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着中国宗教服装的传教士利玛窦（左）与徐光启。

1610年，明朝的万历三十八年，北京城分外热闹，各地来京赶考的士子们，慕名拜访耶稣会士利玛窦—中国士大夫尊敬的“西儒利氏”。他不仅精通中文，而且乐于和中国人打交道,每天都要接待几十位客人，回答他们的问题，介绍自己的中文著作，以及他的藏书。每隔三四天，还要回访一些重要的客人。

5月3日，外出访客返回教堂的利玛窦，头痛得厉害，他病倒了。人们请来了京城首屈一指的名医，诊断为轻微的时疫，开了一剂汤药。病情丝毫不见好转。神父们又请来六位名医会诊，依然不见起色。1610年5月11日，星期二，晚上7时，利玛窦逝世。1552年10月6日出生的他，享年58岁。

丧礼举行了四天。前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画家游文辉为利玛窦画了一幅像，四年后，这幅画像被带回罗马，和圣依纳爵·罗耀拉以及圣方济·沙勿略的画像一起，在耶稣会教堂供人瞻仰。

在教友的申请和高官的支持下，神宗皇帝赏赐他一块坟地，人们在位于平则门外的二里沟为利玛窦修建了颇有气派的墓园。这位为信仰而献身的科学家传教士，终于长眠在远离故国万里之外的中国。至今我们仍可以在北京三塔寺看到利玛窦墓，它的墓碑依然保存完好；他所创建的北京天主教堂也巍然屹立在原址，人们在瞻仰中沉思，缅怀这段中西文化交融历史的使者Matteo Ricci。

读四书五经过目不忘

1552年10月6日，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的马切拉塔城。1568年，他进入罗马大学，并且加入耶稣会。他师从著名数学家、开普勒和伽利略的同事克拉维斯（Christopher Clavius）学习哲学、数学，同时学习欧几里得几何学、物理学、托勒密天体力学、地图学等。在耶稣会神学家的指导下，练习如何对教义进行清楚的解释。1577年，他成为耶稣会传道团的成员，次年前往果阿，在圣保禄学院任教，1580年成为神父。

1582年，范礼安神父邀请他前往澳门。当时的澳门不仅是全球化贸易的主要港口，而且是中西文化交流的唯一通道，传教士进入中国，几乎无一例外地必须先在这个对外开放的城市落脚，寓居圣保禄教堂（俗称三巴寺），在那里研究传教方法，学习中文。1583年，利玛窦成功地在广东肇庆站稳脚跟，从此再未离开中国，为中国的传教事业贡献了他的一生。

利玛窦总结了前辈们在中国传教活动的经验教训，注意调适与会通，尽可能使得天主教适应中国的国情。为了使天主教教义和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他概括为六个字：“合儒”、“补儒”、“趋儒”，一言以蔽之，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以后接受好友瞿太素的建议，脱去僧服，换上儒服。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中国教徒对祖先的崇拜；不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博得了士大夫的好感与崇敬。他在肇庆、韶州先后滞留15年，埋头钻研儒家经典，达到过目不忘的水平，令士大夫们大为惊讶，称他为“西儒利氏”。

利玛窦花了近十年时间撰写的《天主实义》，注意到与儒家思想的协调，援引儒家经典的字句，论证西方的“天主”就是中国的“上帝”，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并把基督概念的“爱”与儒家的“仁”等同，爱上帝重于爱自己，爱别人如爱自己。他解释道，之所以把天主教教义和儒家经典相比附，目的是：“八万里而来，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因为这个缘故，徐光启说，读了《天主实义》，竟没有发现天主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

利玛窦的传教活动获得了瞿太素、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先后接受洗礼，皈依天主教；也得到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官僚的支持，使他能够进入首都北京。临清太监马堂把他请求进京呈献贡品之事，报告了皇帝。万历二十八年十二月五日（1601年1月8日），明神宗批阅了马堂的奏疏和所附的贡品清单，就在奏疏上批示：“方物解进，（利）玛窦伴送入京。”十二月二十一日，利玛窦由天津进入北京，三天后，向明神宗上疏并进献贡品。

这份奏疏是这样的：

大西洋陪臣利玛窦，谨献土物于皇帝陛下。臣本国遥远，从来贡献不通，逖闻天朝之声教文物，窃愿沾被余溉，终身为氓，始为不虚此生。因此辞离本国，航海远来……谨以天主像一幅，天主母像二幅，天主经一本，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报时钟二架，《万国图志》一册，西琴一张，奉献于御前……

明神宗看到奏疏与贡品清单时有何反应，明朝官方文献没有记载，利玛窦的回忆录却写得很具体：“当皇帝看到耶稣受难十字架时，他惊奇地站在那里高声说道：‘这才是活神仙。’尽管这是中国人一句陈词老调，他却无意中说出了真相……”几天之后，皇帝派人向神父们询问有关欧洲的每一件事情，受皇帝指派的太监向神父们学习操作自鸣钟的三天还没有过去，皇帝就迫不及待地把钟要去了，一直把它放在自己面前，喜欢看它并听它鸣时。然而他始终没有接见利玛窦或其他耶稣会士。

利玛窦又写了一份奏疏，请求皇帝在京城内拨给他们一个安居之处。皇帝没有书面批复，却让太监口头通知利玛窦，可以放心住在京城里，以后还可以每四个月领到一次津贴。皇帝的这种宽容态度，极大地影响了高级官僚，为利玛窦居留北京、建立教堂提供了方便。

“平行线”“对角线”沿用至今

利玛窦带来的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科学文化，令当时的知识阶层耳目一新。西方学者瑞尔（Ian Rae）在《寻找文化的契合点—论早期天主教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方式》中说：“早期的耶稣会传教士，特别是利玛窦神父，敏锐地看到中国人的数学知识虽然并不落后，却未能将其应用在诸如天文学这样的领域。不过，耶稣会传教士确实希望唤起中国人对欧洲科学的兴趣，并借此发展传教活动。”可以说，如果没有利玛窦，就不可能造就晚明时代如此众多的中国科学家与科学成果。

利玛窦在肇庆时期，最有影响的科学创举是把欧洲的地理学与世界地图首次介绍给中国人，这就是《山海舆地全图》。他在中国居留的28年中，绘制了多种世界地图，其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是万历三十年(1602)由李之藻为之刊印的《坤舆万国全图》。这幅地图，据说有四种正统版本、十种以上的仿刻本和摹刻本。

利玛窦编绘的《坤舆万国全图》，不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天圆地方”观念，而且让人们睁开眼睛看世界，中国只不过是地球上的一小块而已，从而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这种世界地图是把地球分成西半球和东半球展现在平面上，地处远东的中国当然在地图最东面的边缘地带。士大夫们固然为开拓眼界而兴奋，也为堂堂天朝“中央之国”居然僻处地球一隅而沮丧。利玛窦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立即作出迁就，于是他改变设计，迎合中国是“中央之国”的观念，把子午线从世界地图的中间向西移动170度，使得中国正好出现在《坤舆万国全图》的中央。

翻译介绍欧几里得几何学，是利玛窦和徐光启合作成功的卓越范例。欧几里得是古希腊数学家，他的《几何原本》是希腊古典时期数学成就的总结性著作。利玛窦到中国后，利用他的老师克拉维斯的拉丁文译注的《几何原本》讲授数学，有志于把它译成中文。他告诉徐光启，除非有突出天分的学者，没有人能承担这项任务并坚持到底。徐光启接受了挑战，经过日复一日的勤奋学习，长时间听利玛窦讲述，徐光启已经能够用优美的中文写出他所学到的一切东西。于是万历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1606-1607)，由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中译本，终于完成了。这是欧几里得著作的前半部六卷，涉及三角形、线、圆、圆内外形、比例等，徐光启把它印成一册出版。前面有两篇序言，第一篇是利玛窦写的《译几何原本引》，介绍欧几里得的原作以及克拉维斯的注释，并且列举了几何学的用途，诸如测量天地、建筑、机械制造、绘制地图等；第二篇是徐光启写的《刻几何原本序》，他说：学习此书，可以“挈祛其浮气，练其精心”，“次其定法，发其巧思”，“百年后必人人习之”。果然不出所料，此后《几何原本》一版再版，成为一本畅销的经典著作。利玛窦和徐光启首创的几何学名词术语的中文表述，例如点、线、直线、曲线、平面、四边形、多边形、平行线、对角线、直角、钝角等，一直沿用至今。

向欧洲介绍孔夫子

在利玛窦和其他耶稣会士的影响下，中国人开始真切了解世界，涌现出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先行者。许多传统知识分子成为晚明杰出的科学家、对西方文明有透彻了解的政治家。

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是利玛窦的朋友和学生，以他们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放眼看世界，为文化思想界带来了一股新风。种种迹象表明，一个启蒙时代已经悄悄来临了。

饶有兴味的是，人称“异端之尤”的思想家李贽与利玛窦也有交往。李贽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到他和利玛窦（他称为“利西泰”）的关系，说：“承公问及利西泰，西泰大西域人也，到中国十万余里……今尽能言我此间之言，作此间之文字，行此间之礼仪，是一极标志人也。”看得出来，一向以狂狷示人的李卓吾对利玛窦是推崇备至的，出于心仪，他写诗相赠：“……回头十万里，举目九重城。观国之光未？中天日正明。”在利玛窦的回忆录中，对他们“三度相会”有详细的记录，称他为“儒家的叛道者”。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受到当局的诬陷，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被逮捕入狱。76岁的李贽在狱中自刎，以刚烈的死表达他对当局的最后抗议。利玛窦获悉后，深感痛心，高度评价他是“中国人罕见的范例”。他们二人的“三度相会”，反映了李贽渴望吸收先进的“西学”，追求东西方两种思想的碰撞与交流的强烈欲望。

利玛窦在从事西学东传的同时，也关注汉学的西传。早在广东韶州时，他就用拉丁文翻译《四书》，还加上许多注释，成为耶稣会士的读本。因此，裴化行的《利玛窦神父传》，称这是“欧洲汉学的发端”，并无夸张之嫌。法国汉学家安田朴（Rene Etiemble）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一书中说，利玛窦首先向欧洲介绍比耶稣基督早551年的孔夫子，在中国人中获得了极高的名声。

1612年，利玛窦神父的继任者龙华民神父，把金尼阁神父派回欧洲向教皇汇报工作。金尼阁向欧洲人民推出了一本书，书名是《由耶稣会神父们从事的基督教远征中国史，取自利玛窦神父的记述》，它的中译本，就是名闻遐迩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此书的拉丁文版，1615年在德国奥格斯堡出版，很快不胫而走，先后出现了各种文字的版本，影响巨大。人们从中认识了以前非常陌生的中国。毫无疑问，这是从马可·波罗以来最真切的对中国的观察和介绍。

据学者们研究，耶稣会士在中国将近两百年中，写了许多有关中国的著作，其中17世纪出版的单行本66种，非单行本41种，未刊作品42种。它们对中国的描述由浅入深，由点到面，由全景式概述到专题研究。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介绍和研究，在欧洲引起了巨大反响，犹如西学东渐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一样。

今年是利玛窦逝世400周年，意大利中部城市马切拉塔举行了系列活动，隆重纪念这位文化巨人，北京和上海也有大规模的纪念活动，感念这位沟通中西文化的第一人。对人类历史有贡献的人，是不会被人们遗忘的，也是不可能被屏蔽的。