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尔赫斯在中国的阅读与传播史

[摘要]他全集里37次提到中国，他失明后依然“读”《庄子》，他热爱这里却从未踏足。

苏童

我不能理解他，但我感觉到了他

1984年，正在北师大中文系就读的苏童，在图书馆的新书卡盒里翻到了写有《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的卡片，因此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坦率地说，我不能理解博尔赫斯，但我感觉到了博尔赫斯”。苏童至今还记得，那本书的封皮是黄色的。

那是博尔赫斯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本译著，由已故的王央乐先生翻译，1983年出版。但这并不是这位如此重要的作家第一次在这片大地上第一次“露面”，华南师范大学学者滕威曾撰文称，早在1961年博尔赫斯获得自己的第一个国际奖项——他与塞缪尔·贝克特分享了当年的福门托奖时，《世界文学》期刊上就出现了对“博尔赫斯”作品的简短评介。在“文革”后期，《外国文学情况》（内刊）两次提到博尔赫斯，均称之为“自由主义右派”。

博尔赫斯“正式地”在中国大陆登场，是18年以后的事情了。1979年首期的《外国文艺》杂志介绍并刊登了王央乐翻译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和《南方》等四篇短篇小说。彼时在《世界文学》工作的林一安注意到了这些译作，“从没看到过有人这样写小说”，36年后，他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林一安不仅成为了博尔赫斯第一批中国大陆的读者之一，他还很自觉地肩负起了在这片土地上传播这个来自阿根廷的极其聪慧的作家的责任。上世纪80年代初，林一安在《世界文学》上先后编辑刊载了几篇博尔赫斯的小说和诗歌。这几篇作品的译者是王永年，他将《交叉小径的花园》的译名改为了《小径分岔的花园》，这一更改得到了包括林一安、赵德明在内许多业内人的肯定。赵德明后来在一次采访中说道，“交叉小径”是只有两条小径相互交叉，而“小径分叉”更符合原文中无数可能的本意。

然而，博尔赫斯在中国大陆之后的几本单行本的推出，却在第一本之后足足过了差不多10年。上世纪90年代，《巴比伦的抽签游戏》、《巴比伦彩票》等单行本纷纷推出，这里重点要提及的是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套拉丁美洲文学丛书，其中有一部是博尔赫斯的作品——1995年出版的《作家们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谈创作》，1999年，该系列还出版了《博尔赫斯与萨瓦托对话》，作者是巴罗内。正是因为《作家们的作家：豪·路·博尔赫斯谈创作》这本书，博尔赫斯在中国有了“作家们的作家”这样的称号。

其实在《作家们的作家》之前，博尔赫斯的过人才华已经被更多人发现，也有人想要出版他的作品。比如诗人西川。上世纪80年代，西川和一帮艺术家、诗人朋友在宾馆里见到了美国诗人威利斯·巴恩斯通，巴恩斯通除了诗人身份，同时也是《博尔赫斯谈话录》的编者，和他的聊天让西川对这本书动了心，“给我寄来吧，我来翻！”西川豪气道。收到样书后，西川每天趁着同事们午睡时做起了翻译，一天翻个一两页，一年下来，搞定。此间很多出版社都找到了西川想要谈这本书的出版，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1999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博尔赫斯全集》，曾经想要收入西川的译本，但那时版权问题开始受到更多重视，西川虽然翻译了这本书，但是他和出版社都没有这本书的版权，除了继续等待，他没有别的办法。直到2002年，这本书才得到了授权，并由作家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书名改为《博尔赫斯八十忆旧》，出版前编辑得仓促，书中有着不少错误。十年后，这本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新版，修正了旧版中的一些错误。

儿玉

他向往中国，但他从未来到中国

让我们继续回过头来聊聊浙江文艺版的《博尔赫斯全集》，这套全集的出版不仅仅是博尔赫斯的作品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得到集中展示的机会（可惜所谓的“全集”也并非真的“全”，一位美国作家曾告诉西川，这套书远远不是作家的“全集”），而且也是博尔赫斯的文字第一次以正版的身份登陆中国大陆。

在博尔赫斯去世后，他的版权继承人是其遗孀玛利亚·儿玉，在另一家出价更高的出版社和浙江文艺出版社之间，儿玉选择了由后者出版博尔赫斯的全集。林一安说，儿玉仅收了5万美元的低价版权费，其中还包括了她自己在全集出版后那趟中国行的一切费用。“博尔赫斯遗孀考虑的不是获利，而是让中国读者认识和了解这样一个作家。阿根廷有一个‘博尔赫斯文学奖’，短篇小说一等奖就是5万美元。”

林一安担任了这次全集的主编工作，王永年则承担了主要翻译工作，林一安本人则翻译了《序言集以及序言之序言》，并对其他全部内容进行了编辑和校订。“这一套译本当时在国内受到很大重视，这一版在我看来是及格了的。”“2012年去世的王永年先生是目前中国翻译博尔赫斯最好的译者。在西班牙语界，至今无人能够替代和超越他。”回忆起当时的编辑工作，林一安的语气里透露出自豪，后来台湾出版博尔赫斯繁体版时，也是使用的这套译本。只是繁体版将原来的五卷本，改为了四卷本。

这套全集出版后，儿玉来到了中国，是为了这套全集，也是为了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对中国一直有某种特殊情结，他在日内瓦读中学的时候，就曾经读过《庄子》。晚年已经失明的博尔赫斯还曾经让儿玉为他朗读这本书。如今一样步入晚年的儿玉在不久前接受的采访里，透露了她为博尔赫斯阅读《庄子》的故事。“我查到扉页上他标注的页数，翻到那页，然后开始读。博尔赫斯告诉我，往前一点儿，再往后一点儿，‘对了，就是这里！’他的记忆力惊人——这本《庄子》最早是他60年前在日内瓦的中学课堂上偷偷读完的。博尔赫斯向往中国，但是他从未到过中国。”博尔赫斯确实向往中国，他的全集里有37次提到了中国，他没来到这里，儿玉来到了，她去看了兵马俑也登上了长城，她还替他触摸了城墙。

而儿玉对浙江文艺版的博尔赫斯全集的出版也很满意，林一安觉得很奇怪，儿玉又不懂中文，怎么知道翻译得如何呢？儿玉是这样回答的，“交谈中你提到的各种译法都很符合博尔赫斯的本意，比如‘maker’（西语：hacedor）你们译作了‘诗人’，而不是‘创作者’。”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儿玉的一位进行英美文学翻译的朋友曾经这样对林一安说：“每个汉字都是一个迷宫，而博尔赫斯的文字也是迷宫。”

林一安

应按时间顺序编辑他的作品

博尔赫斯与妻子玛丽亚·儿玉，儿玉陪伴博尔赫斯度过了晚年时光，也是他唯一的遗产继承人。

照理，这样一套译本过硬，又获得了独家授权的全集，理应让热爱博尔赫斯的读者趋之若鹜，满怀期待的，市场反响应该还不错，但似乎情况并非如此。浙江文艺出版社原副总编辑曹洁说，这套全集的首印只有几千套，“因为当时市场上还有很多海南三卷版的余货。”

曹洁口中的“海南三卷本”指的是，由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6年出版的三卷本《博尔赫斯文集》，包括了小说卷、诗歌随笔卷和文论自述卷，但曹洁说，这套文集是没有版权的书。这套书的存在，挤占了本应属于《博尔赫斯全集》的市场，首印的几千册卖得并不好，“后来每年都有加印，每年几千册，从未过万，一直到2008年版权到期。”

2008-2015年7月，在过去七八年的时间里，《博尔赫斯全集》在中国大陆几乎再也无法从书店里购买到，新一代热爱文学的年轻人一遍遍地在问着一个问题“什么时候才能够买到《博尔赫斯全集》？”毕竟，这套原价150元的全集，已经在孔夫子网上，炒到了2000元的高价。

博尔赫斯全集的接力棒，终于被上海译文出版社在2010年接了过去，这套约40种的全集，现在推出了16册（另有一本随笔集《文稿拾零》将于本月底上市），预计到2017年全部出完。从2010年获得版权，到现在才推出，中间到底是什么原因用了这么久的时间？对于这个问题，新版《博尔赫斯全集》的责任编辑周冉并不愿意多谈。“定项目、组织译者以及编辑工作都花了不少时间。”她这样解释。但译文花多少钱得到了版权，周冉却不肯透露，“版权费还是不说了。”

据了解，新版依据埃梅塞出版社《博尔赫斯全集》权威五卷版本而来，除了对早前版本进行校勘，还收入了过去未在国内译介过的博尔赫斯与他人联合创作的幻想小说、散文及文论等，新增内容占全集至少三分之一。“第一辑选取他最具代表性的虚构类小说、随笔和文论，年底会集中出版诗集的部分。”周冉还表示，新版全集囊括了老版的全部内容，这部分的译本，使用的也是老版译本，而新加入的内容，译者则包括了赵振江、刘京胜等。

不过，不论是旧版还是新版的全集编排，林一安都持保留意见。他说台湾繁体版就是按照博尔赫斯作品的出版时间顺序进行编排，墨西哥作家奥克塔维奥·帕斯曾说，“博尔赫斯的作品，既是小说，又是诗歌，也是散文”。所以林一安认为，体裁的打乱完全不会影响读者阅读，按照时间顺序的编辑方式可以使普通读者和研究者从书中认识博尔赫斯一生的创作历程与轨迹。因此，对浙江文艺版将全集按体裁分类他“持保留态度”，而译文新版打乱原作顺序的单行本编排方式让林一安“更加感到遗憾”。

陈众议

在人们面前，他很谦卑

无论如何，博尔赫斯单行本的出版让博尔赫斯迷们，终于不用再捧着厚厚的卷本埋头苦读了，也不用再担心全集举着举着手臂就发麻了。不过，故事讲到这里还没有结束，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经说过“博尔赫斯、马尔克斯、卡尔维诺，三人同样为我们做着完美的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誉，这三个文学巨匠，构建出的文学图景动人、美丽、充满智慧的光辉。而他们也都对中国的一代作家产生了影响。今天，当很多人像当年期盼正版的马尔克斯一样期盼博尔赫斯全集的时候，我们理应回头看看这位作家为什么如此值得被期待、被等待。

“‘听说你喜欢博尔赫斯？’我点了点头。他又问：‘现在你还喜欢他吗？’我又点了点头。他忽然就不说话了。半天才摇了摇头，叹了口气，向我宣布道：‘你完了！’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遂问他是什么意思。这个人挠了挠头，充满同情地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话：‘你完了，彻底完了，竟然喜欢一个三流作家。’”

这是格非在2014年出版的新书《博尔赫斯的面孔》里的一段文字，记述了他与华东师大一个文学专业学生的对话内容。是啊，时光已经不再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了。

格非、马原、苏童，这三个人都是在80年代初接触并且“爱上了”博尔赫斯。马原的感觉是找到了同好，“我们都不满足于传统的叙事方式，并试图去打破它。”苏童在从图书馆借到了博尔赫斯的小说集后是这样的感受，“从而深深陷入博尔赫斯的迷宫和陷阱里，一种特殊的立体几何般的小说思维，一种简单而优雅的叙述语言，一种黑洞式的深邃无际的艺术魅力。”而即便在被年轻的文学专业学生“教育”之后，格非依然说：“我对博尔赫斯有着很深的感情，我对他的评价自始至终从来没有变化过，他一直是一位令我充满敬意的作家、诗人和学者。他在小说、诗歌与文论方面的成就一样都很高，世界上没人能否定这一点。”

同样都作为博尔赫斯的“粉丝”，陈众议显然更幸运，因为在墨西哥留学，他接触博尔赫斯更早，“我第一次读到博尔赫斯，感觉像在和智者做游戏，而看马尔克斯、略萨等人的作品，则感觉他们在一个文学传统中脉络相承。博尔赫斯是用哲学头脑做文学。”

不仅如此，陈众议还在1979年见到了博尔赫斯，“他在我就读的墨西哥国立大学做演讲，听的人不多，因为当时意识形态尚未淡化，针锋相对得厉害。博尔赫斯的火药味不重，所以不吸引听众。我感觉他是个大师，但不觉得他是文学家。在人们面前，他很谦卑。”在接受某杂志采访时，陈众议回忆说。

格非

他选择了另一种方式的写作和生活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文学界一个普遍的观点是，1985年后的那批先锋作家，包括马原、格非、余华等，都或多或少在写作上受到了来自博尔赫斯的影响。学者季进认为，马原的《虚构》和《冈底斯的诱惑》；格非的《褐色鸟群》、《青黄》、《迷舟》；余华的《往事与刑罚》和《此文献给少女杨柳》等作品受博尔赫斯影响非常明显。格非也认为，中国大陆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文学创作，广泛受到了博尔赫斯的影响。

但有趣并吊诡的是，多年以后，这些当事人却并不承认这一点。“我想不到我的哪篇作品跟博尔赫斯有直接的联系。”苏童在电话另一边这样说道，即便在《苏童：我的读书生涯》这篇文章里，他曾经写下过这样的语句——“我无法忘记博尔赫斯对我的冲击。”

而马原一样不认为《冈底斯的诱惑》有学习或模仿博尔赫斯，“博尔赫斯没写过如此大体量的小说，我个人也写过短篇小说，在那一批规模、体量都与博尔赫斯相近的小说里，偶尔会想到博尔赫斯的写作技法，更偏重结构与叙事，而不在意内容与价值意义。”

确实，比起马尔克斯经典的“多年以后……”博尔赫斯即便被模仿了，也没有那么容易被发现。西川将博尔赫斯典型的写作结构称为“中国盒子”，“一个大盒子打开里面还有一个盒子，再打开里面还有一个盒子，再打开还有一个盒子……这给中国当时的小说写作带来很大的启发。”西川认为，这让中国的小说家们意识到，小说不仅仅可以按照狄更斯或者巴尔扎克的方式来写，也可以用博尔赫斯的这个方式来写，这叫做“后现代”。

是直接的借鉴模仿，还是潜移默化的被影响，这件事似乎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博尔赫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在中国读书界确实掀起过一阵被疯狂阅读的风潮，然后迅速退去。“大概到90年代中后期就结束了，你再说博尔赫斯的话别人会觉得你已经过时了，这一段对博尔赫斯的阅读已经过去了。”西川说。那情形，大概就像格非遇见的那个对他摇头叹气的华东师大的学生一样吧。

一些人觉得博尔赫斯“不入流”，是因为他作品里的社会性不够，“但其实博尔赫斯本来就不是社会性的作家。很多人又说博尔赫斯没有政治立场，我认为这个观点是错误的。实际上，博尔赫斯的政治立场非常明确，他与政府之间的关系一度很紧张，曾有人威胁要去杀他和他的母亲，他的母亲说，‘要杀我的儿子，我相信你们是可以杀的，但我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你们要杀的话就快点儿，否则我死了，别人会以为是你们杀的。’我觉得他母亲的态度也反映出了博尔赫斯对待政治的态度。其实博尔赫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温和，只不过他选择了另外一种写作方式和生活方式。”格非说。

西川

他至今依然在全世界被作家们尊重

时光飞逝，今天，中国大陆的读者对博尔赫斯的热情似乎又再一次被唤醒。西川认为自己在这中间起了些作用，那本新版的《博尔赫斯谈话录》帮着全集的出版预热了一把。“博尔赫斯至今在全世界依然是被作家们非常尊重的，至于大众层面对他的了解程度，我也不知道。”“任何一个作家如果卖得还不错，一定得死一次，有些人就死掉了，有些人如果死过一次之后又活过来了，那么他一定是一位伟大的作家。博尔赫斯属于那种死掉几次，依然能活过来的作家。”

在文章的结尾，让我们回到苏童那篇关于他读书生涯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几年以后我在编辑部收到一位陌生的四川诗人开愚的一篇散文，题名叫《博尔赫斯的光明》。散文记叙了一个博尔赫斯迷为他的朋友买书寄书的小故事、并描述了博尔赫斯的死给他们带来的哀伤。我非常喜欢那篇散文，也许它替我寄托了对博尔赫斯的一片深情。虽然我没能够把那篇文章发表出来，但我同开愚一样相信博尔赫斯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它照亮了一片幽暗的未曾开拓的文学空间，启发了一批心有灵犀的青年作家，使他们得以一显身手。”

（文/黄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