。无论是希腊人对世界的看法，还是阿托萨之梦，都指向希腊人天性中一个最根本的侧面——自由。克里斯蒂安·迈耶在第二部分“城邦世界的崛起”中叙述了希腊文化的生成。众所周知，希腊文化在民主制的古典时代获得了充分发展的机会，并臻于成熟。古典文化无疑是希腊文化的巅峰。迈耶希望我们注意一个事实，“古典文化不应被视为一个全新的开始，它以先前的文化为基础”。在迈耶看来，“希腊特性”自迈锡尼文明以来逐渐绽露出来，而在公元前800年时就已经形成且变得非常突出——这些特征中最显著的就是“非凡的希腊人对独立的渴望”。

公元前800年前后是希腊人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悷点；在此一时期掀起的两次殖民浪潮把希腊的过剩人口带到新的海外地区——西西里和黑海。据此希腊人不断地寻求与东方文化的接触，此种接触开拓了他们的视野，更是激发了希腊人的雄心壮志。希腊人不但学习东方的神话和科学知识，还学习东方的管理技艺。这样，希腊人得以更加清晰、理智和自信地放眼世界。迈耶认为：“东方很可能是促使希腊人发展自由文化的要素之一”。

与此同时，希腊人在此一时期的海外殖民运动强化了自公元前1200年以降开启的“塞诺西辛”（Synoecism，城市化）的效果，在希腊大地上遍地开花的城市化过程在那个世纪里尘埃落定。城邦遍布希腊大地，只有这时我们才说，希腊世界是一个城邦世界。城邦是用“塞诺西辛”对原始的政治实体进行高级化改造最重要的成果，作为高级的政治事务，它全面地开启了古希腊人真正自由的文化创造活动与政治生涯，正是在城邦的世界里希腊人完成了文化的创造。城邦引领着希腊精神走向自荷马以来的最高文化成就，无处不在地表达着希腊文化，负载并传播着希腊式理想。《自由的文化》把第二部分定名为“城邦世界的崛起”再恰当不过地诠释了这一点。

甚至展开悲剧、喜剧竞赛

古希腊的宗教生活是希腊人自由个性的闪现，而宗教节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竞技大舞台。不清楚“竞技或竞赛”（agon）产生于何种时刻，但可以肯定它是一种由来已久的传统，与宗教节日密切联系在一起。

“竞技”催生了古希腊人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甚至后来的政治生活也竭力模仿它。我们无须多言奥林匹克赛事，诗歌朗诵竞赛、喜剧和悲剧竞赛、画家和雕刻家的比赛等应有尽有，甚至修辞学家之间也有竞赛。阿提卡的一份铭文向我们揭示了陶工之间的竞赛，一位不知名者发誓，他曾经被授予阿提卡第一陶工的称号。然而，我们要特别强调的是悲剧和喜剧竞赛。古希腊戏剧的成就斐然，但这并非事出偶然，戏剧天才的成功也需要原动力。这一动力就是竞赛。通过竞赛，人们表明自己是出类拔萃的。

古希腊人内心深处潜藏着一股竞争的冲动。每年早春时节，当地中海变得适航，异邦旅客得以往来的时候，狄奥尼索斯城市酒神节便开始了。雅典的城市酒神节数天持续进行。第一天是仪式游行，从第二天起是戏剧演出和竞赛。首先是喜剧竞赛，其中5部新创喜剧上演。从第三天起是悲剧竞赛。人们自由地奉献任何题材的作品，但所有拟参赛的剧本都必须呈送执政官而由其审核，并由他提名；执政官组建一个10人评审委员会，该委员会从一长串提名名单中于开演的第一天早晨在剧场内经由抽签决定参赛作品。赛选过程极其严格，对许多人来说是一种希望，也许注定是徒劳的希望，它像大浪淘沙一样无情地让一些人终身默默无闻，而另一些人熠熠生辉。当最后一部悲剧上演完毕，各评审分别在一块牌上写下自己选定的前三名作品，然后将其投入一个瓮中，由执政官任意抽出五块。其总和就为最后评定结果。最初，一只山羊乃一等悲剧奖的奖品，而一等喜剧奖的奖品则是一罐酒和一篮无花果。直至公元前5世纪中叶，城邦提供的奖金取而代之。然而，真正可贵的是获胜者的成就感以及伴随尊重而来的荣光。

完全有理由认为，古典时期的雅典戏剧是民主制下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雅典人自我检审的一种样式，而狄奥尼索斯剧场不仅是观众娱乐之地，更是思想交汇的舞台，它们汇成浩瀚的政治思想之流，并孕育着柏拉图哲学。自由的民主制和竞争提供了艺术和思想得以繁荣的氛围。

古希腊人跑步的瓶画

古希腊“公民政治”惠及今日

说起古希腊人的特性以及以此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自由文化，我们不得不提及他们的政治生活。所以，《自由的文化》花了相当的篇幅讨论希腊人对政治生活的参与。亚里士多德坦承，自由人不应为他人活着。古希腊政治体制经历王政、僭政和民主制。城邦是希腊式国家，它作为公民共同体，是一群平等者一致行动的国家，有别于王制与僭政。所以，城邦与一人统治不协调，它是公民群体的国家。正因如此，我们才把城邦这一政治形式称为“公民政治”。而“公民政治”中，民主政治（德谟）是典型的自我管理的政治样式，因为唯有在这里，“公民政治”得到了充分发展，而希腊历史才迎来了决定性的转折。直至今天，我们仍然是这一转折的继承者和受惠者。

德谟是希腊的奇迹，它在本质上是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作为自由公民自我管理的有效形式和新的公民理想，展示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韦尔南说，民主制城邦政治生活的基本特色就是定期地、平等地轮流执政。雅典的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要求所有公民不仅应是主权者，而且也应在事实上进行统治，即平等地参与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政治学》一语道破其实质，“既实施统治，也被统治。”既实施统治，也被统治“是对”自由联合“的最好诠释。在雅典，这体现为公民大会和陪审制，公民们通过它们不仅掌握自己的命运，也支配着城邦的命运。对城邦事务的参与决定了公民的价值并表明他们对城邦的意义，这样对个人来说，要提升自身价值，就必须体现高度的参与性，作为一位平等者与他人一道讨论和做决断。于是，在那时，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成为“政治的动物”。

古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以各种方式追求自由和发展自己。诗歌、文学、宗教、艺术、政治思想和哲思，还包括政治生活与自由的生活方式，都是他们自由发展的工具，且构成自由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即便是泛希腊共同体那样的城邦之间的运作也不以政治统一为标志，而是以文化的自由发展为导向。必须明白，自由文化也是一种享乐文化，赛会和竞技无疑是奢侈的人类活动，具有耗费的非生产性质，更不用说作为家庭聚会的宴饮。恰如凡勃伦所说，这些活动的目的定向于声望和名誉，并博取他人仰视。古希腊的宴饮（或会饮）通常发生在显赫家庭里，受邀者是主人政治及文化上的朋友，因而宴饮上发生的一切乃贵族和有闲者的典型作派。宴饮具有一种完全平等的和民主式的氛围，其主要活动是说话与饮酒；参与者彼此非常熟悉，既可饮酒求欢，也可作诗和辩难。

古希腊文化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恰如奥德修斯所表明的，尽管并非每个人都擅长所有的事情，但仍然应尽可能多地去尝试。古希腊人是自由的思考者和敏锐的观察者，没有意识形态的束缚和烦恼，没有解释世界上的宗教禁忌，没有权威强加的一切。这种心灵通过思考寻求答案，通过讨论做出决断。思考、讨论和决断是自由文化的本质特征，因为它折射出知识、责任和自我管理的人类品性，并骄傲地见证着一个伟大民族的成长。 （文/肖厚国）返回腾讯网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